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是诈骗呢，还是玩笑？

    到了北京，按我爸爸的意思，先去找王老师。其实，即便爸爸不说，我也会这
么做的。

    我抑制不住满腔的高兴，喜滋滋地讲完了为什么来北京的原因，王老师却皱上
了眉尖不断地摇头。他说，根据常情判断，一个中央级杂志社聘请记者，绝不可能
如此简单草率。

    何况，像我这样的小说不过是文学爱好者练笔的习作，无非因为有他这个老师
的提携，作为鼓励，勉强发表一篇两篇罢了。就全国范围来说，比我写得好的小说，
不知道有多少。

    要是像我这样水平的人《小说选刊》都会不远千里、不经了解就去聘请，那他
们编辑部岂不是要人满为患了么？

    我不相信人家会骗我，就拿出许萍给我的六封长信和一封长电报来给王老师看。
他一面看，一面忍不住发笑。他认为这完全是一个骗局，要不然就是拿穷人打哈哈，
跟我开一个天大的玩笑。他说：现在机关单位的信纸、信封流入私人手中的很多，
有时候，连盖有公章的都不能轻信。他认为，这六封信里，前四封不过是试探，关
键的是最后两封：一封提出了要五百元“保证金”，一封叫我把钱汇到河南他家里。

    而他自己不但没有留下北京的地址，连给社长、主编的介绍信都不写一封，可
见只要钱一到手，他就要溜之大吉了。他还说：这件诈骗案的发生，毛病就出在我
写的作者介绍把自己说得太幼稚上：一个最远只到过县城的山里妹子，可以设想，
一定什么也不懂，还不一骗一个准儿？这样的“雏儿”不骗，还骗谁去？

    我还是不相信。照常理推测，凡是诈骗，钱财不到手绝不会罢休，我并没有给
他汇钱，他怎么就叫我来北京了？我们这样辩论，就是说到天亮也说不清楚，好在
王老师跟《小说选刊》的主编李国文同志认识，两个月前还一起在遵义领过奖，于
是立刻就打电话去问。

    李国文同志当时没在编辑部，一位姓徐的同志接的电话。

    回答是：《小说选刊》的编辑、记者中，根本就没有姓许的人。他让王老师把
许萍的信件和电报全部转给他们，由他们研究怎样解决。

    李国文同志根据现象初步判断：印有“《小说选刊》编辑部”绿色宋体字的直
行信封，是伪造的，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信封；印有“中国作家协会稿纸”
字样的十六开稿纸，明显也是伪造的，那纸张的质量，那印刷的质量，实在太次了。

    尽管案子未清，骗局已成定论。我懊丧已极，好像从半天云雾中一个跟斗栽进
了大海里，浑身都凉透了。好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几个河南的地址都在，
他既然收到过我的信，总不会假。要找他算账，还是不难找到许萍其人的。

    事情的真相究竟怎样虽然还没有调查，但我是个上当受骗者，却是无可怀疑的
了。一者我无颜回去见家乡父老，因为村子里几乎人人都知道我“写小说写出个好
工作”来，如今已经在北京坐编辑部了；如果灰溜溜地回家去，并且宣布自己受了
骗，岂不等于宣布自己是个大傻瓜？再者，我也一定要知道一下这个骗子到底是个
什么样儿的人，居然来跟我开这么大的玩笑。

    我只好在王老师的家里暂时住着，且看这台好戏怎么收场。

    《小说选刊》的法律顾问是中国作协副主席陆文夫同志的女儿，办事泼辣神速。
经过调查，终于得知这个许萍原来是河南某县一家什么“文化书社”的经理，也就
是说，是个个体户书商。他给我介绍的四十六家浙江工厂，大概就是他的“发行网
点”中的书刊订户吧。按理说，像他这样伪造信纸、信封，且又冒充《小说选刊》
的记者进行肆无忌惮的诈骗，本应该诉诸法律，由司法部门严肃处理的，但据这个
许萍招供说：他虽然伪造了许多信纸、信封，却“仅仅骗了我一个人”，而且认错
态度比较良好，也没有造成太大的经济损失，所以只写了一张悔过书，保证以后不
再重犯，就算结案了。

    这件新闻，后来发表在一九八九年一月份第一期《文艺报》的第一版上。当然，
报上只说在河南发现一个伪“文联”进行诈骗活动，并没有提起怎样骗了我，更没
有提起是怎么发现、怎么破案的。

    许萍做了检讨，倒是什么事情也没有了。那么我这个被骗者呢？我的经济损失
由谁来赔偿？李国文同志给王老师来信，叫我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我想：即
便许萍认赔，也不过来回的车旅费共一百多块钱，如果我就这么灰溜溜地回家去，
不但父亲面前无法交代，也好比是“入宝山空手而回”，白白来一趟北京，未免太
冤枉了。既然已经离开家乡，我又没有工作，正好趁此机会“闯荡江湖”，增加一
点儿生活阅历，以便作为创作的源泉。为此，我要求王老师给我在北京找个事儿干
干。王老师问我能做什么事情，我说：我反正不是为赚钱到北京来的，只要有个地
方睡觉，一天管三顿饭吃，尊重我的人格，就可以了。给钱多少，我绝不计较。

    我想：在北京找工作固然困难，但这样低的条件，总还不至于无人问津吧？

下一节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