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天堂中的神女

                      第一章  我的第一个“自由日”

    一九六三年仲秋，我得到了一纸“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但却依旧留在团河
农场劳动，被称为“就业人员”，开始那更加漫长的“半公民”生活。

    所谓“就业人员”，除了星期天经请假能够外出、可以直接到邮局去发信以及
象征性的选举权之外，其余一切待遇，包括经济收入、居住条件、伙食标准、劳动
强度等等，均与劳动教养没有多少差别，质而言之，不过是从教养队搬到就业队，
如此而已。

    这时候，我已经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孑然一身。早先的朋友嘛，也怕沾上我
这个“摘帽右派”受到牵连，大都与我划清政治界线，不敢来往了。

    我在劳动教养期间，前几年不但一分钱收入也没有，连肚子都填不饱，后两年
每月工资从二十七元涨到三十二元，除去伙食费，再买点儿日用品，也攒不下几个
钱。解除教养的那一天，从管教科领回的存款，居然还有八十六块钱的余额，简直
是奇迹！

    说起领这个存折，还有一个我永远也不会忘记的故事。

    我的工资每月三十二元，到月底并不是直接发给我，而是由中队统计员做账，
存进银行里，存折则由统计员集中保管。每月吃多少伙食费、买多少日用品，都由
统计员做账，从银行里取出。解除教养的那一天，我在“解除劳动教养通知书”上
签字以后，就从统计员那里领回属于我的存折。这个存折，封面上印的是“中国人
民银行”，但是到任何一个银行去都取不出钱来，而必须到场部的管教科去取。我
好几年没上街、没摸到人民币了，急于要取钱去买东西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

    我急冲冲地到管教科去领钱。都下午三点了，管钱的干事还没来上班。又等了
半个多小时，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才扭搭扭搭地扭了进来。我递上存折去，声
明全部取出──即便我要存钱，也要找个“真正的”银行，绝不存在管教科呀──
那姑娘拿起算盘来，噼哩啪啦地打了一通，然后绷着脸告诉我说：“本金八十六元，
五分钱利息，一共是八十六元零五分。”

    我大感惊讶：我一个月至少能存五块钱，即便按千分之一的月息计算，五块钱
存一年也有五分钱利息，怎么我八十六块钱存了两年多，却只有五分钱利息？我不
敢多说，只问了一句：“怎么这样少哇？”那姑娘抬头瞪了我一眼：“就这么多。
你想要多少？”

    我嗫嚅地说：“我八十多块钱存了两年多……”

    她又瞪了我一眼，轻蔑地说：“你存过钱吗？活期储蓄，每年一月一日和七月
一日把利息都加到本金里去了，你懂吗？”

    我还是不大相信：“那么，八十多块钱，存四个多月，总不会只有五分钱利息
吧？请你再算算。”

    她不耐烦地拿起算盘，又拨拉了一通，这才不好意思地说：“哦，我进错位了，
不是五分，是五毛。这样，一共是八十六块零五毛。”

    我对她的算法还是不大相信，不过也不想再跟她磨牙了，就不再说话。接过钱
和利息清单来，看了一眼上面的一个小戳子，“王秀英”三个字就在我的脑子里生
了根，事隔三十多年的今天，依旧没有忘记。

    解除教养后的第一个休息日，我向指导员请准了假，翻出一套好几年没穿的毛
料干部服，擦亮了皮鞋，揣上了我的全部积蓄，大摇大摆地进城去了。

    我所在的团河农场，在大兴县境内，离北京市永定门还有四十多里。虽然有长
途公共汽车可通，但每逢星期天，那车上的人，装得比沙丁鱼罐头还挤，而我又有
个晕车的老毛病，车越挤晕得越厉害。因此，我的第一个“自由日”，进的是“大
兴县”这个城，而不是“北京市”这个城。

    凡是经过几年劳改，一旦得到释放的人，只要兜儿里有几个钱，第一次进城，
不把这些钱花完，总是不甘心的。我既然是个具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自然也摆脱不
了这种心理状态的控制。只是我花钱的方法，和大多数人不一样罢了。

    别人恢复自由后第一次上街，头一件事情就是上馆子。在劳改农场啃了几年玉
米面的甚至麸子面的窝窝头，仅有的一点点儿肠油，早就被刮得干干净净的了，何
况刚刚经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吃的是“糠菜代”，人人肚子里素得不行，看见
什么都是美味佳肴，就连猪头肉，一口气也能吃它一两斤。进了馆子，只要口袋里
有钱，还不是什么好吃的吃什么？所以，凡是从劳改队里出来的人，就好像从饿鬼
道里逃出来的饿鬼一样，这第一个“自由日”，喝醉了人事不醒地被抬回来者有之，
带上一个旅行包装满了饼干、点心、罐头、鱼肉、烟酒之类扛了回来者也有之，甚
至吃得过多送进医院去开刀者也有之；除了极爱面子者之外，独独没有人在衣着打
扮上花钱：这是因为几年劳改，学得更加实际了，穿惯了褴褛的衣衫，爱美之心，
早已经消失殆尽也矣。

    我一生无嗜好，烟酒不沾，从小家里管教很严，没有吃零食的习惯，即便进了
劳改队里，也只知道读书写作，被称为“苦行僧”，也被称为“三余庄精力最充沛
的人”：因为我的衣袋里总揣着一摞旧书裁成的卡片，哪怕在工间休息的十五分钟，
也要掏出来继续编我的《汉语世界语大词典》，或者继续构思我的长诗，一有了佳
句，立刻就记在随身携带的“卡片”上。

    这时候，我编的词典已经初步完成，正在进行学术著作《浙江缙云方言初探》
的写作，很需要到北京图书馆去查看一些资料和参考书。既然我最怕挤公共汽车，
于是我决定把我的全部存款用来买一辆自行车。

    大兴县的县政府，解放前设在北京城里的“大兴县胡同”，县境内并没有县治。
直到解放以后，才把县治设在黄村镇。到了一九六三年，黄村镇虽然已经做了十几
年县治所在地，但依旧是小乡镇的规模，只有一条狭窄的土石街道，两旁房屋破烂
陈旧，除了县政府之外，没有一座大楼，更没有几家店铺。我到理发店理了发，到
照相馆照了一张“免冠”纪念照，最后到了县五金交电公司。这里虽然只有三间平
房，却算是本县的大商店之一了。

    走进去一看，车子倒是不少，但是价格都在一百五十元以上。区区八十多元，
差着将近一半儿呢！我摸了摸口袋，无可奈何地正想走开，忽然看见电器部有人在
调试收音机，声音宏亮，居然还有点儿低音共鸣。我从小就是个课余无线电爱好者，
曾经从矿石机装到超外差机，就不由自主地踅过去看热闹。

    摆在柜台上的，是一架再生式四管半导体收音机，一级检波，一级中放，一级
推挽功放，木制的外壳，面板比一本《红旗》杂志还要大一些，有一个拳头那么厚，
安的是一个四英寸的扬声器，难怪声音宏亮而有共鸣。这种收音机，现在是绝对不
会有人欣赏了，但在那个时候，半导体在大陆还是时髦的新鲜玩意儿，特别是像我
这样与世隔绝了好几年的老牌无线电爱好者，它那诱惑力，似乎又强大了好几倍。

    调试的顾客嫌它个儿太大，摇摇头，表示不满意。我这个老戆，却觉得这是一
件难得的好宝贝。一问价格：七十元整。这是我的经济力量所能够承受的。我捏了
捏兜儿里的钱，决不定是买车子好呢，还是买半导体好。

    买车子，还要攒七八十块钱，这对我这个每月只能储蓄五六块钱的二劳改来说，
意味着还要勒紧一年半裤腰带；而“得到自由”以后，再要像教养时期那样清心寡
欲，似乎也太难了点儿。如果买半导体呢，现在就可以捧回劳改农场去，而且无疑
能够引起轰动效应。

    我犹豫再三，终于下定了决心，几乎掏干了我的全部财产，买下了这台颇为笨
拙但却肯定能给我带来欢愉的半导体收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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