第四节
    
    “解放”我时，调查我的“上书”，在北京遇见好人，我“逢凶化吉”


    1969年4 月，我们在胜利塘修坝期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九大”。这时，
在国际上中国和苏联是彻底闹翻了，还发生过“珍宝岛”边界的军事冲突。同时
也就和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都闹翻了。只剩下阿尔巴尼亚这个“小朋友”，当时
中国叫做“欧洲的社会主义明灯。”和越南关系也日益恶化。和东面“生死于共”
的邻邦朝鲜，因为在中国和苏联的“论战”中，朝鲜采取了“骑墙”政策，关系
也日益失去友好。所以，“九大”不可能象“八大”那样邀请兄弟党参加。“九
大”是在完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会议开完了，发表了“公报”，大家才知道
开了“九大”。这次代表大会，无论从哪方面说，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是
空前绝后的。这次“九大”毛泽东指定林彪作为党的法定接班人，写在党章上。
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是绝无先例的。一个以争取民主自由为口号起家的
党，怎么可以设想这样明目张胆地违反民主程序“指定接班人”呢？

    从公报上看，会议排列坐次，毛泽东就把老一代的革命家，大大羞辱了一番。
他们的坐席都被排到右边，很明显地说他们是一批“老右”，而江青、王洪文、
张春桥和林彪的老婆等造反派的坐位，都排到了会场的左面。这次所谓“团结的
大会”实际上是“分裂的大会”，把重多打天下的老革命、元帅、将军，都“封”
为“右派”，不是在党内制造分裂吗？

    我是在“九大”以后被“解放”的。在“解放”我的时候，因为我1962年的
“上书”，发生了一点曲折。

    前面叙述过：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为了我1962年向党中央、毛主席的两
万言“上书”，曾经煞费心机：采取了“既交待又没有真正交待”的策略。我写
的那张小纸条，交给作协机关的“文革小组”。当时未引起造反派的注意，一直
在我的专案材料袋中放着。“九大”以后，解放干部的事，又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我还是第一个被“解放”。在专案组重新研究对我的所有检举、揭发和我自己的
“交待材料”时，发现了我那个纸条。这使要解放我的造反派有些吃惊：原来韶
华在1962年，还向党中央、毛主席上过书！这是不是象彭德怀一样的“上书”呀？
韶华是第一个解放的干部，如果解放错了，我们会很被动。为了慎重，最好去党
中央档案局查查原件，如果不是属于反党性质的“上书”，再解放他不迟。当时
要到中央档案局查某项档案，需要省革委会开介绍信。他们真的开出介绍信，派
了两个人到北京去查档案。查档案的过程，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到北京执
行那次“外调”任务的同志告诉我的：

    他们两人到了北京，找到中央档案局，接待他们的军代表，是一位白发苍苍
的老同志。他看了盖着辽宁省革委会大印的介绍信，说：我们给你们查一查，看
看有没有这封信，一个星期之后你们再来。

    过了一个星期，外调的同志又去了，还是那位白发苍苍的军代表接待的。从
这位军代表的口气看，他们还真的查到了原信。军代表首先问我们那两位“外调”
的同志：“你们为什么要查韶华写给党中央毛主席的信呢？”

    这两位同志答：“韶华是我们单位的' 走资派' ，我们要查一下他”上书
“的内容。”

    “韶华的' 走资派' 是谁定？”

    “革命群众定的。”

    “那不能算数。什么时候省革命委员正式批准批了才算数。”

    “我们能不能看一看，最好是抄一份……”

    “韶华现在还是共产党员嘛。他写给中央的信既不能给你们看，也不能给你
们抄，你们群众组织没有这个权利……”

    停了一刻那军代表又问：“你们学过' 九大' 党章吗？”

    “学过。”

    “' 九大' 党章规定：一个共产党员，对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什么意
见，可以给党中央写信，甚至直接给毛主席写信。如果韶华这封信有问题，我们
会转给你们的。我们没有转给你们，说明这封信没有问题，你们回吧。”

    这样，他们完成了外调任务。他们也希望我的“上书”没有问题，尽快地
“解放”我呢。

    后来我听他们给我讲这次“外调”经过，对档案局这位军代表怀着深深敬意。
在三十多年以后的今天看，那封信不仅没有问题，而且信中提出的问题，还远远
没有真正解决。但那封如果在当时拿出来，我的“反党罪行”就够“滔天”了。

    我不知道这位解放军代表，为什么如此地保护一个和他素不相识的人。是根
据他在党内的生活经验，和我有同样观点呢？还是别的原因？总之我一直非常感
谢他。1985年我到中国作家协会任书记工作时，曾经打听过这位白发苍的军代表，
想认识一下并和他谈谈，但事隔十多年，我没有打听到这位值得我尊敬和感谢的
同志。有人说我是“福将”，我总是遇到好人，“逢凶化吉，遇难呈祥”。

    既然外调得到这么一个结果，我的被“解放”就水到渠成了。如果他们不想
解放我，我检讨得再深刻，“上纲”再高，表现得再“沉痛”也没有用。如果想
“解放”我，即使我把第一次最不“深刻”的检讨拿来讲一遍，也会顺利通过。
所以这次“解放”我的批判会，我没有象前次那样“酝酿”情绪，没有故作“沉
痛”，只是把半年前的检讨稿念了一遍，就宣布“解放”了。从此我仍然是共产
党员、革命干部，没有人再对我“怒目金刚”的训斥，我算是和大家一样平等的
“人”了。原来斗我最积极的人，还表示对我格外关照。有一次去植树，那位同
志向我说：“韶华同志，你年纪比我们大，可不要累着，休息一会吧。”

    我心想：“去你的吧，这时候和我套近乎了！……”因为当时盛传我要“进
革”。如果我进了革，谁留在盘锦修理地球，谁调回城市，命运就掌握在我的手
里了。

    但是我没有“进革”（进革危险，我也不想进）而是参加了“三宣队”（军
宣队、工宣队、农宣队）中的“农宣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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