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无意插柳柳成荫

    我为此情绪十分低落。不是为恋爱的失败，而是感觉到受了欺骗，受到了愚弄。
我觉得自己没有任何一处对不起她的地方，她不应该跟我开这样大的玩笑。

    上海市行政干部学校设在江湾体育场附近（所以后来改办上海体育学院），离
市区较远，干部们都是每星期回家一次，平时都住在学校里。我已经有两个星期不
回家了。第三个星期六，怡姐姐见我又不打算回家，就对我说：“振作起来，别那
样蔫头耷拉脑的。大丈夫只怕事业不成，何患无妻？难道因为李萍不嫁你就这样闹
情绪么？”我强辩说：“我不是闹情绪，第一大热天儿的懒得动换，反正家里也没
什么事儿；第二我正在写一篇小说，趁星期天这里清静，写完它。”她笑了起来：
“别蒙我了。你的事儿，别人不知道，难道我也不知道？这样吧，明天你到我家里
来，我给你做点儿好吃的，散散心，怎么样？”我也大笑：“别凑热闹了！星期天
你家里客人踏破门槛，难道你叫我做第七个客人不成？”她想了想，微笑着说：
“这样吧，你明天一早就来我家，咱们早点儿出去，躲开那些人。上午咱们逛公园，
中午我请你吃生煎馒头，下午我请你看电影，来他个尽一日之欢，行不行？”我见
她是真心，不是打哈哈，就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我们按计划执行，上午在公园里果然聊得很开心，一天烦恼云雾散，
中午胃口大开，一两三个的生煎包子，我一口气吃了十个，整比她多一倍。

    下午我们在大光明电影院看电影，看的是德国影片《冷酷的心》。当时居民的
家里还没有空调机，只有电影院里才有冷气，而当时的电影票价又不太贵，因此就
有人宁可花看电影的钱，却到电影院里去享受凉快。在我们座位的前后左右，居然
有好几个人歪着脑袋昏昏入睡，有的还轻轻地打着呼噜。

    反正上午在公园里已经说了很多话，在电影院里，我们遵守规矩，基本上没怎
么说话，只是偶尔交换一下对影片中人物或情节的看法。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之后，
她忽然凑近我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谁叫我比你大那么多呢？要是我比你小几
岁，那就好了！”

    用不着再作任何解释，弦外之音，已经十分明白。既然她敢于这样说，可见这
个问题她是经过反复考虑的，绝不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我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果断
地说：“就是你了！年龄问题，我不考虑，你也别顾虑！”她也抓紧了我的手，低
沉地说：“你不懂，这不单单是你我两个人的问题，家庭，亲友，压力都很大……”

    进电影院的时候，她还是我的怡姐姐，出电影院的时候，她就不是我的姐姐了。

    情况果然如她所说，连她的妹妹还比我大三岁呢，这事儿叫她怎么向父亲开口，
向亲友交代？

    旧的烦恼刚下眉头，新的烦恼又上心头。在这以后的几天当中，关上了办公室
的房门，我们讨论的，尽是这个问题了。商量来商量去，最后的结论是：除非我离
开上海，不在她的亲友面前结婚，事情或许还有可能。但是这样做又未免过于残酷：
她母亲早亡，哥哥在美国，妹妹在唐山铁道学院读书，家里只有一个老父亲。如果
我们再离开上海，家里可就只剩下她父亲一个人了。不过既然她愿意为此作出这样
重大的牺牲，我不能不努力一下。以后的路，只能走一步说一步了。

    当时我除了学校的工作之外，有三方面活动，第一是写小说、诗歌，第二是组
织合唱团，作曲兼指挥，第三是从事文字改革，推广拉丁化新文字。我1950年就参
加文字改革协会，1952年从部队回来，又参加了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上海新文
字工作者协会的会长是陈望道，日常工作由副会长倪海曙主持。倪海曙同志和我的
关系比较密切。他本来是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副总编辑，正奉调北京筹建通俗读物出
版社。他说出版社开张伊始，人手极缺，问我是不是可以跟他到北京去。这简直是
求之不得的事情，我立刻答应了。1954年7 月，我奉调北京，但是没到通俗读物出
版社，而是到了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具体工作是参加编辑《光明日报》的
《文字改革》专刊，因为这个专刊就是倪海曙主编的。调令到达，她和我父母亲一
起送我上火车，终于叫我父母亲一声“爸爸”“妈妈”，承认她是吴家的儿媳妇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很快就结婚，原因是1955年的肃反运动把我列为肃反对象，起
因则是办公室内一个女打字员从我的照相本中发现我的几张“戎装”照片，其中除
了身穿解放军服装之外，还有身穿国民党军官服装的照片。其实这是我演话剧的剧
照，要不然，我怎么会冠冕堂皇地放在照相本子里？但是以积极分子自居的打字员
不懂这个，竟把我的照片偷走并交到人事科去了。为此隔离审查了我半年多，最后
还是派人到我家乡向我的老师、同学取得旁证，方才将我解放了的。肃反领导小组
向我口头致歉，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别的都不提，只希望把我的未婚妻调来。领
导经过快速运作，终于在1956年国庆后把怡调来了。当时肃反运动还没有结束，单
位特意安排了一次盛大的婚礼，各级领导几乎全都到齐了。很显然，这是一次非正
式的当众宣布：吴越不是反革命，也没有政治问题。

    那一年，怡已经三十岁，考虑到年纪太大生育不便，婚后才两个月，怡就有了
身孕。1957年8 月，怡回上海去做产，我一个人住在北京。当时反右派运动进行得
如火如荼，我却因为肺部发现乒乓球大小的一个瘤子而半休，没有参加运动。一个
星期天，我看到报纸上在批判储安平的“党天下”论，觉得太小题大做了，就写了
封信给《人民日报》，提出“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何况储安平的话“也不是没
有一点儿根据”。

    当时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共有120 多人，按照5%的指标，已经揪出了六个右派，
基本上完成任务了。但是《人民日报》把我的这封信转了回来，于是掀起了轩然大
波，结果是揪出了第七个右派，超额完成了任务。

    下面的事儿长话短说：我被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怡是“社会主义建设积极
分子”，还是全国三八红旗手，与我成了“两股道儿上跑的车”。为了不让孩子当
“右派崽子”，她与我办理了离婚手续，不久也下放到江苏海门县当英语教师去了。

    孩子由外公起名叫“吴永”。直到1965年春节，孩子都八岁了，我摘了右派帽
子，有了探亲假，回上海探亲，才有机会硬着头皮到姚家看了她一眼，拢共不到五
分钟。她的脸型长得跟怡一模一样，我递给她一块巧克力糖，她不知道我是谁，翻
着大眼睛说了声“谢谢叔叔”，就背起书包上学去了。她外公倒是挺通情达理的，
给了我三张孩子的照片。我也挺自觉的，立刻就告辞。

    我去姚家，本希望能够看见怡，没想到我去早了，她还没放寒假。春节期间，
我请一位女同志打电话给她，把她约了出来，在人民公园见面。公园还是那个公园，
人也还是那两个人，但是心情与十二年前可大不相同了。她面容憔悴，愁眉不展，
瘦了许多。她告诉我，她与我结合，父亲和妹妹其实都不大同意，只是不想横加干
涉而已。等到我出了事儿，父亲和妹妹会说些什么话，可想而知。除了来自家庭的
压力之外，单位对她的压力也很大。我是倪海曙介绍来的，一直跟着他工作。创办
文字改革出版社的时候，编辑部就我和他两个人：他当总编，我当编辑。在别人看
来，我是他的亲信无疑。怡调来以后，就在总编室工作，等于是总编的秘书。当时
文改会内部有学术观点的分歧是事实，与倪海曙观点相左的人姓郑，原是周总理的
秘书，早先当过文改会的秘书长，是真正的当权派。但是有人把这种分歧说成是拉
山头的“派系”，而且把我和怡都列入根本就不存在的“上海派”中去，与“本地
派”对立起来，则是冤枉的。倪海曙不是党员，在会里不是当权派。于是他们两个
人之间的意见分歧和关系上的磨擦，就难免要拿我们这些无辜者当牺牲品了。1957
年我被错划为右派，“自己跳出来”固然是原因之一，“清君侧”和“削弱对立派”
至少也是因素之一。我被送去劳改以后，怡在单位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所
以一有下放的名额下来，她就首当其冲了。结合以上两重原因，加上避免让孩子当
“右派崽子”，她离开北京之前，不得不提出与我离婚，这些苦衷，希望我能够谅
解。

    事情都到了这一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事情都是因我而起，做出牺牲的是她，
她不埋怨我，倒要我谅解，确实让我无地自容了。我岔开这个话题，只希望她把孩
子带出来让我再看看。她说：我到她家里去了一趟，她父亲已经知道我在上海，不
但对孩子控制得很严，对她也盯得很紧。再说，孩子还小，最好不要让她增加心灵
上的创伤和思想上的负担。这一次因为打电话过去的是个女同志，她爸爸倒是没有
起疑心，但她也不能在外面呆太久了，得赶紧回家去。只怕以后连她也很难出来与
我见面了。

    我尊重她的意见，就出了公园，步行一直送她到家门口不远处，这才上了电车
回家来。

    过了几天，怡突然到我家来，说是开学在即，她要做些准备，打算明天一早上
船回海门，所以今天特地来向我告别，也顺便看看我爸爸、妈妈。我母亲见这个离
了婚的儿媳妇又上门来，赶紧按照缙云人的风俗习惯做了满满一碗米粉干，加上两
个荷包蛋端了来。怡的饭量本来就极小，加上此地、此人、此心、此情，哪里吃得
下去？用筷子尖儿挑起几根儿来强咽了下去，就眼泪汪汪地放下了筷子，告辞要走。

    我送她到车站，问她明天几点钟的船，我去送她。她再三叮嘱我不要送，不要
把事情搞得更加复杂化。但是我不听。我想她既然敢于到我家里来跟我道别，说明
她心中的感情还没有完全熄灭，又特别说明是明天一早上船，不正是希望我送送她
的意思么？

    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十六铺码头，买了一张送客的码头票，站在检票处等她。
但是一直等到旅客全部上船，船都开了，还不见她来，估计她一定是改期了，只好
怏怏而回。

    回家以后，我把码头票装进信封，寄到了海门，以此告诉她我的确是按点到码
头去送过她的。

    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取消了摘帽右派们的探亲假，我也再没有到过上
海。直到1975年我攒够了路费到缙云看望母亲，朋友们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返回
北京之前给怡发了一封长信，先告诉她老家有人给我介绍了一个对象，然后问她在
目前政治形势稍许宽松的前提下是否有复婚的希望，并表示我将到海门去与她面谈
这个问题。结果是我一到上海，大嫂子就递给我一封电报和一封信，电报是叮嘱我
千万别到海门去，信则说明目前她的处境依然非常不好，叫我不要再打搅她，更不
能与我在海门见面，并说：“要想孩子叫你爸爸，那是绝不可能的事情了。如果有
可能，你还是再生一个女儿叫你爸爸吧。”

    话说到了这个地步，多啰嗦已经没有任何意义，我遵嘱从此没有再打搅她。

    直到二十二年以后的1987年，一号吴永才到北京来看望我。那是1983年我的长
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出版，我按照老地址给吴永寄了一套书去，终于跟她联系
上了。她来北京那一年已经三十岁，在上海静安医院工作，即将结婚。她的姨妈和
姨父都在北大教书，她是先到姨妈家再由姨妈送她来我家的。我与她姨妈已经没有
任何话可说，见面只是点头而已。

    在父女团聚的日子里，她告诉我：外公已经故去，不然的话，她也不可能到北
京来认爸爸。妈妈依旧没有结婚，但是交过一个脸型与我十分相似的朋友，不过到
了儿也没结婚。她从小到大都是在外公的扶养下长大的，不但从来没得到过父爱，
连母爱也极少。因为母亲在海门教书，一年只回上海来两次，而且每次时间都不长，
对她的感情好像还不如对学生深。如果阿姨（指三号吴永的母亲）不介意，她会动
员妈妈来看望我的。

    我告诉她：阿姨是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二号吴永的妈妈她也见过。如果怡肯来
北京，她一定热情接待，绝不会介意，更不会有语言上的龃龉。

    但是这个女儿终究已经三十岁了，第一次叫爸爸，很不容易开口，在这样的背
景下与父亲见面，也无法欢快，无法亲热。探亲假的时间有限，住了几天，就要回
上海了。动身那一天，她的两个表妹、三号吴永和她妈，加上我一共五个人送她进
了车站，在月台上依依话别。直到开车的铃响了，她要上车去，这才忽然扑进我的
怀里来，叫了一声“爸爸”，两人紧紧地抱在了一起，互相亲吻。啊，三十年了，
直到三十年之后，我才第一次“抱”着我的女儿，才第一次亲吻我的女儿！

    四年之后，也就是1991年，一号吴永再次来北京探亲。这一次，她果然把妈妈
动员来与我见面了。怡进门之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次我来，是想把当时的一些
情况说说清楚……”我立刻制止她：“当年的事情，一切都已经过去，你也已经向
我都说清楚了，咱们谁也不要再提它了，好吗？”她默然，果然就不再提起往事。

    尽管三号吴永和她妈都热情地接待她，但是她与我坐在沙发上聊了没有多少时
间，就起身告辞，要回她妹妹那儿去，大家怎么留她也留不住。这是无可奈何的事
情，我也不勉强，只好听她自便，送她上了汽车。

    这时候，二号吴永也已经结婚，我有心让三姐妹见见面，就定了个星期天，把
大小两个吴永带到二号吴永家里去，在她家吃了一顿“三姐妹团圆饭”，又拍了许
多照片。──张扬拿去发表的，就是这次拍的照片。

    怡回上海以后不久，就到美国看望她的哥哥去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
也没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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