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故事到此还没完
姗姗的这篇记事，号称“奇遇”，虽然比求真的记事还多四万字，其实记的只
是她离开杨家以后所遇见的一个“奇人”，而且故事以她离开北京而嘎然中止，这
个苏德赛后来究竟怎么样了，也没有交代。从文笔看，她不像求真那样善于写情，
卿卿我我，缠绵悱恻，感人肺腑；但是从情节看，也真难为她，拼拼凑凑，“旁征
博引”，居然把一个“天真的”马列主义老大姐写活了。
看完了她的记事，我感叹中国像这样的“老天真”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多了
不用，如果今天中国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中有一半儿是这样的“老天真”，将会是
一个怎么样的局面？
中国共产党自从建党以来，因为路线错误而错杀的好干部，不知道有多少。每
逢看到这方面的记载，我心里就好像打翻了五味罐，酸甜苦辣咸搅和在一起，说不
出是一种什么滋味儿。解放以后，特别是反右运动以后，毛主席似乎省悟到了这个
问题的严重性，虽然并没有停止搞运动，但也曾经做出过“除案情特别重大者外，
一般人头不下地”的决定，因此反右派、反右倾等等运动中虽然也制造了一系列冤
假错案，好在“大都不杀”或者“一个不杀”，即便受尽了苦楚，后来总算还有平
反的机会。至于禁不起折磨，没等到平反就死于非命的，那就无可奈何了。糟的是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四人帮”及其爪牙抓住了“案情特别重大”这六个字，
或公开、或秘密地处死了不知道多少好人。想一想吧，连国家主席、副总理、老帅
都惨遭毒手，难以幸免，杀一个像苏德赛这样已经到了社会底层的“末等公民”，
还不是像踩死一个蚂蚁一样，连眼睛都不眨一眨？
我很想知道这个“老天真”被捕以后的结局。从她反的是林彪这一点着眼，如
果她被捕以后不是立即处死，只要能活到林彪折戟沉沙、摔死在温都尔罕的那一天，
她不但马上就能平反，而且一定可以成为全国知名的英雄的；如果不幸被杀牺牲了，
那么到了林彪现原形的日子，她也应该得到隆重的平反才是道理。按说，像这么重
大的案子，平反昭雪的时候，即便没有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至少也应该登报才对。
从时间上说，她反林彪是“中国第一个”，“前无古人”；横向比较，她的事迹似
乎比张志新还要感人得多。像这么一个英雄或者烈士，平反了，昭雪了，怎么我会
一点儿也不知道呢？
带着这个问题，等到星期日，我又一次去拜访求真夫妇，打算与他们作竟日之
谈，把这个至今仍鲜为人知的英雄今天究竟是死是活问个一清二楚。
到了杨家，只见求真一个人在屋里拖地板搞卫生，我要找的女主人却不在。求
真见了我，笑起来说：
“算准了今天你会来的，却没有想到会这么早！”
我也笑笑，反驳说：
“都快九点了，还早哇？有了‘红袖添香使者’以后，是不是也‘春眠不觉晓’，
‘从此君王不早朝’了呀？你是相信科学的，什么时候又相信起玄学来，学会算命
了？”
求真把拖把拿到厕所去冲洗，却探出半个身子来跟我说话：
“星期日，多少对夫妻不是睡到九点多了才起呀！不过我们俩是例外，一向都
是恪守朱子家训，‘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至于算准了阁下今天会来拜访，那
并不是我的道行，也不是什么玄学，那是内子的本事，而且纯粹是科学。她‘闯荡
江湖’多年，‘善解人意’，尽管跟老哥一共才见了三次面，可是你的脾气禀性已
经让她摸准了。她算准了你今天一定会来，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就分了工：一早起来，
我整理房间，她去买菜，打算好好儿请请你哩！”
话音儿刚落，房门开开，只见吴姗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提着网兜儿“姗姗而来”。
进门看见我已经在座，举起手中的东西，登时像喜鹊噪梅似的喳喳开了：
“哟，你都已经到了呀？知道你今天一准儿会来的，你看看，我特地给你去买
了这么多菜。也不知道你爱吃什么，反正荤的素的每样都买了点儿。等以后知道你
的口味了，就好办了。”看见没给我沏茶，又谴责他丈夫：“客人来了，先招待，
哪儿有让人家干坐着自己管自己干活儿的道理？”说着，赶紧放下篮子网兜儿，一
面给我沏茶，一面问我：“我的记事你看完了吧？觉得怎么样？比求真的写得好还
是差？直率地说说你的读后感吧！”
一连串的问题，像连珠炮似的向我轰击，一时间几乎叫我不知道先回答哪个问
题好。我接茶在手，连连点头致谢，然后采取以问代答的战术向她回击：
“文章拜读过了，今天我就是专门来汇报感想的。请恕我直言：你的这篇记事，
好像没有写完嘛？你到新疆以后，难道就没有回来过么？跟金铃她们就连信也不通
么？这个苏德赛，后来究竟怎么样了？死了？还是活着？平反了没有？即便你在新
疆的时候不知道，你回到北京以后，总去打听过吧？为什么不把这个故事写完整呢？”
女主人把篮子里的菜蔬拿出来，一面围上围裙端个小板凳坐下麻利地择菜，一
面很不以为然地跟我说：
“你是个编辑，所以你是用评论小说的观点来评论我的记事的。要知道我写这
篇记事的目的，也和求真一样，只是为了避免他日遗忘这一段往事，所以只是写给
自己看，而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如果要写小说，单是我到新疆以后的经历和遭遇，
就可以写厚厚的一大本，情节准保曲折离奇。可我的这篇记事，写的仅仅是我离开
北京以前和苏老师的那一段交往，一些”节外生枝“的与苏老师无关的事情，在记
事里就不仔细写了。
“长话短说吧：我到了乌鲁木齐以后，不但给金铃她们发了信，还给求真也发
了信。只为我到处流浪，没个固定的地址，也没有办法收到回信。我跟我的‘领路
人’在吐鲁番地区大约过了一个多月，我看她偷钱下手很黑，不管是什么钱都敢偷，
心知她早晚要出事儿，为了避免一起被抓，就跟她分手了。她给了我一摞空白介绍
信，约好半年以后还在乌鲁木齐的一家旅馆里见面。我一个人先闯到北疆，用止痛
片交朋友，靠出卖打火石维持生活，虽然没有发大财，维持一般生活倒是没有问题
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新疆是个避风港，盲流和逃犯特别多，只要手里有钱，
没有粮票一样进饭店，没有证明一样住旅馆。只要自己注意点儿，明哲保身，不去
招惹是非，一方面要有自信，一方面又不要轻信，只求平平安安地过日子，还是办
得到的。
“半年多时间，我在北疆转了一个圈儿，终于回到了乌鲁木齐。找到接头的地
方，才知道那姑娘早就因为偷钱包被抓走了，只是不知道就关在新疆，还是送回北
京劳改。我兜儿里揣着大把的票子，旅行包里还有好几斤火石，新疆的风俗习惯大
体上已经熟悉，民间歌舞也学了不少，连维吾尔语言也能够凑合着讲几句了，就又
跑了一趟南疆，不为挣钱，只为隐姓埋名，也算是一次自费旅行吧。
“一九六八年春天，我手头的货色全部销出，正想回北京进一趟货，顺便打听
一下苏老师的消息，看见吐鲁番地区歌舞团招收汉族歌唱演员，我填了一张空白介
绍信前去报考，居然让我考取了。从此我成了歌舞团的独唱演员，有了落脚点，至
少用不着四处飘荡，为生存犯愁了。我怕团里查我的家庭情况，报了一个父母双亡，
是个孤儿，亲戚朋友，一概没有。好在新疆地区用人，不像北京这么严格，我的故
事编得也还算完整，团里的领导看了我的登记表，倒是没有追问过我什么。
“开头一些日子，尽管我也给求真和金铃他们写了平安信，却依旧没给他们留
下回信的地址。后来我才知道：新疆的盲流特别多，只要你安份守己，不犯过错，
单位里根本不问你从哪儿来，以前是怎么回事儿。等到我明白过来，让金铃她们来
信告诉我苏老师的消息，已经是一九六九年了。”
我见她说话大喘气儿，说了半天儿，还没有说出苏德赛到底怎么样了，不由得
着急起来，打断了她的话说：
“绕了一个大圈儿，你还是说你自己。可以想象，你六六年离开北京，将近十
年的时间，一个人在外面谋生，四处飘泊，特别是那个时间，那个地点，经历肯定
是很不平常的。写出来，我也相信会是一部好小说。不过你写小说要一部一部写，
我看你的小说也得一部一部地看。现在你给我看的是第一部，还没有结局呢，你又
说开第二部了。时空概念这么一颠倒，你叫我怎么理解呀？不管你是写小说还是写
回忆录，总应该突出一条主线，不能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吧？请你先把苏德赛到底怎
么了告诉我，好不好？”
吴姗吃吃地笑了起来，打趣地说：
“正因为不想打乱时空概念，我才顺着次序跟你叙述呢，要是跳过我到新疆以
后的情节，马上就给你讲苏老师的结局，你叫我怎么说？那才真叫打乱了时空概念
了呢！”
求真一边帮着她择菜，一边插话：
“你知道吴兄是个急性子人，就不会突出主题，删繁就简，来一个长话短说么？”
吴姗会意地笑了笑说：
“长话短说嘛，事情非常简单：我离开北京之前，就已经写信给苏老师的弟弟
苏铁民了。他确实是个作曲家，还是从延安来的，也是个老革命。苏老师出事以后，
为了避免牵连到他，主动和他断绝了联系。他接到我们的信，从武汉赶来北京，也
曾经四处活动，寻找关系，想营救姐姐。可是那时候陈少敏大姐因为公开反对开除
刘少奇出党，在中央委员会上就她一个人不举手，已经受到‘四人帮’的迫害；陶
铸和刘少奇、邓小平连在一起，称为‘刘邓陶’，是中央最大的‘走资派’，他们
自顾尚且不暇，哪里还有可能来开脱苏老师的罪责？再说：苏老师是‘文化大革命’
期间第一个贴出反林彪大字报的人，问题特别严重，即便他们没有被打倒，在当时
那个形势下，只怕也是无能为力的。好在通过金生这条内线，得知‘四人帮’总想
叫苏老师‘认罪’，一时间还不想判她死刑，所以铁民在北京活动了一段时间，没
有任何进展，也只好委托金铃她们继续探听消息，自己回武汉去了。
“到了一九六九年，林彪发布了‘第一号备战疏散令’，北京的公安部门把重
犯、要犯都转移到山西去。十月间，苏老师作为重要政治犯首批被押出了北京。这
时候，她失去了自己的姓名，只留下一个‘01’的编号。单从这个编号，也可以看
出她这个‘要犯’的重要性。更巧的是，与她一起同行的，还有她的老邻居、著名
音乐家瞿希贤──当年大佛寺五号的住户，后来又一起关进了山西临汾地区的第三
监狱。由于01号犯人案情特别严重，被锁在一孔窑洞式的单人牢房里，只有一张满
是跳蚤、臭虫的铺板、一盏布满苍蝇屎的煤油灯和一个臊臭的尿盆。为了避免她逃
跑，除了继续让她戴着脚镣手铐之外，还给她穿了一双特制的‘木靴’……”
我感到惊讶，又一次打断了她的话：
“用得着这么紧张么？关在牢房里的犯人，是怕她越狱逃跑，还是怕有人来劫
狱呀？按照规定，只有死刑犯才砸上死镣，没判死刑的，一进牢房，就得除掉镣铐。
这叫社会主义制度下的人道主义精神。让犯人穿特制的木靴，我只听说解放前的大
凉山上有过，那时候大凉山还处于奴隶社会，可一九六九年的山西监狱……”
求真一声嗤笑：
“那时候，都公开叫喊‘红色恐怖万岁’了，还提什么人道主义！我以前只知
道‘文化大革命’的所作所为退回到封建社会去了，没有想到个别地方居然还退到
了奴隶社会！”
吴姗没有理他，向我神秘地笑笑，继续往下叙述：
“这你就不知道了。一方面是苏老师学过武术，监狱长怕她会越狱；另一方面，
也确实有人想来劫狱，而且已经发现进行过两次。当然，现代化的监狱，戒备森严，
双方力量对比悬殊，成功的可能是没有的。”
我忍不住又插话问她：
“你越说越神了。编小说了吧？这样的事情，即便真有，你远在新疆，怎么知
道？”
吴姗自负地笑笑，同时又赞许地瞥了我一眼说：
“不愧是个当编辑的文学家，会找漏洞。你不是要我删繁就简，少讲过程么？
说不清楚了不是？这些事情，当然不是我在新疆就知道的。我也是回北京以后才知
道。要不然，苏老师在监狱里的这些情况，我怎么知道？我在记事里不是写过么？
李淑英无意中泄了密，等于是出卖了苏老师，懊悔得自己抽自己的耳刮子，就跟疯
了一样，还发誓一定要把苏老师救出来。打那以后，她就四处搜罗‘敢死之士’。
反正她认识的氓爷很多，只要她拿出点儿手腕来，舍出她的身子去，把哥儿们义气
鼓动起来，肯为她卖命的亡命徒还是不少的。
“十月份苏老师押送山西，是金生透露出来的消息；赶巧，十一月份王惠仙的
丈夫也从清河农场‘疏散转场’到临汾，而且就在第三监狱的机修车间里当钳工。
这就叫‘无巧不成书’。其实，北京数以万计的犯人和就业人员发配到晋南，临汾
地区铁路沿线北起霍县、洪洞，南到襄汾、曲沃、闻喜、运城、永济，每一个县的
劳改厂矿农场几乎都塞满了人，后来以写劳改文学出了名的作家从维熙，那时候就
发配在晋普山煤矿，连中条山上放羊的都是劳改犯，犯人分布的密度如此之大，在
什么地方谁跟谁又碰上了，本不是一件稀奇的事情。
“金铃她们得知了这个消息，就打开了主意。她们首先让王惠仙找到临汾去，
先以经济困难无法生活为理由赖在那里不走，住长了以后，再要求随便找个工作。
监狱长见她老实得近乎痴呆，她丈夫又是个好钳工，就把王惠仙安排在女牢里打杂，
专门给长期监禁的重刑犯人和病号送水送饭，兼搞院内卫生。不用多少时间，她就
跟苏老师接上了关系，并且把情况摸得一清二楚了。
“你想吧，能够给犯人穿木靴的监狱，对待犯人还谈得上态度好坏么？他们接
受上级交下来的任务，是要苏老师认罪认错；而苏老师从被捕那一天开始，就对自
己的所作所为供认不讳，但绝不承认自己有错，认罪那就更谈不上了。在北京关押
了两年多，审讯员一无所获，任务连同犯人一起移交到山西来，这里的审讯人员所
能使用的方法和工具，无非是一连几天几夜的疲劳审讯加上怒骂和鞭打。不到半年，
苏老师就开始发烧、咳血，饮食减少，四肢无力，经狱医检查，证明她已经染上了
严重的肺结核。可恨的是：监狱里以此为要挟，苏老师不认罪，他们居然不给她药
吃！
“金铃她们听说了这个消息，急得不得了。一方面赶紧想办法给王惠仙送雷米
封、P.A.S ．和维他命BC合剂， 一方面接受李淑英的建议，带上她的那一帮可以
舍出命去的哥儿们，定下行动计划，真打算劫狱了。
“他们想好了计策，叫王惠仙给苏老师送去一把钢锉，通知她务必在半夜里十
二点钟以前把镣铐和木靴都弄开。没有想到的是，苏老师竟会坚决不同意。她说：
一人做事一人当，绝不能连累大家。再说，一个革命者，即便能够越狱出去，如果
仅仅作为一个生命存活下来，也没有任何意义，倒不如在监狱里继续说理斗争，也
好让林彪知道直到今天还有人在反对他。
“李淑英见苏老师不肯按照自己的计划行事，来了鲁的，一面让王惠仙在苏老
师的饭里下了大量的安眠药，到时候可以任意摆布，一方面精密策划，先在配电室
制造了全监狱的停电事故，又来一个声东击西，趁黑由一个人把点燃了的鞭炮在监
狱东侧的墙里墙外鸣放起来，把岗楼上警卫的注意力全都吸引过去，趁乱中大伙儿
一起动手，在西侧的大墙上拆一个洞，由王惠仙里应外合，把睡得昏昏沉沉的苏老
师背出来。
“计策并不高明。她们把警卫的力量估计得太薄弱。配电室的停电事故倒是造
成了，东侧大墙外面的鞭炮也准时鸣响了，没有想到的是监狱里有备用发电机，停
电刚刚几分钟，岗楼上的探照灯和电网上的暗红色灯泡又亮了。警卫部队也立即出
动，很快就控制了整个监狱。准备拆墙的那一帮人根本就来不及靠拢大墙，只好赶
紧撤退。东边扔鞭炮的人目标明显，两边的岗楼上同时扫射，幸亏那人机灵，跑得
也快，只受了点儿轻伤，总算让他逃了回来，不然，不但把命扔在那儿，还有可能
把所有的人都掏出去呢。
“等到第二天苏老师知道了这件事情，她叫王惠仙转告李淑英：如果她还不听
话，她就要自杀了。一方面是苏老师坚决反对，一方面是监狱里的防范更加严密起
来。李淑英无法可想，只好带领她的那帮哥儿们撤回了北京。”
真是一个令人咋舌的传奇故事！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尽管厂矿企业和老百姓离现代化生活还很远，可是相对而言之，监狱里的设备和装
备还是比较现代化的，在双方力量相差极大的情况下，居然还有人敢于赤手空拳地
去劫狱，如果不是吴姗再三声明千真万确，我简直不敢置信。我劳改二十三年，自
以为对劳改单位的能量了如指掌，不禁颇有点儿怀疑地问：
“监狱里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事后就没有清查出一个人来么？”
吴姗笑笑：
“没有，一个也没有。这一次劫狱，主要是外面的人在活动，里面只有王惠仙
两口子。虽然监狱长也怀疑有人里应外合，可是清查了近半年，毫无头绪。他们只
知道在那些平时表现不好的人中去查，万万没有想到制造停电事故的是个年年评先
进的劳改积极分子，更不会想到王惠仙这个傻乎乎的近似于痴呆的人会干出只有机
灵人才能干的事情。这件事儿，不论内外，如果抓住一个，她们也就全都得抓进去，
我也就不可能知道这件奇闻了。公安局里办事，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只要沉得住
气儿，其实并不像侦破小说里描写的那么神出鬼没。何况那年月真正有本事的都靠
边儿站了，主事的是一帮浑蛋和白痴！”
“那么苏德赛后来就一直呆在临汾监狱里么？”我还是紧紧抓住这个问题不放。
“那怎么可能呢？”吴姗噘了噘嘴，似乎在哂笑我的无知。“李淑英她们这么
一闹，监狱上下内查外调，搞了个底儿掉。尽管嫌疑犯抓了一大堆，却谁也没有把
怀疑的目光扫到貌似呆傻的王惠仙身上。不过他们渐渐感觉到劫狱者的目标可能是
苏老师，就给上级打了个报告，终于在一九七○年年底，把苏老师转送到隰县公安
局拘留所去单独羁押。
“隰县位在著名的紫荆山西麓，山明水秀，环境优美；苏老师经过王惠仙的秘
密送药，病情也已经大大好转，可以起床走走，也可以自己洗衣服了。苏老师关押
了四年多，一直不‘认罪’，尽管这时候林彪及其一伙儿已经在策划叛国，但是还
希望苏老师‘幡然悔悟’，好给他装饰装饰门面。无能的审讯人员没有办法说服苏
老师，恐吓她又不怕，黔驴技穷，只好在用刑上增温加码，企图用酷刑压服她。他
们见苏老师身体健康略有好转，就又天天晚上折磨她，要她下跪认罪，她不答应，
就挥舞起皮鞭来狠狠抽打，一直打到晕死过去才住手。没有多久，苏老师的病情恶
化，脖子上的淋巴腺开始溃烂流脓，连路也不能走了。在这样奄奄一息的情况下，
才把她送到隰县人民医院去住院。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林彪恶贯满盈，摔死在温都尔罕，从副统帅一下子
变成了最大的反革命，也可以说是完全证实了苏老师五年前的预言。消息公布以后，
苏铁民又一次专程从武汉赶到北京，要求给姐姐平反昭雪。但是找到公安机关，得
到的答复竟然是：苏德赛已经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九日病故。铁民赶到隰县，从隰
县人民医院传染科病房的病历上查到的最后记录：‘公安局所送01号女犯，十天内
不食不饮亦不服药，于今晨衰竭而死。’从记录上看，似乎苏老师拒绝饮食、服药，
是‘自绝于人民’；但我们了解苏老师的性格，她希望活下来看到林彪及其一伙儿
彻底覆灭，绝不会去自杀。何况结核病在现代科学面前根本就不是‘不治之症’。
她到底是怎么死的，我看只有天知道。
“铁民回到北京，我们得知了苏老师故去的消息，王惠仙这时候已经回家来居
住，就把苏老师交给她的一本日记、一枚列宁像章、一件带血的外衣，还有一绺头
发，作为遗物，交给了铁民。可见，苏老师在离开临汾之前，就已经意识到自己将
不久于人世了。”
“那么她的官司呢？尽管她没有活到林彪倒台，可是林彪的反革命嘴脸彻底暴
露以后，总该给她平反昭雪了吧？”
我得知苏德赛已经故去，心里就已经有些悲戚了；得知她居然还没有平反，更
有些愤愤不平。
吴姗语重心长地问：
“这件案子，你说应该由谁来平反？原单位？还是公安局？”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
“原单位说她无理取闹，是当作坏分子开除，送劳动教养的，并没有说她反革
命；要平反，也只能撤销她坏分子的帽子和劳动教养的处分。她的反革命，是因为
她反林彪，被公安局抓起来的。当时林彪还是党中央的副主席，公安局抓她、关她，
是‘理所当然’，绝对正确。现在林彪成了反革命，反林彪的人就是英雄，也应该
是‘理所当然’，绝对正确。公安局给苏德赛平反，那是责无旁贷的事情，难道还
能推卸责任么？”
吴姗的神情突然严肃起来：
“你知道公安局为什么不给苏老师平反吗？告诉你，能把你笑死。他们说：不
能用今天的政策去翻过去的案！”
我果真笑了起来。当然是苦笑。这样水平的人，怎么能够心安理得地坐在落实
政策办公室里呀？想想自己平反的时候，也根据什么政策给我留下过一条尾巴，还
是向上一级单位申诉了，才把尾巴割掉的。我不禁问：
“为什么不向公安部申诉？”
吴姗摇了摇头，长叹一声：
“怎么没找？凡是中央单位，包括妇联在内，只要沾得上边儿的，铁民几乎全
找到了。尽管谁都说应该管，实际上是谁都不管。为了取得更多的证明材料，铁民
还去找过陈守一。这个一向只知道维护自己的副部长，在十年浩劫中挨过批斗，住
过牛棚，下过干校，后来官复原职，听说苏德赛并没有对自己落井下石，而是怒斥
林彪残害忠良，不由得良心发现，当铁民去找他的时候，他用哆嗦着的手，写下了
这样一段文字：
×××同志：
……
据我所知，苏德赛同志解放前在日伪监狱里，表现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平
素也是个积极工作的好同志。至于解放后的情况，因为长期不在一起工作，我就不
太清楚了。这方面情况，可问×××、××同志。
陈守一（签名）
为了使这份材料更好更快地发挥效用，陈守一把它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后来的总书记。可是直到今天，案子还是没有翻过来。”
我几乎是大声疾呼：
“你认为陈守一这是天良发现了么？他还是在维护他自己！如果他还有一点点
儿良心，他就应该承认是他迫害的苏德赛。我甚至还相信，就在苏德赛被关押期间，
公安局一定还找他写过材料，而他肯定会来一个落井下石，绝不会有苏德赛那样的
高风亮节的。”
求真拿来簸箕，把地上的烂菜叶、菜根扫掉，半真半假地说：
“没有答复说不平反，就是说还有平反的可能。林彪和‘四人帮’干下的坏事
儿太多了，怎么可能在一天之内全都改过来呢？饭要一口一口地吃，事情也要一件
一件地办嘛！”
我懊丧之极，自言自语地重复着求真刚才的话：
“没有答复说不平反，就是说还有平反的可能。在希望中生活，总比失望好得
多……”
这一天，姗姗拿出她的看家本事来，给我做了好几个好菜。吃饭的时候，我问
起姗姗她那个哥哥吴迟后来怎么样了。她说：
“我在新疆，就托我的姐儿们到北京大学去打听过吴迟的下落，奇怪的是谁都
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后来经过辗转托人寻找线索一步步追索，终于得到一个无法
证明真假的传闻，说他已经死了。因为那几年北大的学生们流动量极大，几年前的
学生，又不像蒯大富那么出名，我们又无法通过组织去了解，只好暂时放一放再说。
等到我从新疆回来，通过组织关系到北大去翻档案记录，这才证实他确实已经死了。
据说是在一次武斗中伤势过重无法抢救死于非命的。这倒好，老天爷给他安排了一
个最好的归宿，总算免去了审判，也省得我找他报仇，大家都省心省事。……”
这一顿饭，尽管姗姗的手艺不错，菜肴可口，樱桃白兰地又是我最喜欢喝的酒，
可是听到了一正一反这两个主角的结局，心里想得很多很多，竟连一点儿胃口也没
有了，明明都是现炒的好菜，我却觉得还不如前天晚上几个碟子的“急就章”好吃
似的。
──1981年10月至2001年10月，写于北京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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