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漫长的距离 以下就是她告诉我的。 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亨利进房间看了会电视,就倒在沙发上睡了。海伦还 在厨房里忙着,烧泡茶用的开水。我坐在客厅里,其实不能算客厅,只是厨房的一 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风隔了一下。但是因为海伦看不见我,她就大声喊叫着,好 像打长途电话似的,吹她的宝宝三星期前结婚的事。 她说的就是宝宝长,宝宝短,就像电视节目里吹赢这个,赢那个一样,每星期 都是老一套。 她儿子都三十一了,她还是叫他宝宝。但兴许海伦没叫错,她的宝宝还真是个 宝宝,被宠得连等公共汽车都不耐烦。一次,他的车子坏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口 气可亲热可有礼貌来:“啊,姨,好久不见了。啊,姨,身体还好吗?好,好。啊, 姨,能不能借您的车子用一下,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求职面试。” 三天后,他把车子还来了,里里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记——保险杠被撞得一塌 胡涂,可乐罐扔得满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没找到。 因此,海伦赞扬宝宝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正在想我怎么会为车的事生这 么大的气。因为我从不抱怨,回忆使我又一次怒气冲冲。我在想,我的儿子是不会 这样的,塞缪尔不会说客套话,作为借东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伦的车去参加 什么求职面试。他已经有一份工作,在新泽西,是一个高级福利管理员,分析病假、 病假补助,谁是真的生病,谁只是胡搅蛮缠。 海伦端着茶进来了,口中还是大声讲着,好像我在远处似的。此刻她正在讲玛 丽,“我有没有跟你说起过?玛丽几天前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和杜准备去夏 威夷度假——又要去!连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说,‘你已经去过了嘛。没必要 再去了。’可她说,‘没有人是因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为没必要去才要 去。’” 海伦把茶递给我。“我跟我女儿说,‘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 不去。我想去中国,我也去不了。’”海伦自己先笑了起来。“瞧瞧我的女儿!” 她又说。“噢,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昨晚半夜里,已经过了十点,她又给我打了个 电话。”海伦挥挥手,做出讨厌的样子。“把我吓个半死!我问她,咄什么事了? 有谁病了?出车祸了?杜丢工作了?’她说,‘没,没,没。我只是想打个电话。’” 海伦笑着说,“你是怎么想的?她干吗要打电话?说说看。” “她是个好女儿。”我说。 海伦摇摇头,“这一次她说她打电话不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根本不是打电话 的理由。” 海伦给我续了水,“当然呷,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个电话公 司做的电视广告,一个女儿给她母亲打电话,不为什么。我就对我女儿说,‘你那 么老远地打电话来,不为什么?那么,别说多了,太花钱了呀。’她说,‘没事。 八点以后,打折的。’” “于是我跟她说,‘别犯傻了。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说快些,电话费 还便宜些。谁知道他们的用意。’” “她说,‘啊,妈咪,电话费算不了什么。’” “我说,‘哇!算不了什么?怎么能说算不了什么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吗? 要这样,别把钱送给电话公司,送给我好了。’” 我想象得出海伦和她女儿争论的情景,她们浪费了钱来争论不要浪费钱的问题。 海伦真是蠢透了。 海伦叹了一口气。“结果我总算说服她把电话挂上了。”她看看我,开心地笑 了起来,然后开始用中文跟我说,“瞧,她还是听我的,她知道她母亲还是对的。” 她很响地啜了一口茶,“那么,这星期珍珠给你打过电话了吗?她也费了不少钱打 长途吧?” 我知道,海伦问我这个,实际上并不指望听到我的回答,因为她知道我女儿和 我是经常不讲话的,珍珠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电话。当然,她会打电话跟我说,苔 莎和克利奥在我这儿放一会。她也会打电话跟我说,你能在感恩节带点塞火鸡肚里 的中国填料来吗?她也打电话来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来说吧,她打电话告诉 我说,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过夜。实际上,电话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 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线电话里偷听呢。 “珍珠住得不算远。”我提醒海伦。 “圣何塞还是远的。”她争辩说,“有五十公里呢,区号也不一样。” “可她到我这儿的距离不是很远。”我说。 海伦还不罢休,“够远的了!你每分钟还得付附加费。你还是不能说得太多。” “兴许我们俩都不该说那么多,”我说,“亨利已经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 的丈夫,他躺在沙发上,嘴巴张得大大的,“我还是回家吧。” “亨利,起来!”海伦吼道,然后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张开 一只眼睛,两只脚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去了。 亨利离开后,海伦就跟我说了,“好了,兴许,我要讲点好消息给你听听。” 她笑了。 “什么样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从袖管里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啜了 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干吗把事情弄得像佛教仪式一样? “现在你可没地方好躲了。”她终于开口了。 “我没躲呀。我就在这儿。”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跳起来,找她的 皮夹子,一个大包,然后把手伸进去,在里面乱翻。看得出来,她在找一样东西, 急得要命。她摸出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摸出两袋飞机上吃剩的花生、饭 店里的牙签、她为防盗而准备的另一只小钱包。她把包翻过来,把里面七零八碎的 东西都倒了出来,就像过去我们为战乱而逃难似的:两截短蜡烛、她的用塑料夹子 夹起来的美国身份证、她四十年前用过的中国护照、一小块旅馆香皂、一小块抹布、 一双长袜,还有一条尼龙短裤,连牌子都还是新的呢。然后她又翻出更多的东西: 她的养胃冲剂、她的咳嗽药、她的虎骨酒,还有她的观音菩萨,万一其他东西都不 灵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到哪儿去了呢?”她说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东西。最后终于从她翻了好 久的皮夹底部抽出一只口袋。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张纸,但叠起来就成了一 只信封,有印好的邮票,一切都已经在上面。她把信举在手中,挥舞着。 “在这儿呢,”她脸上显出得意的样子,“这个男人!” 我简直给她吓坏了。最近,她的行为有点像老年痴呆症患者,老是忘这忘那的, 神志不大清爽。也许是因为两个月前她在扶梯上摔了一跤引起的,打那以后她就以 为自己快要死了。 “你怎么能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头?”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什么?” “你不是说你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了。” “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好消息就在这里面:那个人死了。王贝蒂 从香港写了这封信,告诉我前不久她去了一趟上海。你还记得她吧,‘漂亮贝蒂’, 我们在战时都这样叫她的,可兴许她现在已经没那么漂亮了。”海伦笑起来了, “你还记得我给她的那台缝纫机吗?。她后来自己当老板,现在在科伦开了一家成 衣店。” 海伦说着说着就扯开去了,就像一头牛,哪儿有草,就往哪儿跑。 “她开的是一家珠宝店,”我提醒她,“开在科伦的大使饭店的拱廊下。” 海伦摇摇头。“是成衣店,”她说,“各色各样的女装一律打折。”我不跟她 争,也没告诉她,她老是记错事,老是把过去的事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想:她忘了, 漂亮贝蒂的缝纫机是我给的。 “什么人死了?”我终于问,指指她手中的信。 “噢,对了,是这个人。”于是她叹了口气,好像是我把她激起来似的。“那 个人,那个人,你认识的那个。你怎么还猜不着?”然后她弯下身子,附在我耳边 说,“那个坏男人。”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我仿佛看到他了,那个坏男人,文福,我的第一个丈夫, 我曾要海伦决不要提起那个人:“永远不要提起他的名字,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仿佛看到他的浓密的头发,他的狡猾的眉毛,他的光滑的撒谎的脸,他的精 明的嘴巴。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见到他了。此刻,海伦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感到 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气息,我记起了他大笑的样子,记起他说过的话,他总有一天会 找到我,把我拉回去,没有二话。 “别怕呀。真的,他已经死了。”海伦说,“你自己读吧。” 我从她手里接过信,读了起来。我发现,四十年后,文福仍然在笑我,因为信 中并没有说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是上个月圣诞节那天才死的。 我啪地拍了一下信。“你想得到吗?”我跟海伦说,“他死到临头,还想办法 使我永远痛苦!竟然死在圣诞节!” “他哪一天死有什么关系?”海伦说。她正用牙签剔她的牙齿,她那翘起嘴角 的样子看起来像在笑。“他死了,再也不会来找你麻烦了,这才是重要的。” “可他已经找到我了!”我喊道,“已经在我心里了。现在每当圣诞节我就会 想起他来。我怎么能唱‘平安夜’、‘欢乐降临世界’?到那一天我只会大喊大叫, 我高兴他死了!死得不是时候,死了还想害人。” “那么你该打扫一下房子,把他从你心里扫出去。”她说着,挥了一下手,好 像这事挺容易似的。 我明白她说的是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的情景,有句老话叫做,洒扫庭院,除旧 迎新。 海伦知道打扫什么吗?只要看看她的厨房地板,你就看到——一团团垃圾大得 像一只只老鼠,黑色的油烟污垢到处都是,已经黑得发亮,足足有二十年没打扫了。 要命的是她还以为我没看见。 “我是这么想的,”海伦说,“我们应该把我们这辈子的谎言全扫出去,把真 相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你在说什么?” “我干吗非得带着所有这些谎言进坟墓?什么我是你的嫂子啦,嫁给你的异母 兄弟啦,这个人我连见也没见过。我的出生日期也是错的。你使我小了一岁。现在 我快要死了,我的寿就减了一岁。”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既然文福死了,我想现在把一切都纠正过来还来得及。不再有隐私, 不要再撒谎了。” 我一阵反胃的感觉。她干吗这么说?她想公开一切!——我的过去、我和文福 的婚姻,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一切。 “你想怎么办?”我责备她,“你想把我的隐私说出去,就这些?我们说好的 ——永远不说出去。”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伦争辩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 能说,你很怕,你以为文福会来找你,我们俩都需要想方设法进这个国家,所以那 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 “这是一个秘密。” “现在还有什么关系?文福死了,”海伦说,“他不会来找你了,我们不会被 驱逐出境了。现在说出真情,不要带那么多谎言到那个世界去,比什么都重要。要 不,我怎么还有脸在天堂里同我的第一个丈夫见面,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我嫁给 了你哥哥?我的墓碑上怎么能写我生于1919年?大家都会在我死后嘲笑我,说我老 得连自己究竟有多老都搞不清楚了。” “那么你就跟大家讲你自己的事,不要把我也扯进去。”我说。 海伦皱起了眉头,“那怎么行?那样的话,我又得编一连串谎话,我们是怎么 碰上的啦,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啦、你这是在叫我跟魔鬼说话。你要是不讲,我讲— —必须在阴历年之前讲掉。” “你这是在叫我再遭一次殃。要是你跟你的孩子讲了,我的孩子也会知道的。” “那么你就应该亲自告诉她们,”海伦说,“她们现在已经大了,不是小孩子 了,她们会理解的。说不定得知她们母亲的背景,她们还高兴呢。讲讲以前在中国 受的苦,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还时髦着哩。”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丢人现眼!”我说。 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争论着。但后来,我感到无聊了。就像她的胖胖鱼和长 途电话费问题,海伦总以为她是对的。我怎么能和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争论呢?我自 己都要疯了。 当她再一次来给我续水的时候,我告诉她,时候不早了,我收拾起那天下午我 在幸运超市买的一些杂物,然后穿上外套。 “等一下,”海伦说,“亨利开车送你回去,这样安全些。” 每次我到她家,她都这么说,每次她这么说,我都信以为真。三十年前,我和 吉米刚从唐人街搬出来,在格利莱和安扎之间的第八大街买了房子,海伦跟我说了 整整两年,“那个地方不太安全,那个地方——啊——我们不能搬到那儿去。”吉 米去世后——不知为什么——她和亨利在与我们相隔一个街区的第九大街,门牌号 更高的一条街,买了一幢更大的房子。“现在我们可以照顾你了,”她说,“这样 更安全些。”但我知道她不过是拿我做借口罢了。 昨晚我又说了我常说的那句话,“不麻烦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也是很好的 锻炼。” “太危险了呀。”她坚持着。可我知道,她说话并不算数。她说话声音很轻, 唯恐吵醒她的丈夫。“你应该多加小心哪。”她说。 “哇,你以为有人会为了我的几个橘子,为了一罐笋来抢我吗?” 她从我手上抢过我的包。“那么我来帮你拎这个吧,”她说,“你拎着太沉了 呀。” 我抢过我的包,“别跟我说客套话了。” “你老了,自己拿不动了。”她说着,又要来帮我拎包。 “你忘了,你也老了,还比我大一岁呢。” 最后她只好让我自己拎着包走了。 为了忘掉一切,那天整个晚上我都在打扫房间。我抖搂窗帘,拍打沙发,掸掉 桌子上和通向楼梯的扶栏上的灰尘;我擦干净电视机和挂在电视机上方的遗像,我 望着玻璃镜框里吉米的照片:他总是那么年轻。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换了床单,就在这张床上我和吉米同枕共眠过,他身体睡 过的凹陷还留在上面。 我进了塞缪尔的房间,掸去他自己亲手做的塑料飞机、日式和美式轰炸机上的 灰尘,还有他写字台上放着的小人兵上的灰尘。我打开他的梳妆桌,发现里面有一 本《花花公子》。唉!这就像在我脸上打了个耳光。我叫塞缪尔扔掉这本1964年的 杂志,吉米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打那以后,再也没人听我的话。 我进了阿珍的房间,我们在这儿有过多少次争吵和伤害啊。我给她买的巴比娃 娃还在,可肯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不让她用这种香水,因为这会使她闻起来像个下 等人。带圆镜子和银把手的流线型梳妆台,我是多么喜欢它,但我还是给女儿了, 她看到它的时候,还说她讨厌它!“你有意把它挑出来来折磨我。”她吼道。 我一面想着这些,一面掸着她桌子上的灰尘。这时我忽然发现梳妆台顶上刻着 几个小字:“我爱RD。” 谁是RD?谁使我女儿爱得这么深,连她最讨厌的家具都弄坏了。他是个美国人 还是中国人?于是我生气了:瞧她把我的家具搞成个什么样子! 当然,我安静下来后就想到了,这些字阿珍不是最近刚刻上去的,兴许是二十 五年前的事了,因为阿珍现在已经四十岁了,她不会再坠入RD的情网。她已经嫁给 菲力·勃兰特,他虽然不是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一个医生,尽管不是 最好的。 当阿珍第一次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尽量对他亲切些:“噢,是医生啊,我 会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去你那儿看病的。”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一 个病理学专家!——一个只会在病人死后研究病因的人,一个事后诸葛亮,我怎么 能把我的朋友交到这种医生手中? 但阿珍的工作很不错,她是一个对弱智儿童进行口语治疗的专家。虽然她告诉 我,决不能这么说。几年前,她说过,“我们不再叫他们弱智或低能儿了,我们管 他们叫‘有残疾的儿童’。以儿童为主,残疾为辅。我也不光是搞口语治疗,实际 上应叫我口语和语言治疗门诊医生。我只和那些有轻度或严重的交际困难的儿童打 交道,你决不要再管他们叫弱智了。” 我叫她再重复一遍,她就把她说过的写在纸上:“为带有轻度或严重交际困难 的儿童进行口语和语言治疗的门诊医生。”我把这句话不知练了多少遍,我的皮夹 子里还放着那张纸。但我还是说不全,所以,说不定现在阿珍会以为我也变弱智了 呢。 当然,阿珍的两个女儿说英语是不成问题的。大的那个才两岁的时候,就会扑 到我怀里,大嚷嚷,“外一婆!外一婆!外一婆在这儿!”真聪明呀,我心想,她 会用上海话喊她的外婆。然后我的外孙女又用英语问:“这次给我带什么礼物来? 什么样的?有多少?它们在哪儿?” “真不敢相信呀!”阿珍说,“她已经会说完整的句子了,大多数跟她同龄的 孩子还只会说两个词组,她真聪明。” 我说,“这种聪明有什么好?你应该教她懂规矩,不要问这么多,就像我以前 教你一样。” 我女儿朝我扮个鬼脸,笑笑说,“噢,妈。”她就这么说了句“噢,妈”,不 再跟我争了。 我一面打扫她的房间,一面想着这事。她就是这么对待我,我也这么对待她, 总是注意彬彬有礼,尽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就像两个陌生人似的。 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她床底下的什么东西,这些外孙女哪,总是把这儿搞得脏兮 兮的。我把它拉了出来,原来是一只粉红色的塑料盒,上了锁,没有钥匙打不开。 上面还写了“我的秘密宝库”。 噢,我想起来了,这盒子是阿珍十岁时,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当时,她还打 开来,往里瞧了瞧。 “是空的。”她说着,抬头看看我,好像我应该换个东西给她似的。 “当然,现在是空的,以后你可以放东西进去。”我告诉她。也许她觉得这盒 子式样已经过时了,就像那张梳妆台一样,但对我来说,已经够时髦的了,我还以 为她会喜欢得不得了呢。 “什么样的东西呢?”她问。 “你自己喜欢的小宝贝,小秘密呀,零零碎碎的美国货呀。” 她没说什么,只是盯住盒盖看了一会。盒盖上画了一个梳了一根黄色马尾辫的 小姑娘,人躺在床上,脚搁在墙上,正在打电话。为了电话打得太久的问题,我和 女儿也争论过好多次。 但是我发现,马尾巴那个地方本来是黄色的,现在却发黑了,本来只装了她的 失望的空盒子,现在却变得那么重,里面装满了东西。 啊,我兴奋起来了!设法打开我女儿小时候心灵的宝库,探知对我隐藏了那么 多年的一切事情。 我朝另外几只抽屉看看,想找到那把开锁的钥匙。我又朝床底下瞧瞧,只找到 了那双每只大脚趾头上都有个洞的中式旧拖鞋。 我决定到楼下去找一把刀,把盒子撬开来。但我还没迈出一步,我的心就先嘀 咕开了,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样的伤害和失望?如果我撬开了盒子,看到了 一位陌生人,那又怎么样?如果盒子里的这个女儿和我想象中我生养的那个一点都 不像,那又怎么样? 我努力想作出决定,到底怎么办?撬,还是不撬?把盒子放回去,还是以后再 撬?我一面向自己提这些问题,一面用手抚平我的头发,我的手碰到了发夹,我一 下子有办法了。我取下发夹,把它伸进锁孔。 我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有两支唇膏,一支红的,一支白的,一些首饰,一条带 十字架的银项链,一只一面嵌着假红宝石、另一面有泡泡树脂的戒指。在一大堆乱 七八糟的东西下,还有些吓人的东西——假发,我曾警告过她不要用,化妆用的蓝 眼影,我也警告过她不要用的。在这些傻东西下面,有一张“萨迪·汉肯斯舞会” 的通知,还有几封她的朋友简妮芬给她的信。我记得这位姑娘,她母亲老是把她打 扮成假小子。 阿珍曾经和我吵过,“干吗我就不能带一个男孩子去参加萨迪·汉肯斯?简妮 芬要去,她母亲就让她去。” “你想学那个神经兮兮的姑娘的样?你想听她母亲的?那个母亲连自己的女儿 都管不牢!” 所有这些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我抽出一封简妮芬给她的信,都说些什么呀? “嗨,叮咚,他想你都想疯了,骗他一下吧。祝你成功。” 我说得没错,这姑娘是有点神经兮兮的。 接着,我又发现了另外的东西,我的气喘不过来了。这是一张小小的卡片,一 面印有耶稣像,另一面写着:“美好的记忆,詹姆斯·Y·路易斯。”还有一些字, 他的出生日期,1914年,4月14日。但是再接下去就是他去世的日期,上面盖着黑纱, 很多愤怒的黑纱。 我一下子感到悲喜交集,就像听到一首几乎已经忘记的老歌,每个音符刚听到 就飘走了,你连说句“太好了,唱得太好了!”都来不及,只能默默地哭泣。 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 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 然后我又想起海伦昨晚说的话,她要把我的所有秘密、所有谎言全告诉阿珍。 在这之后,我的女儿干吗还应该再相信我? 我拖出真空吸尘器,把我抖搂在灰尘中的烦恼全都吸走。我走进过道,用吸尘 器吸走铺在地毯上的塑料长地毯上的灰尘。我拉起塑料长地毯清理下面的灰尘。我 发现下面的地毯还是光亮如新,就像金色的织锦。但地毯露出的两边,已经磨损掉 了,看上去有点脏。不管我怎么清扫,还是无济于事,看上去总是那个样,就像我 生活中的污垢,再也无法把它弄掉。 我下了楼,一头坐在沙发上。天亮了,我还坐在那儿,一点睡意都没有,手中 捏着漂亮贝蒂的那封信。文福有那么多次可以死,也应该死的机会:那场使许多飞 行员一下子丧生的战争;他的吉普车出事,撞死别人的时候;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 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早就应该死在所有这些使成千上万的人送命的时候, 但他没有死。 漂亮贝蒂还在信中告诉海伦,他是死在床上的,他的全家都在他身边守候着: 他的另一个老婆和那个老婆生的子女,他的兄弟和兄弟的老婆们,他以前的飞行员 朋友们。 我脑海里浮现出所有这些场面:眼泪滴在文福的脸上,双手抚平他的头发,热 砖包起来放在他的脚底下,让他安静下来,喊他,“不要走呀,不要走呀!” 他安详地死了,信中说,死于心脏病,享年七十八岁。 我狠狠地把信摔打了两下,这么说倒是他的心脏病使他活了这么久!现在我成 了有心脏病的人了。我坐在沙发上,又哭又喊,但愿我在他的病床边,但愿他现在 还活着,因为要是他还活着,我就要靠在他的床边,叫他的名字。我就要翻开他的 眼皮,告诉他,文福,我回来了,当他透过我的眼睛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时候, 我就要撮圆我的嘴唇,狠狠地在他脸上啐一口。 你瞧他死到临头还做了些什么!他死了,可阴魂不散。每次,海伦都要说, “那有什么关系?”她会跟她的子女讲些什么?她会透露多少实情? 对,我可以先告诉我的孩子们:我还结过一次婚,嫁过另外一个男人,那是一 场很糟的婚姻,我犯了个错误。但现在那个男人已经死了。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还有另外的孩子,但我和他们失散了,我很伤心,可那是 在战乱期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假装早已嫁给了你们的父亲,那样我就可以到这个国家来。 海伦为我说了谎,所以后来我也为她说了谎。 然后我会看看阿珍的脸,总是怀疑的脸,不,不,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坏。 我一到美国,就马上和你父亲真的结了婚。然后我就有了你们俩,你是老大,生于 1950年,塞缪尔是老二,生于1952年。打那以后,我们真的过得很幸福,要不是你 父亲去世,真是过得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幸福。 但是即使我这样告诉他们,阿珍也会知道,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她会从我的 黑眼睛里,从我僵硬的双手,从我颤抖的嗓音中看出这一点。她会一言不发,但她 会知道一切,不是谎言,而是真相。 然后,阿珍会知道最可怕的真相——那是海伦不知道,吉米不知道,我四十年 来一直想竭力忘记的,文福,这个坏男人,是阿珍的生父。 我已经想过怎么告诉我女儿。但每次我要开口时,我就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 那么使人伤心,“我早料到了。你总是更爱塞缪尔。”所以,她决不会再相信我。 但也许我会对她说,这不是真的,我最爱的是你,胜过爱塞缪尔,胜过爱所有 比你早出生的孩子。我要告诉她,我爱你的方式是你所看不到的。也许你不相信, 可我从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你伤透了我的心,说不定我也伤透了你的心。 我要越过遥远的距离给她打电话。我要说,钱算不了什么。我得告诉她一些事, 不能再等了。然后我要开口跟她讲,不是告诉她发生过什么,而是要让她明白,为 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不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