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父亲汇来了安家费，无声地走了

    在我安家以后不久，我父亲给我汇来了一百五十块钱，来信中特别说明：这是
我自己的存款。

    我父亲是个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早年是三民主义的笃信者。
二十八岁了，才进的“浙江法政专科学堂”学法律，因为响应上海五卅惨案带领学
生上街游行被孙传芳通缉。经李雪峰介绍，到北伐军中担任团党代表，相当于团政
委，一路打到北京。北伐胜利以后，到上海特区法院当法官。“八一三”上海抗战
事起，他坚决不做亡国奴，辞去法官不干，带领全家回到浙江缙云乡下，不是单纯
的避难，而是全家抗日，他把正在宁波读高中的我的二哥送到中央军校，把在上海
实业银行工作的我的大哥叫回来担任抗日游击队的军需，他自己则出任湘鄂赣边区
挺进军司令部代理军法处处长。抗战胜利后在浙江瑞安、嘉兴、金华的法院里当过
几年推事，临解放前在杭州当律师。上海解放以后，他以老司法人员的身份参加上
海市政法研究小组，是九个成员中唯一的一个非党人士。一九五三年我先担任上海
市法院处理积案办公室秘书，接着他出任上海市第一法律顾问处民事组组长。我们
父子二人，一个在法院内，一个在法院外，干的都是司法工作。一九五七年，我因
为写信到《人民日报》去为储安平辩护，被划为右派，我父亲也因为上海市司法局
撤消、法律顾问处关张，被调到苏南煤矿去当行政人员。他当时已经年近六十，不
想离开上海，就申请退职了。

    退职人员，只发几个月工资，连公费医疗都取消了。因此，我父母的晚年，是
靠他们的积蓄度日的。

    我父亲的毕生追求是“当武官不怕死，当文官不爱财”，在他担任法官期间，
我多次亲眼见过他把送礼的人轰出门外去。在治家和教育子女方面，更有股子怪脾
气，他在家里，总穿一件打补丁的蓝长衫，节约得近乎吝啬，从来不给子女零花钱。
他的原则是：对子女只尽扶养教育责任，不给子女留财产，子女长大成人以后，也
不要子女给家里一分钱。一九四八年我在杭州上高中，除了给我应交的学费和食宿
费之外，一个学期写几封信、看几场电影都有明确规定，多一分钱不给。我也是因
此才大量地写作投稿，为的是挣几文稿费好买书看电影。一九五二年我从部队转业
回上海，部队发的安家费（大米五百斤），他给我折合成钱存进银行。后来我分配
工作，每月的工资他一个不要，甚至连我平时拿回家的水果、给家里买的煤球等等，
他也要折合成钱存进我的折子。一九五四年我奉调北京，他曾经告诉我：我的存折
上，一共有二百多元存款了。对于这笔存款，我当然不承认。这次我新疆去不成，
艰苦安家，他就从这二百多元中取出一百五十元，给我汇来了。

    我掂着这沉甸甸的一百五十元，心里很不是滋味儿。父亲已经七十多岁，由于
他的固执，我工作以后，确实没有给他汇过钱。一九五六年我第一次结婚，我这个
固执的父亲，除了一封嘱咐我们要勤俭持家不要浪费的训导之外，也没有给我汇过
一分钱。这一次，在他自己已经没有任何收入的情况下，倒给我汇钱来了，而且声
称这是我自己的存款。我知道他是什么用意。我的手头基本上已经空空如也，这一
百五十元，我只能作为“基金”保存，不是急需，绝不能动用。因此对于这笔钱，
我在琴的面前，连提都没有提起。

    这时候，“文化大革命”已经如火如荼，紧张得很也热闹得很。根据中央发布
的“公安六条”，劳改机关中的劳改、劳教、就业三类人员不得参加“文化大革命”，
而是进行“正面教育”。在“文革”期间进行的所谓“正面教育”，当然主要是
“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加上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一方面
联系自身所犯错误，深挖犯罪根源，一方面联系实际，向一切错误思想和行为作斗
争，归根结底离不开揭发、批判这一套。不过所揭发、批判的，只限于就业人员中
的错误言行，绝不许涉及到干部。也就是说，只允许横向斗争，不允许向上斗争。
联系到生活方面，在“生活集体化、行动军事化”的口号下，除了出收工排队，高
举语录牌，高唱语录歌之外，甚至连到食堂买饭也要以班为单位排队去排队回，吃
饭也要以班为单位在院子里围成一个圆圈儿集体吃，并由宣传员在一旁大声读报，
称为“用毛泽东思想占领每一秒钟”。宿舍内高挂主席像，设立“宝书台”，张贴
毛主席语录，还搞什么被褥一条线、毛巾一条线、茶缸一条线之类。至于本来是每
周一到周五晚上七至九点的时事政治学习，就从读报、讨论变为讲用会或揭发批判
会，有时候开小组会，由班长主持；有时候开全中队大会，由指导员主持。



    于是全中队掀起了一个又一个揭发、批判的高潮，把个原来死气沉沉的劳改农
场搞得热火朝天的。除了不许写大字报之外，与社会上的“革命形势”也差不多。

    在十年动乱中，自始至终我是个没有揭发、批判过别人的人。我有我逃避运动
的方法：本来我就是中队教唱歌的“教员”，“文革”期间，号召大唱革命歌曲，
我教唱歌的任务很重，每周都要用一个晚上专门教大家唱歌，每次开中队会之前，
都要先唱十几分钟革命歌曲。指导员宣布开会之后，要由我指挥唱《东方红》，指
导员宣布闭会，还要由我指挥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有的时候，还要由我担任会
议记录。因此，尽管我从来没有在大会上发过言，却谁也不敢说我对运动不积极。

    这期间，我和张永贤合作，写过一些毛主席语录歌曲，其中以“老三篇”语录
歌为最多。我们很巧妙地选择一些意义深远的毛主席语录来谱成歌曲。例如关于
“民主”，那时候是根本不许提的，但是我偏偏选了“老三篇”中“现在的世界潮
流，民主是主流，反民主的反动，只是一股逆流。这种反动的逆流，企图压倒人民
民主的主流，但反动的逆流，终究不会成为主流，总有一天会要被克服下去”这样
的语录来谱写。目的是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批驳他自己的话。因为这是出于“老三
篇”中的名句，送到指导员那里去审查，他也绝不敢说这样的歌曲不能唱。

    那时候，总政歌舞团军乐队的第二把手赵东晨正在三余庄接受改造。他曾经把
整个“老三篇”全文谱写成歌曲，由右派教养队组织成合唱团，在团河农场各队巡
回演出。其中有一部分，用的就是我和张永贤所谱写的乐曲。

    在我和张永贤的共同策划下，我们还组织了一次“早期革命歌曲联唱”，组织
了一支小型合唱队，专门演唱《流亡三部曲》、《团结就是力量》、《民主是什么》
等歌曲。

    就在“早期革命歌曲联唱”正式演出的那一天，我突然接到我父亲的“绝笔”，
一张红格信纸上，只有“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跟共产党走，一切服从红
卫兵的指挥”这样四句话。我当时就意识到问题严重，意识到父亲可能出问题了。

    我父亲早年是孙中山的狂信者，一部《三民主义》读得滚瓜烂熟。靠这部《三
民主义》，他当上了北伐军的团党代表，并且身体力行，一切行动都以三民主义为
准则，严格要求自己和子女。在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贪污成风的情况下，他能
够安贫乐道，不做贪官，正是因为他头脑中有坚定的信念。解放后读了毛主席著作，
思想大变，否定了三民主义，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从此一变而成为毛泽
东思想的狂信者。

    我一九五四年离沪来京，一九六四年春节回上海探亲，与父亲整整十年不见面，
进屋一看，只见墙上贴着毛主席像，左面写“读毛主席的书”，右面写“听毛主席
的话”，横批是“跟共产党走”；又见他每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之后，先向毛主
席像三鞠躬，然后研读毛著，虔诚之极。桌上放着四卷《毛选》，每一页上圈圈点
点，还有眉批，可见读得熟透，所写的心得笔记，共有十几本之多，都是蝇头小字，
绝对超过四五十万字，比雷锋写的还多。我深知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是在“狂信”
的前提下出于自觉自愿，绝没有任何人动员他或启发他。因为他已经是个退职的老
人，对组织、对政府都没有任何要求，更不想以此沽名钓誉，获得什么称号。

    他不但积极学习毛主席著作，而且身体力行，事无巨细，处处以毛泽东思想为
行动准则。到粮店买一斤面条，拿回家来都要称过，多一两半两的，一定要送回去，
少一两半两的，也一定要去补足，弄得粮店的营业员只要看见是他来买面，都要特
别小心，不敢多给也不敢少给。

    他是个彻底的无神论者，自己不相信任何宗教，  更不许家人烧香拜佛。只有
一件事情是例外，那就是上坟和祭祖。按他的说法，那是怀念亲人，不忘祖先的意
思，并不是祖先的鬼魂真的回来吃羹饭。他说：给成吉思汗迁墓，连毛主席还去上
香呢，难道这也是迷信活动？

    但是我母亲却是个虔诚的有神论者。她不属于哪个宗教、哪个教派，更不懂任
何教义，无非是“见佛便拜”而已。不论是佛教的释迦，道教的三清，还是不属于
任何一教的城隍、关公，她都虔诚地顶礼膜拜。我们缙云老家有一种庙，叫做“三
将军殿”，供的唐、葛、周三位将军，据说是越王勾践的部下，而且不是越国人，
但是当年攻打吴王，却给“越人”出过很大力气，最后战死沙场的。三将军殿的香
火很盛，我小时候，母亲就让我认了周将军做干爹，周将军并通过神童给我起了一
个名字叫周金，我上中学的时候，一直用它做笔名的。我被送进了劳改农场，母亲
多次偷偷儿地遥对周将军祝愿，要他管顾我这个干儿子逢凶化吉，平安归来。如今
我平安归来了，母亲就认定这是她向周将军乞求的结果，一定要对天还愿。但是这
事情绝不能让父亲知道，不然，不是当场把香烛踢翻，就是一场热闹。

    一天，我父亲到政协开会去了，要到中午才回来。我母亲要我赶紧去买活鸡和
香烛来还愿。我从小接受父亲的“无神论”教育，也是不信任何鬼神和宗教的，但
是却不像父亲那样激烈反对别人相信鬼神。我认为信仰也是一种时代的产物，不同
时代的人有自己不同的信仰。老一代的人死了，这种信仰自然也就不存在了。因此
对于老一代人的相信鬼神，没必要也不应该去反对。因为这些老人一旦知道了天上
并没有神，他们的精神支柱就要倾倒，严重的甚至会无法生活下去。母亲认为我在
天天死人的劳改农场没有饿死，能够平安归来，都是她祈祷三将军保佑的结果，那
就让她那样相信好了。这正是她的精神寄托。为什么非要让她明白我的大难不死，
与她的祷告无关呢！

    于是我十分听话地上街买了香烛和活鸡，煮得半熟，放在窗台上，和母亲并排
跪在地上，给周将军磕头，感谢他对我这个干儿子的特别照顾。母亲磕过了头，高
兴地笑了。我知道这样做，母亲能够得到最大的安慰。如果我也和父亲一样跟她解
释天上没有鬼神，反对她拜佛还愿，她心里不但会十分难受，还会责骂我一辈子的。

    不过所有曾经烧过香拜过佛的迹象都要彻底加以消灭，祭神用过的鸡，则谎称
是专门买来庆贺一家团聚的。

    父亲见我这个“逆子”终于摘了右派帽子，回到了人民队伍中来，高兴之极，
非常诚恳地找我谈心。当问到我对毛泽东及《毛选》的看法和态度的时候，我在父
亲面前，当然不会说一些漂亮话，因此我说的是：“《毛选》中说的话，都是对的，
可惜的是毛泽东却没按他自己说的话去做。”

    此言一出，惹得老人家顿时暴怒起来，大发雷霆，先是骂我“右派本质不改”，
当时就要把我扭送到派出所去，还是母亲做好做歹地善言相劝，方才渐渐息怒，接
着耐心地细致地跟我解释为什么他从青年时代就追随孙中山进行旧民主主义革命，
又现身说法地用他亲眼看见过法国公园门口挂着的“华人与狗不准入内”的牌子，
来说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要建立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民主主义政权有多么困
难，而只有在赶跑了帝国主义的前提下才能建立完全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来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等等等等。说着说着，就流下了眼泪。所有这一
切，我心里明白他这绝不是在演戏，而是完完全全发自内心，发自肺腑，是在诚心
诚意地规劝“逆子回头”。在这样的场面下，我还能够说什么呢？只好他说一句，
我嗯一声，表示我完全服了他了，他这才高兴起来。谈话接近尾声，我很感慨地说
了一句：“爸爸，您的年龄不小，阅历丰富，可您的头脑，怎么像红领巾一样啊？”

    这句话，可又惹了漏子了。不过这一回他不是光火，而是谦虚地自责：“我的
头脑，怎么能够和红领巾相比呢？人家是新中国出生，新中国长大，好像一张白纸，
可以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我是从封建大染缸里出来的人，头脑里充满着封建主义的、
资本主义的甚至是帝国主义的思想。一个人的头脑中，要是装的全是这些东西，不
把它倒出来，是装不进新的东西的……”

    又两年不见了，如今父亲突然把他贴在毛主席像旁的文字寄来，又加上“一切
服从红卫兵的指挥”，是什么意思？是鼓励，是教导，还是遗嘱？

    当天晚上在俱乐部演出“早期革命歌曲联唱”，我的手在指挥，我的眼前却老
是出现我父亲那张固执而又严厉的脸。

    三天后，我才收到大嫂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只简单告诉我：父亲已经于某月
某日因抵触“文化大革命”而自绝于人民了，至于具体情况，可能大嫂怕寄到劳改
农场的信都要经过检查，没有细说。

    又过了十年之后，到了一九七五年，我攒下了一笔旅费，自费返浙江探亲，大
嫂和母亲才详细地告诉我父亲自杀的经过：

    我父亲一生光明磊落，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积极参与者，
全部历史都是光荣历史，一九六六年已经七十多岁，退职养老，与世无争，更不是
当权派，本来“文化大革命”是与他无关、至少不应该冲击他的。因为他已经离职，
只参加街道组织的学习讨论，一次来了一帮红卫兵，问他解放以前是干什么的，他
说当了一辈子法官。红卫兵问他：你当了一辈子法官，有没有判错的案子？他说：
我不是圣人，怎么可能不判错呢？红卫兵就说：给你三天时间，你把你判错的案子
详详细细写出来。

    三天过后，红卫兵问他要材料，他一个字也没写，理由是：“我要是知道我哪
件案子判错了，那我不是故意错判么？我说的可能判错，是分析而言，不是我明知
道错还要错判。”红卫兵火了，往他脸上啐了一口唾沫，还往他头上套一个报纸糊
的高帽子，拉他去参加上海有名的“十万牛鬼蛇神大游街”。他自认一生光荣，不
能忍受这样的侮辱，在“士可杀而不可辱”的思想指导下，就存下了自杀的念头。
再说，当时他正用他的晚年余阴在写一部《六十年的回忆》，要把他一生中的亲身
经历特别是关于反帝反封建的所闻所见用回忆录的形式写出来，传给后人。但是这
样的动机和目的，也被说成是留恋、怀念过去的剥削生活，把他所写共约四十多万
字的十几本稿子全部抄走，把他晚年的精神寄托和活下去的信念全部扼杀了。他给
每个在外地的子女各发了一封遗书，然后带我母亲到医院去看病。到了医院，却说
忘记带钱了，要我母亲坐在候诊室等他，他回家取钱。我母亲左等他不来，右等他
不来，怕他路上出事儿，回家看看。推开房门，我父亲已经上吊，气绝多时，无法
救活了。

    我父亲如果不自杀，顶多“文化大革命”开始阶段冲击他一下，后期不会有什
么事的。可他那种“宁折勿弯”的性格，注定他必然要走这条不应该走的路。

    我父亲死后，我母亲回浙江老家，与我大姐、大姐夫同住，活到九十三岁无病
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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