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身边的右派分子

    从反右派斗争到“文化大革命”，在舆论上是进行了长期准备的，冰冻三尺，
决非一日之寒。

    “搞社会主义只有经济基础上革命，是不巩固的，必须进行政治思想上的革
命”，对这一理论我是坚信不疑的。党中央进北京之前，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以
“反对糖衣炮弹”为口号，就开始批判资产阶级了。但当时批判资产阶级的主要
内容是，防止在革命胜利后的骄傲情绪，不要接受资产阶级的捧场。后来越来越
发展，一直到在学术领域内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思想，不断进行思想上的阶级斗争，
一直发展到“资产阶级在党内”。

    1954年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资产阶级思想，1955年批判胡风“反革
命集团”，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我都参加了。但那时我在大伙房水库任职
体验生活，只是临时被调回辽宁作协，参加了几天会议，发了言，写了批判文章，
又回水库去了。

    反右派斗争时，我在水库工作，在我的身边，有两个人被定了“右派”：一
个是“水库报”姓李的编辑，一个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中耀。

    1957年春夏之交，正是大伙房水库拦河大坝施工最紧张的日子。大坝必须在
六月底达到海拔 125公尺拦洪高程，否则汛期来了洪水，下游两大城市抚顺、沈
阳和十多个县，就顿成泽国。工地从早到晚，广播喇叭喊的全是“六月底”！
“125 ”！当党委开会研究是不是按照上级指示，立即在水库开展“大鸣大放”
的时候，因为我在党委分管宣传这一摊，大家问我是怎么贯彻大鸣大放精神？我
当时并没有预计到要反“右派”，只是觉得现在拦洪任务正紧，掀起鸣放高潮，
什么意见都会有，可能会影响拦洪任务。我说：我们情况特殊，鸣放可以推迟到
拦洪之后。党委同意了我的意见，水库没有立即贯彻执行。到了七月份，水库完
成了拦洪任务，反右派在全国展开，再动员鸣放，已经没有人敢讲话了。为此，
少打了不少右派。

    李编辑是怎么被打成右派的呢？因为水库某一位领导，还是一位经过长征的
老红军，中午坐着小汽车去在一个叫做“消能塘”的地方游泳。这个地方是交通
要道，男女职工从此经过，看见他赤身露体的很不雅观，水库全体职工都在奋战，
这位领导却在悠闲的游泳。李编辑偷着拍了他一张照片，还写了一篇题为“不平
则鸣”的讽刺性小品文。虽然文章和照片都没有发表，但有人揭发出来，说李编
辑“攻击”老干部，必须定右派。谁也没有能力挽救他。

    第二个定为右派的是党委宣传部副部长李中耀。李原来是黑龙江省文联的专
业作家。前年中宣部有令，要取消省一级的专业作家编制，让他们到基层深入生
活。为了此事，李中耀曾经给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写过一封信，提出不同意见。反
右派高潮时，黑龙江省来信，说李中耀反对中央政策，应定为右派。当时我分管
宣传部，处理这个问题，我不能推诿。但我觉得李中耀不过是给领导写信，提了
个不同意见，而且也合乎组织手续和党的原则，便复信给黑龙江省文联，不同意
定李中耀右派。他们回信说，如果李中耀不定右派，我们这里谁也定不上右派！
我又要“整风办公室”（分管反右派斗争）写信给黑龙江省文联，说：定右派标
准有一条：是不是在“大鸣大放”中向党进攻了。李中耀在鸣放中没有反党言论，
我们没有批斗他的材料。我们提出两个方案：一个是你们把李中耀领回黑龙江批
斗；或者你们组织一个“班子”来水库批斗。这时，信件来来往往已经拖了三、
四个月，根据中央决定，马上要下放二十万干部到农村锻炼。谁去谁留，各单位
都乱哄哄的，我估计他们既不能来人，也不会同意让李中耀回去，即使回去了，
他们自己还前途还未卜呢，还有兴致斗别人呀！这样一直拖到1958年夏天，李中
耀的右派也没有定成。

    1958年秋，我因为应约写一个电影剧本，离开水库一段，李中耀还是定了右
派，原因是党委领导层中有人对他有意见。后来我才了解到：李中耀在水库犯了
两个“错误”：一个是他编“水库报”时，登过一篇文章。因为水库虽然在“六
月底”大坝达到了拦洪高程，但洪水还没有来，党委号召职工：要再接再励，加
高加固大坝，不能有“松劲情绪”。这时有一篇来稿，题目是“孙悟空游水库”。
说是孙悟空得知下界修建了一个大伙房水库，十分壮丽。他来水库旅游，到各工
区一看，到处有“松劲情绪”。李中耀觉得这篇文章配合一下反“松劲情绪”有
好处，就刊登了。为发表这篇文章，有人说李中耀是“诬蔑社会主义建设”。其
次是《光明日报》副刊登过一篇解释“三十六计”的短文，作为“语文知识”，
李中耀在“水库报”上转载了，因此说他刊登“三十六计”是“宣传封建主义人
生哲学”。而这两篇文章，都不是他写的，也没有什么“反党”动机，一乱上纲，
就定了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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