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精神认同——王晓明先生访谈录 作者:摩罗 摩:最近,我重读了你的那几本书,有一点新的想法,想跟你聊聊。先说你的 文学观念和艺术感觉。许多人都说你有比较好的艺术感觉,这从《潜流与旋涡》和 《沙汀艾芜的小说世界》就可以看出来。在你的“沙汀论”和“艾芜论”之间,按 我的气质,本来应该更喜欢前者,可实际上,我却更喜欢后者。沙汀是带着一种类 似思想者的犀利眼光来写作的,有时候,也许就因为太犀利而伤害了作品的艺术质 量。比如《淘金记》,他把那些无助于直接表达主题 的东西都删得干干净净,单 刀直入,直奔主题,这就太犀利了。相比起来,艾芜好像更文学化一点,你对他的 分析也就显得更细致一些,能够见出你的性情。读你别的文章也有同样的印象,只 要一说到那些显出艺术质量和勇气的事物,你总要大声叫好的。你为什么会这样? 你并不是一个唯美主义者,我觉得你对艺术的重视后面,还是有某种功利的意趣, 只不过你这功利的指向比较高远,不在政治、经济之类的层面上,而是在精神的层 面上,譬如指向个人的尊严、自由等等。你希望作家能更“投入”地写作,更“真 实”地面对自己和人生,这实际上也就是希望作家焕发出更多的自由精神,表现出 更多的人性的尊严。要照我说,这其实也就是艺术的真谛了。不知你是怎么看的? 王:你讲得对,在我对艺术的崇敬背后,确实还有个也可以说是功利的想法。 它首先是针对作家的,我希望他们能更加“放肆”地写作,尽可能少受外界的 干扰。在我看来,文学和艺术创造是人类生活中少数正面的现象之一,我自己没有 这个创造的能力,就特别希望作家们能做得好。倘若这个社会还能出现好的文学, 那就说明精神的自由还没有完全被窒息。进入90年代以后,我那个功利的想法中, 又多了一层新的意思,不但依然把文学看作精神自由的标记,更意识到了文学对我 个人摆脱精神困境的意义。你回想一下,这几年来,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重建对某 种精神价值的认同。这种认同不是单靠理性就能建立起来的,它还需要你全身心的 投入,需要你内心的价值需求的支持。可是,这种至关重要的内心需求从哪儿来? 它需要逐渐培养起来,而在这个培养的过程中,我们对文学艺术的感动和体会,可 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资源。我有时侯甚至觉得,在整个精神的天地里,好像唯有对艺 术的感动,才是我可以完全依赖的,我相信它能帮助我一点一点地走出茫无所信的 精神困境。在《刺丛里的 求索》的序中,我就说过这个意思。有几位年轻朋友批 评我,说这有点一厢情愿,但到目前为止,我还不愿意放弃这个想法。 摩:其实,你在许多文章中都流露过这样的意思。你好像是觉得整个精神的信 仰都塌了,该信什么呢?都拿不准,就只能不断往后退,最后退到文学当中,而它 也就成了你最后的领地,你想通过对它的坚守来挽救自己的精神生活。这是不是可 以说是“以艺术代替信仰”? 王:你这话使我想起蔡元培的一个说法:“以美育代宗教”。最近三十年来, 从一部分人文学术当中,发展出了一种特别锐利的“颠覆”性眼光,过去传下来的 许多神圣的观念,像自由、道德、理性、个人、人性,等等,现在都被看出了问题, 暴露出了其中隐藏的“权力”关系。甚至审美这个观念也很可疑,有人就以非常有 力的分析证明了,它常常不过是某一种阶级或阶层趣味的代名词。90年代以来,这 一种眼光对我们的影响越来越大,就我个人来说,所以会觉得其他的东西都靠不住, 只能退到文学里来,一个原因,就在我常常正是用这样的眼光去看事物。但也惟其 如此,我反而对文学和艺术添了一份信赖,千百年来,那些伟大的作品感动了那么 多各式各样的人,这感动本身,总是你无法颠覆的吧。 摩:对,因为这不是“知识”。艺术指向人的直觉和想象力,指向他的整个灵 魂,它以表象的方式激动人最深层的内心情感,这样造成的“感动”是单用那一套 围绕“权力关系”展开的分析方法所难以解释的。 王:当然,我这样说,是有一个对基本人性的假定在前面的,那就是,无论人 的社会和文化差异有多大,都可能会被美的艺术所打动…… 摩:我想你所说的“打动”,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欣赏”吧,它还应该包括 由对艺术的感动而领悟到人生的某一种意味。 王:对,是这样。正因为我到目前为止,依然相信这个假定,我才会对艺术寄 托那么大的期望。 摩:说到你对艺术的期望,我想,你也不单是为了个人精神的自救,你其实还 希望社会上有更多的人跟艺术发生关系,通过艺术来更深入地发现自己,发现人生。 你显然相信,这样的人越多,社会的精神生活的水准就越会提高。因此,你在内心 一直怀有对于更多的同道的期待。《潜流与旋涡》正表现了你的这种期待。对于书 中论述到的那些作家,你其实是怀有很 深的期望的,你希望他们能通过艺术的创 造表现出精神的自由,并由此激发社会对于精神自由的体会和渴望。 你对这些作家的全部批评,都贯穿了这样的用意,在我看来,这正是你这本书 的价值所在。它不光是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的视角,而且它触及了艺术与人的精神 自由这样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来,艺术应该是最能体现精神自由的,无论是它的 创造还是接受,根本的意义都是在为人的精神自由开拓更广阔的可能性。可是,在 许多作家那里,艺术创造 的过程却变成了精神自我限制、自我斫伤的过程。有人 说,你在书中分析十二位作家,其实是勾描了十二幅心灵的萎缩图。你在书的总论 中也说,一部中国现代史,实际上是一部知识分子精神的“退化史”。这样的结论 是很叫人痛心的。完全可以说,这样的精神萎缩、艺术衰微的双重悲剧,竟一直与 本世纪的文学史相伴而行。也正因为这样,我就觉得,《潜流与旋涡》凸现了20世 纪中国文学史上的这样一条线索——心灵斫伤、精神“退化”的线索,是一个重要 的贡献。 就在你对20世纪的中国文学深感失望的时侯,一个巨大的社会事件发生了。80 年代末你 所受到的震动之大,简直可以说是一次精神的崩溃。记得1992年我们刚 认识时,在森林公园的草地上,你向我描述过你的反省,那份沉重我是可以掂量出 来的。我还注意到,你的许多文章在谈到80年代末的精神危机时,都反复提到周围 的种种人事给予你的刺激,这也许是更可怕的刺激吧。它们似乎使你对当下的整个 知识分子群都感到失望。也许正是这份失望催生了你到古代去追根溯源的念头。于 是你就去读先秦诸子,于是就有了《追问录》。就单本的书来说,你的书中我最喜 欢的就是《追问录》。你本来可能还是想到先秦诸子那儿找一点精神资源,可读来 读去没有一个能让你感到安慰的,就连老子那样似乎是幽深玄妙的高人,骨子里也 还是那么一种可怜、卑琐的犬儒相。你将先秦诸子一个一个说过来,似乎他们的每 一条路都是你不愿意走的,而你自己又开不出路来,这实际上就是走投无路了。这 样的心情透过你的文字表现出来,是很叫人心情沉重的。你后来将一本论文集命名 为《刺丛里的求索》,也可以说是这种心情的延续吧。 王:当初写《追问录》的时侯,我有一个很强烈的怀疑:如果说这一百年来, 知识分子基本上没有走出“五四”那一代人开拓的思想范围,那么,两千年来的思 想历史是不是也同样如此?当然,我现在的看法又有变化,譬如我现在知道了, “新青年”那一群人的思想的边界,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康有为、章太炎和梁启 超那一代人划定的。但当时,我的这种怀疑却很执坳,而我对先秦诸子的许多阅读 感受,又似乎确实能够证实我的怀疑。记得周作人说过,文人对现实感到苦闷的时 侯,往往会去翻古书。他还有一句很精彩的话,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告诉你又要 这样了。所以,我在90年代初重读先秦诸子,确实有一点“寻根” 的意味,我想看看我们今天这一条走得异常窝囊的路,究竟是从哪里延伸过来 的。 在这以前,我对先秦诸子读得不多,我直觉地不喜欢老子,可又说不出什么道 理;我也不大满意孟子,他讲“浩然正气”,当然讲得很好,但我觉得他面对君王 的时侯,其实还是站得很低。大概也就因为先有了这些印象,我一开始重读,感觉 就不大好,而越往下读,这种不好的感觉 就越多,看到《韩非子》和《战国策》 时,心情简直恶劣极了。当然,也有一些时侯是觉得开朗和敬佩的,譬如庄子和孔 子的许多言论,我现在仍然觉得了不起,是体现了后人很难达到的智慧和阔大的境 界。但同时,我也读出了他们的可怜与可悲…… 摩:你的读法有点特别,借用一位朋友的话说,你是从人的脚下往上看。 王:可以这么说,确实是一种比较“形而下”的、偏重世俗一面的读法。因此, 我就觉得,如果真是把孔子孟子他们看得那么高,那么脱俗,那恐怕是有点书呆子 的。后来的文人所以要抬孔子,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自己的处境太坏了,他对付不 了现实的压力,需要借助某个东西来镇定自己。这方面还可以举一个现实的例子, 就是90年代初的“陈寅恪热”。陈寅恪是个很不幸的人,虽然国民党和共产党(在 “文革”前)对他都还算客气,但他的整个教养和思想状态,决定了他在20世纪中 国的社会巨变中只能是一个“不合时宜”的人,一个被所谓的“时势”推到边上去 的人。与那些过于识时务的人相比,他当然值得称道,但他去世二十年后,“知识 分子”还要用他来提醒和镇定自己,这不是太惨了吗? 摩:还有一种更惨的情形,譬如老子,实际上是那么萎缩那么可怜巴巴,却用 那样一套冠冕堂皇的说法来遮面子,这还真不如就地一滚,承认自己是软蛋。说什 么柔就是好,退就是好,一个人老是把这一套挂在嘴上,难免让人疑心他是想要遮 掩什么,或者说,是想要化解什么。我以为,在某种意义上,老子是体现出了中国 文人最悲惨、也最阴暗的一面。可后来一代一代的文人偏偏不断地补充和修饰老子 的这一套,仔细想想,这真是很可怕的事情。记得我刚想明白这一点时,心里是很 受了一些打击的,我给朋友写信说,没想到我们的祖先就已经萎缩到了这个地步。 如果历史真像你所怀疑的那样,两千年来,中国文人始终都是在先秦诸子划定的思 想范围里打转转,祖先的状态,竟然成了后辈的大限,这才是真正的惨呢!所以, 读你的《追问录》时,我就想到,如果就用《追问录》这样的笔法,将中国古代文 人最活跃的那些时期里的有代表性的文人的行状心态,一一描述出来,那一定非常 有意思。 王:我确实有一个这样的计划,想写几本《追问录》这样的小书。先秦的已经 写了,接下来是两汉,魏晋,晚明,还有晚清。晚清这一段我已经积累了不少材料, 倘从曾国藩写起,可写的东西就太多了。如果真能这样一段一段的读下来,写下来, 我想我对中国文人的精神历史,心里就会有一个大致的底,也就可以检验我前面说 的那一种怀疑,究竟是不是有道理。但问题是,如果这样的阅读积累下来的,大多 是你读老子所获得的那种感受,这会不会影响我们对艺术的敏感呢? 一个人眼光太毒,难免会失去天真。可在艺术面前,如果没有一点天真的心态, 感受力恐怕要大打折扣的。而且不单是艺术感受,人的整个的生活感觉,都会不知 不觉地变质。记得胡河清有一次说,他害怕读中国的历史书,我想他怕的,就是这 种生活感觉的变质吧。 摩:在对先秦文人深感失望之后,你又返回现代,回到鲁迅这里,写出了《无 法直面的人生——鲁迅传》。对一个研究文学的人来说,20世纪中国历史上令他印 象最深的,当然是鲁迅。我们最能从中汲取到精神力量的,也是鲁迅。你在80年代 写过一篇《现代中国最苦痛的灵魂》,有不少朋友跟我说过,他们都是从这篇文章 开始注意你的。你在文章中力图平等地与鲁迅对话,深入地去理解他的痛苦;而到 90年代的这本《鲁迅传》中,你更表现出一种从高处去打量鲁迅的意图,也可以说, 你的眼光是更“毒”了。在行文中。你不断地向鲁迅质疑,到书的结尾,更毫不掩 饰地流露出一种深深的遗憾,惋惜他终于未能将那种“悲观主义”的东西坚持到底, 而是不断地逃离,先是从清冷孤寂中逃入启蒙者的阵营,后来又从深广的“虚妄” 感逃入与政治反抗者的联盟。你似乎对鲁迅很有点失望,但实际上,你这失望首先 是针对自己的,当你这样对鲁迅提出批评的时侯,你骨子里却对他有一种深层的认 同。 王:非常对!这本《鲁迅传》问世以后,我接到大量读者来信,其中有一些是 非常年轻的读者的来信,大学一年级的学生,甚至高中生,他们赞扬我“批判” 鲁迅,我看了这样的赞扬,真是不知说什么好。倒是另一些年龄较大的读者, 我的同代人,能读出你所说的这种深层的认同。在所有的现代作家和思想家当中, 鲁迅是对我影响最深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也一直以此自喜。在70年代末和80 年代初,如果没有鲁迅作为我们的阅读和批评对象,我们的精神起点就更要低得多。 所以,我对鲁迅的全部批评,都是建立在对他的精神痛苦的体验上的,我对他的那 些或许过于苛刻的要求,其实都来自这样一种不详的预感:倘若他都做不到,后来 的人恐怕就更做不到了。 摩:正因为你觉得自己做不到,才能更深地体会出他当时的难处,我想你写这 本书的时侯,心情一定很沮丧。鲁迅原来是你心中的神,可你现在看出了他也是我 们当中的一员,也是在深重的危机中苦苦挣扎——这样一来,你等于什么也没有了, 而一旦走到这一步,一个更为 根本的问题就很自然会冒出来了:我们所能拥有的, 究竟还有什么?对一个想保持知识分子精神身份的人来说,这差不多是最后一个问 题了,你已经被逼到精神的真正的末路口了。你的这种深到极处的困惑,这种无法 排遣的末路感,很能表现80年代末90年代初知识界的某种真实的精神状况。整个知 识界实际上都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还能拥有什么?以前所有的东西都像梦一样 破灭了,以前心里相信的东西现在都发现不可靠了,那我们还能干什么?下一步怎 么走?当然,人不能仅仅止于发问,他总要努力去回答。 这就要说到“人文精神”的讨论了。不少人都说,这场讨论是一种自救,就你 的精神历程来说,我以为这个说法尤其准确。你似乎对这场讨论特别投入,因为你 有一种迫切的需要,你想通过这场讨论找到某个可信赖的东西,哪怕是暂时可以信 赖的也好,你必要渡过精神的难关。在你的《鲁迅传》里,你说过这样一个意思, 中国文人到了实在没办法的时侯,往往会被虚无主义吞没。现在你自己面临虚无主 义的大海了,你想救自己,于是就积极地投入讨论,你实际上是想用这场讨论来抵 抗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当代中国的精神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 王:在思想上,我是一个反应比较慢的人,一直要到90年代初,我才真正意识 到问题的严重性。而在80年代中期,甚至更早一点的时侯,就已经有人敏感到了这 一点了。在什么也不信的情况下,一个人能够坚持多久?“人文精神”讨论对于我 的最大的意义,就在这里,它使我感觉到,即便你什么也没有了,你还是可以有所 作为。徐麟曾经仔细分析过鲁迅的“虚妄哲学”,它就像一支双刃剑,既劈散了鲁 迅的希望,也劈散了他的绝望。而鲁迅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就因为他内心虽然布满 绝望,但那想要冲破绝望的心火并没有熄灭。我们今天的情形其实也差不多。今天 知识分子的最可悲悯的一面,就是他们实际上已经无所信,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 如果知识分子都走到了无所信的地步,那就确实是危机深重了。但另一方面,我们 虽然深陷困境,却并不安于困境,就算目前还找不着路,我们总可以先来反省一下, 看我们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整个“人文精神”讨论的重点之一,就是这个对过去 的反省。一个人还关心他是怎么走入困境的,就说明他仍然有摆脱困境的冲动,倘 若真是彻底绝望了,他恐怕也不会再有热情去反省过去。 以我来说,写完《潜流与旋涡》,我就感觉到应该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我当然 知道,这新的路不容易找到,但我觉得有所作为。可是,究竟做什么呢?好几年间 一直在犹豫,《追问录》也好,《鲁迅传》也好,都是这种犹豫的产物. 直到“人 文精神”的讨论逐渐展开以后,我才觉得思路慢慢清楚起来,才觉得还是可以做点 事。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写一部从晚清到今天90年代的文学史。它有两个互相关联 的主题,一个是;文学作为20世纪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基本方式之一,它的历史如何 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社会精神生活日渐委琐的历程;另一个是:在整个20世纪, 文学又向我们提供了哪些逸出所谓“主导意识形态”的精神的可能性。我能够形成 这样的写作计划,确实多亏了“人文精神”的讨论。 摩:你决定写文学史,也就意味着经过几年的彷徨之后,你又重新回到文学上 来。这有点像是回到了初的起点。我想你在70年代末所以选择文学批评,就是想通 过文学来展开精神的发展。而经过“人文精神”的讨论,你又一次决定了,别的解 决不了的问题慢慢来,先从文学入手,看能不能从这里逐步生长出新的更大的东西。 王:像我这样的人,一般都与中国的古典文学隔得比较远,我们在心理上比较 亲近的,还是本世纪的文学。虽然知道外国的作家往往写得更好,我还是盼望我们 对文学的信赖和期待,能更多地落在以汉语写作的作家身上,不管怎么说,他们笔 下的东西总是与我更为相通。20世纪的中国文学备受摧残,我读有些作品的时侯, 简直就像在看一场无望的挣扎。但是,就在这样的挣扎的过程中,文学还是表现出 了一些令人欣慰和鼓舞的东西。 摩:你指的是什么? 王:在几乎整个20世纪,因为实际上无所信,作家很容易受潮流的影响,出现 了那么多作品,却很少能真正体现出精神的丰富性。但是,毕竟还有一些人不跟着 潮流走。就拿鲁迅来说吧,他是参与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的,他也有意用创 作来体现和传播这个文化,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听将令”。因此,他的许多作 品都可以用“现代文化”的观念——譬如“思想启蒙”、“国民性”、“救亡”和 “革命”——来解释。随着“现代文化”逐渐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鲁迅 的这一些作品也就很自然地具有了“经典”性,因为他以超出常人的才能,将这个 文化所包含的若干重大的思想命题,非常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当然 ,“现代文化” 的主流化过程,是以它本身的狭窄化和简单化为前提的,这个说起来太麻烦,这里 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鲁迅还有另外一些作品,那却是用“现代文化”的观念框 架 所无法涵纳和解释的,或者说,它们是突破“现代文化”的限制的。我觉得, 主要正是这些作品,才最能够显示鲁迅创作的价值。在现代中国,作家可以说是社 会上最敏感的一类人,他们的创作应该最有可能突破流行或主流思想的限制,体现 出人的精神的丰富性,而从根本上说,这也正是文学的意义所在。现在回头去看, 这样的作家还是有一些的,像沈从文、冯 至、张爱玲…… 摩:还有废名、萧红、施蛰存和穆旦…… 王:对,就是沙汀、艾芜这样的作家,他们的创作中也有一些这样的因素。最 近十年来,我从张承志、王安忆、史铁生等人的作品中,也不断能读出这样的意味。 我很敬重这些作家,我觉得他们所体现的那种精神的独异性,那种突破意识形态限 制,执拗地追寻更深广的人生意蕴的精神力量,以及他们所共同体现的20世纪中国 人的精神的丰富性,都是我们今天可以汲引的精神资源,而且是非常难得的精神资 源。我始终相信,在我们对某一种精神价值的认同背后,多半有一种与之相应的历 史叙述在起作用,我们常常正是依据对历史的某种理解,建立起我们的认同对象。 正因为心里存了这样的成见,我对自己的文学史的写作,就有了很大的期望。我不 想掩饰我的主观性,既然是在叙述文学的历史,我不可避免地要投入我对文学的全 部情感,甚至是我对人生的全部情感。而惟其如此,我就希望,这样叙述出来的20 世纪中国文学的艰难历史,能够向我提供某种可能性,某种建构精神认同的新的基 础和方向 .对我来说,写这部文学史,不只是一件学术工作,它更具有一种特殊的 精神意义,我是要 用我最好的十年——四十岁到五十岁——来作这件事…… 摩:你这是把“身家性命”都赌上去了。 王:我也想过,如果这文学史写不好,或者写到后来我的初衷被推翻了,甚至 根本就写不出来,我大概会有更大的空虚感。但目前,我还是很有信心,兴致勃勃 地想要写好它。这正是“人文精神”讨论给予我的收获,我至少知道自己现在该做 什么了。 摩:你们刚开始讨论“人文精神”的时侯,我曾对它抱有很大期望,我以为它 应该能够解决这个时代的哪怕一个重大的精神问题。后来的情形却让人失望,出来 说话的人不少,可讲来讲去都是那么个意思,老在一个水平面上徘徊。深入不下去, 最后可以说是不了了之。但是,今天回过头来看,这场讨论的意义还是不小,不但 “人文精神”这个词经常被人使用,也还有不少人继续在思考这个问题。 王:说到这个时代的精神问题,我想,除了有关知识分子的那些方面,“人文 精神”讨论还有一个对于整个社会的意义,那就是重新触及了“人”的基本定义, 也就是如何理解人的问题。由于20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过于艰难,我们对“人”的 理解很容易变得狭隘,比如今天,有人常说经济发展是第一位,说现代化怎么怎么 好,可以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等等,如果把这些流行的说法放到对人的理解上来 看,你就会发现,它们都是很狭隘的,不但是用片面的眼光来看现代化,有的简直 是把人看得和动物差不多,只要在物质上能过好日子就行了. 而人的另外一些方面, 譬如人与自然的关系,人对公正、正义、道德的要求,对自由的渴望,对抽象、美 和神秘事物的感应,对终极价值的关怀,等等,都被忽略了。 在很大程度上,一个人选择怎样的生活方式,一个社会确立怎样的发展目标, 都是取决于如何理解“人”. 如果一个社会的主导性意见对“人”的理解是很狭隘 的,社会的隐患就会很大。你以为我现在只要这个,其他的方面都不管,可人的生 活的各个方面是互相关联的,你忽略了其他方面,你想要的这一面也肯定达不到。 而“人文精神”讨论的一个内容,正是要展开对于人的丰富性的理解:人不但 是物质的,也是精神的,不但是形而下的,也是形而上的,人的世界不但是有形的, 也是无形的。讲起来这都是观念性的东西,但它们恰恰在暗中制约着我们对生活的 基本理解,制约着我们对个人和社会前景的想象。确如你所批评的,目前的讨论水 准还比较低,因此,无论是关于知识分子,还是关于整个社会对“人”的理解, “人文精神”讨论对我们今后的精神生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就取决 于我们接下来怎么做。倘若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们能比较深入地重新梳理晚清 以来的曲折历史,又能比较清醒地描述和分析当代的社会现实,我相信,“人文精 神”讨论所内含的那些丰富而深刻的意义,就会逐渐显露出来,而许多现在不得不 讲的类似“一加一等于二”的废话,也就可以省去了。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两方面 的工作都做不好,或者不能做,那么,“人文精神”讨论所包含的种种思想的可能 就会被封死,最后只留下这一个空洞的词。别的且不说,在中国的现代史上,就有 多少有意思的话题,很快被打上了封条,湮没在历史的尘灰之中。 摩:由此我想到目前知识界的状况。有这么多的人,写出一篇又一篇文章,一 本又一本书,好像每个人都有一套。光看文字,你会觉得这个人也不错,那个人也 难得。可是,在这些文字背后的究竟是什么?他们的话语和他们的灵魂究竟有没有 关系?看看我最近遇到的一些人事,我确实很怀疑了。80年代文化讨论最热烈的时 侯,我就有这个疑问,那讨论的声势那么大,什么人都出来讲话,激进的、沉稳的, 甚至恶毒的批评,都有。可讨论到最后,你就会发现,问题不在于你对传统文化提 出什么样的批评,而在于你的言辞与你内在的精神需要是不是连在一起。“人文精 神”讨论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对许多人而言,他这样讲或那样讲,都仅仅是一 种说话,一种“学问”,一种谋生的方式,而跟他的真实精神信念和道德践 履无 关。他今天要当教授,当“博导”,他就说这一套话,明天他要去当官了,他就又 说另一套话,他说话的时侯,根本就没有打算对自己的话负什么责任。从“五·四” 的时侯起,知识分子就讲“觉悟”,可我们对觉悟的理解,太偏重于认识层面,似 乎这仅仅是智力上的事情。现在看来,真正的觉悟决不应仅仅限于智力的开发,它 还必须包括道德的践履。而一旦这样来看,你就很难说目前的知识界在整体上是觉 悟的。这似乎是一个非常芜杂的群体,什么样的人都有。我们经常感慨“文革”期 间知识界的可怜和可怕,种种认贼作父、卖身求荣、你搞我我搞你的丑事,给我们 留下了太深的印象。可是,我们目前置身的这个群体,一旦有合适的外部条件的激 发,是不是也会退回到“文革”时的那种状态? 我是不大敢乐观的 .因此,“人文精神”的讨论究竟能给知识界带来什么,即 便对许多问题都认识得很深刻了,但我们在实践上究竟能做得怎样,恐怕还是个大 问题。 王:在今天,文化人的言辞与道德践履之间的分裂确实很触目。令人悲哀的是, 有些人一面这样分裂着,一面却很自在,他内心好像没有什么阻力,也没有不舒服 的感觉。现在还有这么一种人,摆出一副很通达、也很乐观的样子,好像这社会正 在向天堂走去,即使有些不好的景象,也只是“前进中的困难”,不必大惊小怪。 倘看见有谁批评现实了,他们就站出来指责说,你这是太激进,太缺乏耐心,甚至 是——太阴暗。可是,置身这样的现实,我每看到这一类的“乐观主义”者,心里 就总要怀疑:他真是这么乐观吗?想想他们过去的表现,再看看他们今天的神态, 我实在是忍不住要猜测,他们其实是一批已经将时势看透了,真正绝望的人。他们 认定自己当年的信念已经行不通了,他们不愿意再傻乎乎地坚持下去,他们还要享 受生活,而且要享受很好的生活,这怎么办呢?只好放弃信念,与环境妥协,又不 想显得太难看,就干脆作出这样一副乐观通达的神态,既是掩饰,也是辩解。不用 说,既然已经放弃了信念,内心空空荡荡,再怎样的营营苟苟,他做起来也没有什 么内心的违碍了。君子有所不为,为什么能不为?因为他内心有所信,他心里有一 条底线,有些事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做的。即便由于某种情境的逼迫,他的理智预备 妥协了,他的情感也会从内心阻碍他,使他做不下去。而在今天,我觉得最让人难 过的,就是这种来自人的内心深处的情感阻力的日渐微弱,这种我们通常称之为 “良心”和“人性”的精神素质的日渐稀薄。 摩:你似乎特别强调情感的作用,你常常说到“不舒服的感觉”,似乎这是 “君子”内心抵抗堕落的最后力量。在今天知识分子普遍丧失信念,而且在短时间 内难以重建信念的情况下,我想你一定会将文学艺术看作培养这“不舒服的感觉” 的主要资源。可在今天,你对艺术的如此重大的期望会不会落空呢?倘若整个的文 化氛围持续恶化,优秀的艺术家和优秀的艺术品又从何而来? 王:这就又回到我们前面的话题上来了。我懂得你的意思,但是,我所说的文 学和艺术,并不只限于当代中国。实际上,我们据以评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标准, 就是来自我们所知的全部文学,包括外国文学,也包括中国古典文学。何况,现代 中国毕竟有了鲁迅,有了我们刚才谈到过的那些作家和作品,他们同样构成了我所 说的“文学”的重要内容。即便在一段时间里,新的优秀作品出不来,我们也完全 可以在其他的方面努力,让那些已经存在的伟大作品,发挥它们应有的作用。所以, 这不光是对作家的期望。也是对批评家、教师、编辑和文学出版者的期望,对整个 人类所创造的文学世界的期望。 摩:按照年龄来说,我内心的黑暗应该比你少,看到的光明应该比你多。可是, 听到你这样来理解艺术的效果,我觉得你还是偏于乐观…… 王: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其实,不但你这样看,其他几位年轻朋友也有同样 的意见,觉得我太天真。前两个月,在东京,一位熟识的日本学者也说:你太理想 主义了,在现代社会中,文学根本没有这样的作用。说实在的,我也知道,我对文 学和艺术的理解是有某种“神化”的倾向,也许确实是一厢情愿。但我没有别的选 择。我头脑中没有上帝,没有如来和安拉,其他的那些东西,我现在也都看破了, 剩下的就只有艺术,只有这里还有一点可能性,我当然要抓住它了。 摩:你这样的状态很特别,心里其实是相当清醒,也很悲观,你的有些讲法, 听上去还很刻毒,很阴郁,但面对文学,你又努力显出有信心的样子,想依靠它来 死死地紧守某些东西…… 王:我以前所说的“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其实也就是这个意思。悲观不等 于绝望,对我来说,悲观只是意味着如鲁迅所言的:“不期必胜”。我写《鲁迅传》 的时侯,就已经感觉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能不能做成什么事,能不能真正对社会和 文化有所贡献。思想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在于能不能将悲观主义坚持到底, 能不能在始终背负着悲观的重压的情形下,坚持着走下去。鲁迅当年就说过:“绝 望的抗战”。现在看起来,这个苛刻的要求,似乎也同样落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了。 要么你就躺倒,什么也不做,要做点什么,在我看来,就只能这样。当我说信赖文 学和艺术的时侯,前提其实是很黯淡的:什么都没有了。我想我大概还有热情,也 还有天真(或者说幼稚),但我是不是还有“乐观”,我真的不敢说。一个人被内 心的黑暗逼到极处,实在忍受不了的时侯,他总要找个什么东西作为精神的支撑。 而现在,我是找到了艺术,找到了文学。 -------- 文学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