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历史"周期率"谈话
                              清醒时期的毛泽东          

      弱小者的胸膛往往是宽阔的；
      星星之火需要大风的帮助；
      单行者希望伙伴；
      在刚刚掌握政权的时候，毛泽东是清醒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那时，她象磁石一样吸引着无数
革命的追求者，爱国主义者，知识分子和各界精英人物。1939年毛泽东还为中共
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延安——有着大海纳百川一样的胸怀！

    在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毛泽东已经高瞻远瞩地想到了胜利以后。

    1945年7 月 1日，抗战胜利前夕，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从“雾都重庆”来到
延安。为抗议重庆的黑暗，作为国民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曾经白天在大街上打
着灯笼。那里贪污腐败，特务横行，政治的专制，使许多公共场所，都贴着“莫
谈国事”，以提醒人们不要为此被铐上枷锁。当黄炎培先生来到延安的时候，看
到的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这块地方，政治清明，军民团结，上下一致，一派新鲜气
象。在这里他看到了希望，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可是他回顾历史的风云变幻，向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黄先生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 其兴也勃
焉' ，' 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
有能跳出这' 周期率' 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
一人不卖力，不怕艰难困苦，努力从万死中觅取一生；继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
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时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为多数，到
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一步步扩大了，
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
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
部历史，' 政怠宦成' 的也有，' 人亡政息' 的也有，' 求荣取辱' 的也有。总
之没有跳出这个' 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
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 周期率' 的支配。“

    黄先生为历史各朝各代的兴亡幻演、政权更替，描绘了一幅连环画卷。用现
在的语言可以作如下通俗表述：当一个政党或者一个团体在夺取政权的时候，因
为万众一心，不怕任何艰苦困难，于是“其兴也勃焉”；一旦当政，随着权力的
增大，时间的推移，便慢慢发生腐败现象，于是“其亡也忽焉”。

    毛泽东立即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
路，就是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
会人亡政息。“

    这就是毛泽东和黄炎培那次著名的关于“历史周期率律”的谈话。黄先生回
到重庆后，以赞佩的口气写了一篇文章“延安归来”。

    过去半个多世纪了，历史怎么回映的这次谈话，不久我便可以看到。

    在那个时期，毛泽东的清醒，表现在许多方面：

    首先，他从来不给自己做寿。1944年民主人士续范亭先生问及毛泽东的生日，
毛泽东告诉了他。续先生想，去年12月26日不是毛主席的诞辰吗？当时他正好在
延安，怎么当时一点表示也没有呢？他不禁感慨万千，当即赋诗一首：

    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
    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

    其次，1944年春，郭沫若先生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了著名文章《甲申
三百年祭》。写的是农民起义军李自成打进北京后，刚刚登基称帝，就开始腐化
堕落，内部争权夺利，互相倾轧，结果走向失败。毛泽东立即写信给郭沫若，说
这篇文章写得好，并且列为中共的整风文件。毛泽东并多次指出“不要学进北京
之后的李自成”，以免蹈其失败的覆辙。

    第三，他反对把自己和马、恩、列、斯并列。1948年 8月13日，在延安被称
为“五老”之一的老革命家吴玉章同志，给周恩来发了一个电报，提出：要学习
“毛泽东主义”。毛泽东立即对吴老作了答复，说“现在还没有毛泽东主义”，
并且指出：不要说什么' 马恩列斯毛' ，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也是错误
的。

    第四，进北京之后，党中央还专门作了五条决定：一曰不作寿，二曰不送礼，
三曰少敬酒，四少拍掌，五曰不以人名作地名。

    第五，1950年 9月20日，毛泽东得知湖南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要给毛泽东
整修故居，并且专门修一条公路。毛泽东立即给他们写信，提出批评：

    据说长沙地委和湘潭县委，现正进行在我的家乡为我建筑一所房屋并修一条
公路通我的家乡。如果属实，请令他们立即停止，一概不要修建，以免在人民中
引起不良影响。是为至要。

    此外，还有许多小故事，说明毛泽东那时是如何的谦虚谨慎：

    著名作家舒群回忆：当时在延安要见毛泽东是很容易的，特别是文艺界人士。
有一次，毛泽东请他和诗人柯仲平喝酒。柯仲平是个酒后兴奋式的人物。几杯酒
下肚，说起话来没完没了。舒群看看夜深了，悄悄拉拉柯仲平的衣襟：意思是我
们该告辞了。这一小动作让毛泽东发现了，他小声对舒群说：“你让他把话说完
……”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一开始毛泽东就说：“同志们，座谈会
开了三天，开得很好。对文艺，我是小学生，门外汉。向同志们学习了很多东西
……”

    那次会议照相，也没有象现在这样按等级“排座次”，而是随便坐的。

    刚刚进北京不久，毛泽东接见民主人士，要照纪念相。毛泽东说：我个子高，
我站后面。没有建立政权，便没有立“朝纲”，不排座次，大家平等和谐。

    从党内高层领导之间的关系说来，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团结的，和谐的。
重大问题都是集体决策，民主集中制得到贯彻，毛泽东在党内也有民主作风。大
家有了不同意见，也敢于和他争论。象抗战胜利后他应邀去重庆谈判这样的事，
有的领导同志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毛泽东去重庆不安全，采取了少数服从多数的
表决办法，才作了决定。

    王明等人的极左路线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巨大损失，也整过毛泽东本人。但毛
泽东对他们还是采取了团结的态度。毛泽东有一句名言：所谓团结就是团结有不
同意见的人；意见一致就不存在团结问题。所以在“七大”会议上，他甚至亲自
动员党代表选举远在莫斯科一直还在反对他的王明当中央委员。可见在那个时候
毛泽东胸怀是多么博大，头脑是多么清醒！

    毛泽东有一句至理名言：“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并且告诫全党：
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

    至于1949年 3月 5日，在中央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关于“中国革
命的胜利”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不值得骄傲”，要防止“糖衣炮弹”袭击的
著名讲话，则为每个党员、干部所熟知，我们这里就不引用了。

    1952年的“三反五反”运动，枪毙了有过赫赫战功的贪污腐化的老干部刘青
山和张子善，则是防止党政干部腐败的一个具体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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