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时机并没有成熟
与婚事同时进行的，还有我的小说。我的小说前二卷已经修改誊清，就在娟手
里。我一方面夜以继日地修改誊清第三卷，一方面让娟以作者的名义把前二卷稿子
寄给浙江人民出版社。因为我是浙江人，小说写的也是浙江省的事儿，我觉得这样
的小说在浙江出版，应该是名正言顺的。十一月三日，娟从新建把稿子挂号寄出。
在我看来，“四人帮”一被打倒，文艺的春天就会到来，因此我把我从一九五
○年在四川开始创作直到一九七四年方才写完的一首长达3344行的长篇叙事诗《望
娘滩的故事》，也寄了出去：寄给了当时刚刚复刊不久但是发行量达到一百多万份
的《诗刊》。
《诗刊》的回信首先到来。他们看了稿子，觉得可用，要我到北京去修改。我
傻乎乎地拿着编辑部的来信找分场部管教股的张干事请假。张干事看见这样的信，
瞪大了眼睛，好半天这才说：“把你的稿子拿来我看看！”我依言把我的底稿送到
了管教股。过了三天，我去催问，张干事瞪着眼睛绷着脸说：“你写的那叫什么玩
意儿？乱七八糟的！”一句话就把我写了二十四年的一部长诗给彻底否定了。不但
请假不准，连原稿也被扣留，一直没有还给我。
没过几天，《诗刊》编辑部终于把我的稿子退了回来，附信写得还算客气：
“由于稿挤，发表长诗有一定困难，只好割爱了。”
幸亏分场部没扣留这份退回来的稿件，不然，稿子全没了，二十四年的心血，
可就付之东流也。
直到一九八一年十月，我调到了宝文堂书店当编辑，在东四北八条52号四楼上
班，二楼就是《民间文艺》编辑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该刊的副主编吴超先
生。由于我大哥也叫吴超，见了他不免多几分亲切。攀谈之下，才知道他原来在
《诗刊》当编辑。我讲起一九七六年我与《诗刊》的这一段姻缘，吴超同志说：我
的那部稿子，当年就是他处理的。他对我的诗文很欣赏，说服了主编，打算上，但
是没想到我的所在单位以我的“摘帽右派”身份不宜发表作品为由加以否定了。当
时发表作品必须经过“所在单位”的政审，政审不合格，他也没有办法。于是我就
与他协商，宝文堂计划出版一套“绘图叙事诗”，已经有了马萧萧的《石牌坊的传
说》，我的这部长诗也在计划之中，为了纪念他的“识诗人于劳改之中”，这部长
诗打算就请他当责任编辑，他也欣然同意了。一九八五年，也就是事隔十年之后，
这部长诗终于由著名画家陈惠冠同志绘图，以《岷江三爪龙》的书名正式出版了。
插话表过，再回到一九七六年的清河农场。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下旬，我收到了浙江人民出版社十一月二十四日的来信，告
诉我长篇小说《括苍山恩仇记》已经审读通过，计划在年内出版。
收到这样的来信，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作品得到肯定，而且时间这
样快：稿子是娟十一月三日从缙云寄出的，出版社最快也得在十一月六日收到。一
部八十万字的小说稿，仅仅半个月时间，至少要经过三个人通读并讨论，即便用的
是“流水作业”的方式读的稿子，能够这样快就通过，不能不说是“神速”。但是
我有了长诗被枪毙的经验，心知这部书稿能不能在浙江成活，还两说着。
果不其然，没等我去找张干事，分场部张场长就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里去了。
见面第一句话就是：“吴越，听说你写了一部小说，有这回事儿吗？”
我心知政审的公函又到了，也就实话实说：“是的，有这么一回事儿。”
“你的保密工作做得还满不错嘛！我怎么不知道？”
我只好很客气地回答：“您住在东村，我住在西村。没事儿您难得到西村来走
走，来了也只在队部坐坐，从来不跟我们见面，怎么会了解我们的事情？”
“你的小说写的是什么内容？”张场长没见过我的小说，不能像张干事那样用
“什么玩意儿，乱七八糟”来一句话加以枪毙，所以必须先问问是什么内容。
“清朝末年的一次农民起义。”其实我的小说主题是反对血统论的，是用形象
思维说明工农的子弟并不一定个个都好、地主的子女不见得人人都坏，并且全方位
广角度地描写清朝末年浙南山村的风土人情，其中虽然也有“官逼民反”的内容，
但不是主题，可是在他的面前，我不能不“拣好听的说”。“描写农民起义”，当
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你在清朝生活过吗？”张场长冷丁爆出了这样一句。
“张场长，我今年刚四十四岁，怎么可能在清朝生活过呢？”
“对呀，你既然会写小说，总应该知道文学来源于生活；既然你没在清朝生活
过，那么你所写的小说，岂不是缺乏生活基础，岂不是主观主义的作品吗？既然你
写的作品是主观主义的作品，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能让它出笼吗？现在我代表党的
基层组织正式通知你：你的作品，我们不同意出版。”
张场长不愧是场长，水平比张干事高多了，至少他还学过哲学基础，懂得三段
论证法，逻辑分明，条理清楚，结论准确，不像张干事那样，讲不出道理来，只会
用“乱七八糟、什么玩意儿”来加以否定。面对这样的高论，作出了这样的决定，
而且是以“党的基层组织”的名义出面的，我一个摘帽右派，三等公民的身份，还
能够说什么话呢？我心里十分明白，此时此地，跟他讨论文学问题，百分之百地是
对牛弹琴，是一点儿用处也没有的。因此我只好沉默。张场长见我不说话了，笑了
一笑，接着说：“告诉你，文学是党的事业，你私自写小说，私自往外寄稿子，都
没有通过我们党的基层组织，这是……这是……一种走私的行为，我还没有处分你
呢！回去吧，往后别写什么小说了，好好儿劳动，通过劳动改造你的思想和世界观
……”
从张场长办公室出来，我明确了一件事情：我的小说是成功的，至少是过关的。
问题在于我的身份。我与赵植林商量对策，他建议我把稿子寄给中国青年出版社。
因为中青出过姚雪垠的《李自成》。姚雪垠就是右派。中青社既然可以出版姚雪垠
的作品，也就应该可以出版我的作品（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姚老的稿子是经过毛泽东
点头，是“钦定”的）。
几天以后，稿子从浙江人民出版社退回来了，退稿信写得非常简单：“吴越先
生：你的稿子，经过我们再次考虑，决定不出版了。”连退稿理由都不说。我考虑
了一下，决定双管齐下：立刻重新包装，以“楼兴蠲”的名字，用新建公社第五大
队的地址，把稿子寄给了中国青年出版社。
中国青年出版社当时已经不实行“政审”制度了。稿子经过四个编辑审读，两
个说好，两个说不好。第五个编辑李荣胜同志读完了稿子，拿不定主意。他当时正
要调往《中国青年报》去，为了避免他的“关键一票”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他只
好“弃权”，没写出审读意见来就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另一个编辑组的黄伊同
志主动要求把稿子拿过去看看。他看了稿子，对稿子是肯定的。为此，他写出了审
读意见，又把稿子送请刚刚落实政策回到中青社的前总编辑李庚同志审读。李庚同
志排开杂务，腾出十五天时间来通读了全稿，写出了七千多字的基本上肯定的审读
意见。一直到稿子通过，快要出版了，责任编辑黄伊同志竟然还不知道此书作者的
真名究竟是吴越呢，还是楼兴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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