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一厢情愿的闹剧
──第四个还不是丈夫
第一节 天下还是好人多
李大明的纠缠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又提到了日程上来。
尽管我手头还有几百块钱,住的也是三块钱一天的小旅馆,但是经不住坐吃山
空,早晚总有用完的日子。王老师确实对我心有余悸,怕我现在嘴上说得好听,转
过身去,又会故态复萌,把说过的话忘得干干净净,所以不敢再给我张罗找工作了。
我想了个主意,将他一军说:如果他能够再相信我一次,给我介绍一个比较理想的
工作,我一定小心谨慎,兢兢业业,上班的时候做好本职工作,下班以后哪儿也不
去,专心一志地写我的长篇,在创作成功以前,绝不考虑婚姻问题;如果他不管我
了,我还到保姆市场去碰运气,今后是好是坏,再也不用他管。
我的“将军”果然管用。我知道他一方面怨我恼我,恨我不成器,一方面还是
疼我爱我,希望我长进,生怕他一撒手,我又会重蹈覆辙的。
果然,过了两天,老师到我住的小旅馆来,把我写的第一部长篇《昨夜春梦》
的未完搞拿走了。他说有一个出版社想看看我的写作水平,然后再考虑如何安排我
的工作。
于是,我天天在盼望着这个“伯乐”能够赏识我,录用我。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老师来报告好消息,说燕京出版社的社长兼总编辑梁文同
志看了我的小说,认为我大有发展前途,愿意培养我,造就我。据王老师介绍,这
位文老师,十分爱才,他的出版社里,有许多编辑就是他出于爱才之心从别的单位
调进来的。尽管我的户口在外地,安置工作可能要困难得多,但只要他认为我确实
有才气,还是会千方百计为我想办法的。──不过王老师再三声明:这是他最后一
个没有被我得罪的朋友了,他还要在那里出版小说,希望不要因为我的缘故,弄得
以后没有办法跟人家见面,连书也出版不成了。
当天老师就带我去见梁社长。社长当面鼓励了我一番。
又拿出一部稿子,叫我带回去看后写出审读意见来。等他看过以后,再决定怎
么安排我。接着又问我目前有什么困难,他能够帮我解决的,尽量给我解决。我趁
机提出:我现在住在旅馆里,每天连吃带住要花十来块钱,希望能帮我解决一下住
处。他考虑了一下说:民政局局长跟他是老朋友,他写封介绍信去,让局长给我在
招待所里免费要一个铺位,理由嘛,就说是到北京来改稿子的。
我拿了梁社长的介绍信,到民政局找局长。果然人熟是一宝,局长看了介绍信,
责成秘书给我办理这件事情。秘书立刻打电话,没多久,就给我联系妥了,另写了
一封介绍信,让我到月坛附近找民政局招待所所长。所长接待了我,只以为我是局
长的亲友,对我非常客气,当时就安排我在三楼的一间房间里住,时间暂定两个月。
房间很漂亮,四个人一间,按北京的价格,至少要二十块钱一夜,但有局长出面,
不但不收我一分钱,还卖给我职工食堂的饭票,同样的饭菜,比在旅客餐厅便宜一
半还多。
我深深体会到了“有权干部”的力量。比较起来,王老师在文坛的名声并不低,
但是不当官,手里无权,要他做到这一切,根本不可能。
从此,我就安心地、专心地、白天黑夜地在招待所里继续写我的第一部长篇小
说。这期间,梁社长还特地到招待所来看过我两次,每次都给我带来咖啡、冷饮之
类,鼓励我尽量把稿子写好,争取在他手中推出问世。
我又一次遇上了好人。这个人像王老师一样地赏识我,却比王老师的权力大,
能量大,而且一点儿也不知道我以前的丑事。因此我必须尽力争取他的好感、同情
和信任。我相信,在他的关怀和支持之下,一定可以为我解决工作问题。
这就叫“大树底下好乘凉”嘛。
这一回,怎么说我也不应该再自暴自弃,拿自己的生命、前途开玩笑了。
自从我住进了招待所,王老师嘱咐我“一切小心谨慎,好自为之”,就算是把
我交给了梁社长,不大来看我了。
梁社长倒是常常来看我,有时候我也陪他去逛逛马路,谈谈理想、奋斗什么的。
他对我不但赏识,而且关心,怕我生活无聊,送了我一台揣在怀里的录音机,走到
哪里都能听音乐,我特别喜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简直成了我半个家长了。
八月底,梁社长通知我到燕京书店去上班。他说:只要我愿意,我就是在这里
干一辈子都是可以的。这是燕京出版社办的书店,设在城内闹市区,由梁社长兼任
经理,所以这里的用人他说了算。按社长的意思,是叫我白天当营业员,晚上在店
堂里值夜班,这样,不但解决了我的住宿问题,还可以开双份儿工资。但因为我是
个单身小姑娘,主持书店日常工作的高副经理不肯点头。她说是派出所不同意,因
为整条街上,所有的店铺大都是老头儿值夜班,没有一家是小姑娘值夜班的。实际
上,是她自己反对。她对我不了解,不放心。一怕小姑娘没有耐性,坐不住,值班
期间会往外跑;二怕小姑娘晚上往店里招汉子,一旦发生了失窃案,可就说不清楚
了。
书店的营业时间是早九点到晚六点。早班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晚班上午十点
到下午六点。每星期轮流休息一天后倒班。开头我在门市部,后来管批发业务。工
资每月一百二十元,加上奖金,大约一共有一百五十元。对我来说,这就不算少了。
店里一共有十几个人,大部分是离退休的老职工。就数我年纪最小。大家都很
关心我。关于住宿问题,社长说一定帮我解决。实在不行,哪怕去租,也要租一间
来给我住。
天下还是好人多。碰见这样好的社长,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上了一个月的班,我在招待所免费住宿的日期快要满了。
所里的服务员几乎人人都知道我是局长的亲戚,对我特别照顾。估计即便到期
了,请社长再跟局长说说,延期几天,总还是好商量的。所以我虽然老钉着社长催
问,其实心里并不太着急。
事情也实在凑巧:就在我的住宿期将满的前两天,招待所里被查获了一件卖淫
案,受到停业整顿的处分,不论什么关系户介绍来的都没有用,一律是“两个山字
摞一起──请出”。更巧的是:我的身份证不久前在公共汽车上连同钱包被小偷偷
走了,因此,即便是我自己花钱住旅馆,也住不进去。开头是社里的保卫处给我开
了一张证明,证明我是外地来京改稿子的作者,身份证遗失,请各旅馆准予住宿。
但是这样的介绍信城里的旅馆大都不认,一家一家问过去,一直问到朝阳门外东大
桥,加上半车子好话,才有那小旅馆答应让我住一夜。第二天,我请王老师到派出
所给我办了一个长期临时户口的暂住证,结果这样的证件旅馆还是不认。一连两天,
我都是在火车站的候车室里度过的。晚上睡不好,白天困得睁不开眼睛。王老师介
绍我到他的一个朋友家里暂时住几天,我想想如果我有了比较稳定的住处,社长就
不会急着给我找住房了,所以我咬咬牙,愣是不去,坚持夜夜住车站,想用“苦肉
计”来催促梁社长尽快给我找到住房。
有一天晚上,我嫌车站人声嘈杂,一个人在什刹海旁边的长椅子上坐着,打算
等到深夜以后,再到火车站去。这时候已经是九月底,很快就要到国庆节,天气已
经很凉了。一过十点,什刹海岸边很少有人逗留。我穿着毛衣、风衣,还不免瑟瑟
发抖。正想站起来到车站去,忽然过来三个小青年,他们见我一个人在湖边坐着,
怕我是厌世的投水者,就过来和我搭讪。我见他们并无恶意,也就不加隐瞒,实话
相告。
三个青年合计了一下,说我这样下去,会把身体弄坏的,叫我跟其中的一个青
年回家去住。我看看那个青年,一米八的个子,瘦长的身材,长得相当帅,可以说
够得上美男子的份儿,心里先就有几分喜欢他;又听他说:“我家住房并不宽空,
不过见你这样露天过夜,怕会得病,才带你回家暂时住一两夜。在我父母亲面前,
我不能说不认识你。这样吧,我就说你是我同学的妹妹,家里房子拆了翻修,封不
上顶,临时借我家住一两夜。你可别说错了。”我琢磨着这是个好人,就点头答应
了。
在路上,他告诉我他叫刘昆,在印染厂工作,家住朝阳区白家庄西里六号楼二
门602 室,父亲是东北人,在机电研究院工作,母亲是上海人,在中学里教语文。
家里就他一个儿子。我听说是这样一个有文化的家庭,更加放心了。
到了他家,已经将近深夜十一点钟。他家住房果然不宽空,就两间房间,都挺
小的,父母亲住一间,他住一间,还没有客厅。他父亲已经睡了,他母亲见儿子深
更半夜地领一个陌生姑娘回来,问是怎么一回事情,刘昆就照刚才我们合计的说了。
他母亲就问我姓什么叫什么,家住什么地方,怎么从来没有见过我也从来没有听他
儿子提起过。我按照刘昆教我的话一说,他母亲听我说话是南方口音,猛地问我是
哪里的人。我一时没有准备,就说我是宁波人。她一听,又问:“你们家搬到北京
来几年了?怎么你的口音还没改?”我只好说我家搬来刚三年,北京话没学好。刘
昆怕再问下去要出拐,忙用别的话支了开去。
当夜我睡刘昆的床,刘昆在过道上搭一张折叠床睡。他母亲不放心,一夜里起
来看好几次,见她儿子在过道上睡得好好儿的,这才完全放心了。
第二天一早起来,他母亲就发话,说她家地方小,他父亲又有病,叫他今夜不
要带我回家来睡。他无可奈何,带我到门口的饭店吃了几个包子,然后把我带到朝
阳医院的候诊室里,对我说:这里一夜到天亮都开着,比火车站清静,比什刹海暖
和。他母亲反对我到他家睡,他也爱莫能助。我连连道谢,说这就很感激他了,又
给我找了这么好的一个过夜地方,更其感激不尽。
说完,我们各自东西,都上班去了。
当夜,我果然到朝阳医院去过夜。晚上十点多钟,他还来看过我,陪我聊了一
会儿天,又给我留下了厂里的电话号码,这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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