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暴风骤雨席卷中国大地

    1965年我奉命到抚顺钢厂搞“四清运动”。我生性喜欢工业。钢铁是一条重
要战线，我打算“四清”结束的时候，留在钢厂任职体验生活，过几年写点反映
钢铁工业题材的作品。

    1966年 5月下旬的一天，驻抚顺钢厂“四清”工作队召开党委会，传达中央
一份重要文件。当时工作队队长是原省委文教部部长蔡藜同志。在会上蔡藜对我
说：“老周，这文件讲的是你们文艺界的事，由你传达吧！”

    我接过文件一看是《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并没有料到这是一场12级风暴的信号，但是我读着读着，
身上一阵一阵发冷，连声音都打颤了，好象一块寒冰突然从头顶上砸下来似的。
在座的其他同志，也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大灾难来临，只是当成一份文艺文件听的。

    这天回到宿舍，我想了很多：怎么能说，三十多年我们被一条“文艺黑线”
专了我们的政？我们现在的文艺骨干，一部分是延安和老解放区来的，一部分是
国统区的进步作家和艺术家，经过这么多年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一直遵循着
“讲话”精神，怎么还被什么“黑线”专了政？这是真话？是假话？如果是真话，
那么这么多年党干什么了？象我这样一个作家，一直是把自己的笔作为党的枪使
用的，一直是“从属”着党的政治的：土地改革下乡，抗美援朝过江，经济建设
去大伙房，我写的人物尽是工、农、兵英雄和他们的生活，我是被谁专了政呀？

    不久，又传达了“五一六通知”，“文化大革命”风暴开始席卷中国九百六
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了！

    我在抚顺市特殊钢厂搞“四清”时，每一至两个星期回沈阳一次。本来各家
各户，原来都贴有毛主席像的。从这年春天起毛主席像越贴越多了。那天我回家，
一见墙壁上到处都贴着毛主席像，大大小小有上百幅，都是从每天的报纸上剪下
来的，几乎把整个墙壁都贴满了。我问母亲：“你贴这么多毛主席像有什么用呢？”

    母亲已经八十三岁，虽然耳朵聋些，但身板硬实，脑子也清晰。她说：“隔
壁他金大嫂说，毛主席像贴得越多越好。”

    我说：“你贴那么多，不成糊墙纸了。”

    “人家都这么贴，你别管了。”

    我想：毛主席应该在我们心里，争着往墙上贴可不是好事。

    大约在这月下旬的一天，我从抚顺钢厂回到辽宁作协，就让我大吃一惊了：
整个“帅府大院”，院里院外，房前房后，会议室里，走廊上，地下室，凡是有
墙壁的地方，都贴满了大字报。地方不够用，大一点的房子，中间还横七竖八地
拉了一些绳子，层层叠叠，五光十色的纸张挂得象万国旗。大字报的内容全是揭
露辽宁作协当权派马加（主席、党组书记）思基（评论家、副主席）和我（我也
算当权派之一）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罪行的。也还有批判揭发其
他老作家的大字报。我当时心中嘭嘭跳着，一张一张地先看有关我的“罪行”的
大字报，接着浏览了其他人的大字报。以前我回作协时，同志们都热情地问长问
短。这次见面，人人都躲着我，面孔也是“怒目金刚”式。难道才过了这几天，
我突然变成一个敌人了？

    我悄悄地用小本摘抄了大字报关于我的“罪行”的内容：

    第一，我在1962年 8月参加了“大连反党黑会”。

    这次会议的原委是这样：经过1958年狂暴的“五风”，农村饿死了那么多人，
大家都感到农村题材难写：歌颂光明吧，大家看到的都是阴暗面；揭露阴暗吧！
按照反右派的经验，肯定是大毒草。文艺作品要反映真实生活，“假大空”和
“高大全”怎么感动读者？所以大家都感到农村题材难写。于是代表党领导文艺
工作的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邀请了写农村题材的
赵树理，周立波，李准等名家到大连开创作座谈会。辽宁省参加这次会议的有马
加、方冰和我三人。这次会的全名是：“关于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简称
“大连会议”。

    我在大连会议上曾多次发言：在讨论这几年造成我国三年困难的原因时，我
讲了一句“天灾人祸，人祸是主要的”。方冰的发言讲的虽是文艺创作中塑造人
物形象的“高大全”问题，但讲得很尖锐：他说，我们在创造英雄人物时，往往
是“吹猪拔毛”。大家一时不知道的“吹猪拔毛”是何所指。他继续解释说：
“写人物只能写英雄，而写英雄人物又只能是高、大、全，象吹猪似的吹得很肥，”
毛“刮得干干净净——不能写任何缺点，结果虽然弄得白白胖胖，光光堂堂的，
但却是一条死猪。”

    大连会议上还有一个命题：既然大家感到英雄人物难写，而现实生活又是非
常复杂的，社会上的人物是各色各样的，反映在文艺作品中的人物，也应该是刻
画各种典型。恰好在这次会议前夕，山西作家西戎在《人民文学》上发表了一个
短篇《赖大嫂》，描写了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中间人物。邵荃麟在总结发言中
提出来：英雄人物可以写，中间人物也可以写。这就是以后反复批判的“中间人
物论”的来源。后来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工作的一位领导。在批判邵荃麟时讲：邵
荃麟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方，开了一个错误的会议。前后两个“错误”，
还勉强讲得通，不知道为什么“大连”成了“错误”的地方！

    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参加这次“黑会”者，没有一个“漏网分子”， 
和再这次会议中大家讲了些真话有直接关系。邵荃麟竟被迫害致死，那是后话。

    大连会议时，邵荃麟还天真地沉浸在“不搞五子登科”的宽松环境中。按照
七千人大会的不搞“五子登科”的精神，原来是不准备作纪录的。可是邵荃麟说，
还是作个纪录好，会后整理一份“简报”给中央，反映一些情况。他劝大家放开
思想讲真话，不要有顾虑。于是就作了纪录。邵荃麟哪里知道，就在他让大家敞
开思想发言，号召大家“出气”的时候，毛主席在北戴河八届十中全会上，已经
又讲“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大连
会议所有的发言纪录，已经复印发到凡有作家参加该次会议的各省领导机关。前
两天，“人民日报”已发表评论员文章，点名说“大连会议”是一次“反党黑会”！
我的发言白纸黑字，纪录在案，翻不了的。这又是一次“秋后算账”！，我们这
些参加革命二十多年的老党员，怎么那么天真呢？

    大字报揭发我的第二条罪行，是我从1961至63年，陆续写了几十篇寓言。我
当时写寓言的动机有二：其一，当时我是很虔诚地拥护反帝、反修的。比如“肉
包喂狼”，我的故事讲的是：有人（指修正主义）认为对于狼不要刺激它，只能
尊敬它，他修了一个“狼神庙”，让过路行人给“狼神爷”烧香叩头，供上肉包
敬它，“狼神爷”就会保这一带平安。结果狼吃了肉包，还要吃过路行人，最后
还是哨捧解决了问题。这很明显是反帝的，可是大字报说我这篇寓言中的狼，是
影射党的！真没有见过这么颠倒黑白胡乱上纲的！其二，我当时觉得我们的工作
生活中，有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说大话，官僚主义，特
权思想等等，我都写了寓言。其中有一篇“干涸的河流”说的是河流载运舟船，
灌溉田地，功劳很大，但它居功自傲，不流动了，也就干涸了。对这寓言，大字
报说成是我：攻击党脱离群众。总之我的寓言全成了“三家村夜话”式的黑话。
……

    第三是我196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浪涛滚滚》。这篇小说当时在全国的反响
很大。我写这部小说时，想在工业题材方面有所突破。当时工业题材作品，普遍
存在着写方案之争，保守与先进之争的公式化倾向。我想把着重点放在创造各种
人物上。我写了一个自以为是，个人专断，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官僚主义者。
这个人还是一个老干部，省水利局局长。大字报说我是歪曲革命老干部形象，反
党之心，昭然若揭。这本小说还著重刻画了一个总工程师张醒民的形象，这是一
个高级知识分子，人很正直，他的人生观是从个人经历，完成了从爱国主义到共
产主义的转变。对这个人物，大字报说是“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丑化党
的领导形象相对照，更是“狼子野心大白天下”。1962年我在“人民文学”上发
表过一篇小说“风雨三人行”，写三个人走路，在两条河之间遇见暴风雨，洪水
把他们冲到一个两条河之间的孤岛上。他们往东走，没有道路，往西走，找不到
道路，最后往北走找到了道路，安全脱离险境。我本来是想写这三个人在面临生
死考验写人物品质性格的。大字报揭发我说：“往西，往东，往南都走不通，往
北走走通了。北边是什么地方，是苏修！这篇小说是要我们走苏联的修正主义道
路！……

    原来人们说“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现在是“人在运动中，有理讲不清”
——不是讲不清，是根本不让你讲话，不让你讲真话，怎么能说清呢？！

    对于《浪涛滚滚》的批判，有一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这本小说刚出版时，
辽宁作协作为一项创作成果，召开了一个座谈会。除省内的作家评论家参加外，
因为是写水利题材的，我在水库体验生活多年，还邀请了水库几位领导和朋友参
加。他们一致称赞这本小说是如何如何地表现了水库职工的什么什么……可是这
次我回沈阳时，水库原来的团委书记，来给作协送大字报，揭发《浪涛滚滚》是
大毒草，怎样怎样地歪曲水库生活和职工形象。同是一个人，同是一部《浪涛滚
滚》，你哪个意见是真话呢？不过是赶赶“风头”，表现一下“革命”而已，到
底能捞到什么油水呢？

    其实对我的作品的胡乱上纲，还不是最典型的。1958年，辽宁展览馆开馆时，
门前有一尊毛泽东塑象。过了这几年，大家感到不够理想，想另塑一尊。可是原
来的塑象因有四五米高，仓库放不下，就锯为三段。这事被红卫兵小将揭发出来，
说是“反革命分子要' 肢解毛主席' ”展览馆长被斗得死去活来。那时的报纸，
每天在“报眼”上必须登一段主席语录，并配发一张“宝象”。陕西日报在第二
版登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映着太阳看，第一版的
“宝象”，正好映在“纸老虎”三字上，居然动员了三万群众围攻陕西日报三天，
据说这是攻击毛主席是“纸老虎”！谁能够对着太阳看报纸两面呢？“阶级斗争”
这个纲，把人们都煽疯了？

    对我的作品的胡乱“上纲”我并不怎么害怕。即使是可以胡分析的寓言，我
当时给鸭绿江寄稿时，对每一篇的主题，都附有说明，我日记中对哪天写了篇什
么寓言，影射什么，也都有记载。到时可以拿出来作为我创作心态的证明：没有
一篇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我最担心，最害怕的还是我62年给党中央、毛主
席的两万言“上书”！

    我想，现在辽宁作协的当权派、老作家都被打倒了。都打倒了，彼此彼此，
从辩证法讲，物极必反，也就是都没有被打倒。况且在作协，我还不是“大头目”。
可是我的“上书”一旦被揭露出来，我马上就会成为作协天字第一号的“反党、
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了。

    我当时分析：“文化大革命”这么一场大风暴，党中央会清理出这几年的各
种来信，凡是被认为有反党内容的，一定会转回原单位，进行批判斗争。大连小
说会议的记录不是都转回来了吗？我1962年那封两万言“上书”，如果用“文化
大革命”的观点分析，那是最大最大的大毒草。我交待不交待呢？如果不交待，
说我忘记了，怎么也是搪塞不过去的。看过这封信的安波同志虽然去世了，李荒
同志可能不会揭发我。但我还给辽宁的剧作家慕柯夫，评论家思基，诗人方冰看
过。当时都是作为老朋友，请他们提提意见的。一般说，他们也不会揭发我。但
人在面临严酷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为保自己，谁能保证谁呢？看来我还是交待
的好！

    但又一想，一交待我就成为本单位的重点对象了。罪恶最大的就是我了！就
“上书”的内容而言，给我戴什么样的反动帽子，都不过分。我自己就能戴！

    交待？问题虽然严重，但争取个好态度，处理时可以从轻发落；不交待？也
可以蒙混过关，但怎么能保证一点“风”不漏呢？我思想情感上，从没有这么矛
盾过，想来想去，自已劝自己：沉着点气，再想想……

    交待？不能交待！那几天我心里反反复复，拿不定主意。因四清工作队的工
作还没有交接，我借口回到抚顺钢厂。

    我的两万言上书原来的底稿存在一个铁箱子里。回抚顺时，我象小偷似的打
开铁箱，拿出底稿，揣在怀里，在那天黎明溜出了大帅府。

    我是抚顺钢厂四清工作队副队长，优待我一个人住一间房子。晚上，把门关
紧，用一块单子，把灯光罩暗，重新看那两万言“上书”。原来没有看时，已经
觉得问题百分严重了，因为有许多原话记不清了，这么重新一看，立时出了一身
冷汗，象跌在万丈深渊一般，来了个透心凉！

    我又一想，我们入党宣誓时，是要永远忠实于党的，这是必须服从的铁的纪
律。我如果不交出去，岂不是违反自己的誓言吗？可是在我入党的时候，自己犯
了什么错误，或者有什么错误思想，向党汇报了，并没有受到惩罚，也不会给戴
什么“分子”之类的“帽子”，现在既然他那样……那么我就可以这样……。

    “我决不能留下这一罪证！”“三思”之后，我下了决心。我虽然是自己住
一间房子，但在筒子楼里，左邻右舍都是四清工作队的同志，我没法烧，我这屋
一冒烟，他们会以为是失火了呢。我开始一点一点地撕，慢慢地把两万多字的一
罗厚纸，撕成指甲盖大小的纸屑。装作上厕所，把门关死，一下冲到马桶里去了。
这是我第一次“毁灭罪证”。

    消灭了“罪证”我一度又后悔过：如果主动交出来，争取个好态度，不是可
以从轻发落吗？但一是后悔也晚了，二是我也铁了心。随他去吧，你既然不让我
说真话，我就只好隐瞒“罪行”了。

    就这样我埋下个“定时炸弹”，它什么时候爆炸，我无法预测，即使爆炸了，
无非是一个死嘛！

    过了几天，我交待了抚顺钢厂的四清工作，回到作协，任务就是专门接受批
斗了。

    在这期间，我还是反反复复想那份“上书”。想了好多天，竟然想了个“两
全”的办法。我特意撕了个二、三指宽的纸条，有意把字体写得也很小，为的是
减小目标，也表示“事情不大”，以免引起注意。

    我在纸条上写：1962年，我给党中央毛主席写过一封信，内容是加强民主集
中制的建议。当时只拟了个提纲，按提纲写好了信，顺手把提纲丢了。特此说明。
韶华。

    纸条写好后，交给当时机关的“文革领导小组”。我想：如果中央把我的
“上书”转回来，或者有人揭发我，我可以说：“我主动交待了。”如果没有发
生上面两种情况，那我就躲过去了。我这一手还真灵：果然没有引起革命造反派
的注意。这张纸条夹在我的档案袋中。一直到1969年 6月造反派要解放我，重新
审查我的所有材料，这才发现了纸条。

    在“解放”我之前，为了查清我“上书”的内容，派了两个人到中央档案馆
外调，我又经历了一次风险。——这是后话。

    过了两天，大街上贴出大字报，说辽宁京剧院的著名演员徐菊华“畏罪自杀”。
“自绝于人民”！原因是他在《海瑞背纤》中演了海瑞。“文革小组”找他谈话，
说他是配合彭德怀翻案风，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要他交待自己的罪行。其实，他
只是按剧本排戏，他演《海瑞背纤》时，这类节目正在全国走红，庐山会议还没
有开呢，他和彭德怀连面都没有见过，何言“配合”？这是三句话就可以说清楚
的问题，在当时就是不让你说清楚。徐菊华害怕了。自缢身亡。我在省委文艺处
当处长时，和他接触过几次，他演戏那个认真劲，令人佩服，随后也就成了好朋
友。

    又过了几天，我的另一位好朋辽宁省文化厅副厅长王丕一，也自杀了。他在
抗日战争时期，在延安平剧团是个普通演员。解放后从政，当了官。但他酷爱京
戏。每当文艺界有联欢活动，他总要登台演一出《霸王别姬》，过一过戏瘾。这
时，毛泽东批评中央文化部，是“帝王将相部”和“才子佳人部”，王丕一在文
化厅分工管戏剧，免不了“执行文艺黑线”，“罪行累累”，“罪责难逃”，加
上支持演出《海瑞罢官》就更“罪不容诛”了。他只是戴上高帽，在文化厅的院
子里游了一圈，觉得冤枉，随即悬梁自尽。

    不久我的另一位好友剧作家海默被红卫兵打死。海默原来是北京电影厂的剧
作家，写过象《红旗谱》那样的在全国有影响的电影数十部，是一个才华横溢的
作家。因他爱人在辽宁，所以常驻沈阳。我们是无话不谈的朋友。

    唉！这时文艺界批斗“水平”，比起后来的“喷气式”，“踏上千万只脚”，
剃阴阳头，画花脸，用棍棒“触及皮肉”，还是“初级阶段”，但只是我文艺界
的朋友就死了三个。还没有轮到我呢。如果有一天，批斗我，我能不能经得起这
种人格污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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