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校园中的反右派运动 五十年代的大学校园,脱不开社会上政治风云的影响。上课不到一个月,“反 右斗争”就如火如荼地开始了。 其实,在教职员工中,反右运动早就开始了。不过那时候学校还没开学,学生 们都还在家里。尽管早在四五月份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的学生们就已经开始聚会演 讲,贴大字报,还组织什么“学社”,但是这股风当时似乎还没刮到北师院来。因 为小高报到之后,大字报高潮已经过去,所看到的却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校园风光。 尽管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首都以及各地的反右动态,而在北师院,则依旧风平浪 静地照常上课,看不出什么轰轰烈烈的运动迹象来。 上了个把月课,人心安定下来了,校部的准备工作也做好了,终于有一天由校 党委书记做了反右运动的动员报告,号召同学们积极勇敢地投身到运动中来,辩明 大是大非,提高思想认识和阶级觉悟,划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线,站稳立场, 做一个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 学生们先参加对右派老师的批判。有一个教现代汉语的张寿康先生,小高对他 十分敬重,但是小高第一次参加“全校师生大会”,所批判、斗争的,就是张老师。 罪名是他主张“教授治校”,反对“党的领导”。会场上当然是群情激愤。站在台 上的批判者,唾沫横飞,激昂慷慨;台下口号声不绝于耳。这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 亲眼目睹了“斗”人的场面,亲身体验了“与人斗争,其乐无穷”的真正含义。他 没有喊口号,也没有挥拳头。只在静静地思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张寿康先生大难不死,后来成了我国现代汉语界著名的学者、教授,九三年因 心脏病猝发不幸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后来,他又参加了几次对学生右派的批判。参加批判别人的会,不管是发言者 还是助威者,心情总是轻松的。特别是一年级的大学生,他们对暑假以前特别是五 六月份师生们的言论活动一无所知,所谓“参加运动”,不过带两只耳朵听听别人 的发言、带一张嘴巴跟着喊两声口号而已。散会以后依旧说说笑笑,打打闹闹,吃 喝玩乐一切照常。而被批判者呢?他们的心情,他们的境况又会是怎样的呢?这只 有亲身体验过的人才知道。鲁迅先生有诗曰:“破帽遮颜过闹市”,张寿康先生有 诗曰:“眼前只看三尺路”,恐怕就是当时右派心境的写照。 运动进行到十月份,终于有一天斗争的矛头对准了学生会宣传部副部长陈祯祥, 这个无论什么时候都是笑嘻嘻的热情大方的姑娘。 从批判揭发中得知,她的所谓“右派言论”,无非是上个学期末为了响应党的 号召,贴了几张鸣放的大字报。内容是呼吁重视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呼吁“给北 师院增加教授,以提高教学质量”。说“北师院是世界上最小的大学,最大的中学”, 并向母亲们呼吁“救救孩子”等等。单纯从言论看,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反党反社 会主义”的内容? 据知情人透露,划她为右派的真正原因,只因为她是“托派头子陈独秀”的孙 女,父亲陈鹤年是陈独秀的第四子,抗战时期携妻女逃往香港。她是从香港来的 “资产阶级小姐”。仅凭这一条,就足够决定她“在劫者难逃”的命运了。 正因为小高对陈祯祥怀有特殊的先入为主的好感,他看了大字报以后,居然对 她产生了同情之心。觉得一位怀着拳拳报国之心千里迢迢从海外奔回祖国求学的弱 小女子,即便她是陈独秀的孙女儿,也不应该遭到如此巨大的政治狂飙的袭击。 北师院的学生食堂当时是包饭制,是按系、班分桌共餐的,每八个人一桌。平 时吃饭的时候同学们在一起有说有笑,一旦有人被划成了右派,就不好意思再到饭 桌上与同学们一起吃饭了,只好端着碗到窗台上去吃。随着反右斗争的深入,右派 学生的人数逐日增加,在窗台上吃饭的人也就越来越多。 陈祯祥被划成右派以后,每次吃饭,也端着饭碗到没人的窗台上去吃。与她同 班的同学再也没人敢搭理她。小高看到她那孤立无援、楚楚可怜的样子,心里很不 是滋味儿。尽管他当时还没被划成右派,但也有好几次大胆地凑到了她的面前,以 同情者的姿态在窗台边陪她吃饭。有时候也说几句诸如:“想开些,会过去的”, “多吃点儿,别搞坏了身体”之类宽慰的话。她每每只点点头,不敢多说话。有时 候把吃不了的菜拨给他一些,借此表示对他的感谢。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小高敢于给她这一点点同情,也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好 在他们两个不在同一年级,她那个班的同学并不认识小高。加之他们平时并没有什 么来往,所以小高的这一举动,居然没有招徕“同情右派”的嫌疑。 通过这样的接触,他们两个才算真正认识了。陈祯祥大概还是这时候才知道小 高的名字的。 中文系是北师院人数最多的系,有一个很大的阅览室。学生们晚饭后多半在这 里上晚自习。阅览室固然很大,但是看书的人更多,有时去晚了就没有座位──至 少是没有灯光好的座位。 有一次,小高恰恰去晚了,进门一看,满屋的人都在低头看书,很静,一点儿 声响也没有。他正在四处张望,悄悄儿地搜寻座位的时候,忽然看到陈祯祥正在向 他招手,就轻轻走了过去。她没说话,拿开放在旁边椅子上的书包,示意他坐下, 然后继续低头看她的书──《唐宋名家词选》。 这个晚自习,小高的面前虽然也摆了一本郑振铎编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 却无论怎么努力也读不下去。几次想回过头去同她说句话儿,却又欲言又止。这个 环境太静,静得只能听见翻书的声音,不允许谁说话。倘若有人不慎发出一点儿声 响,就会招来许多责备的目光。 此后,类似的情况就经常出现了。有时候小高去得早些,也不会忘记给她占个 位置。 人在最危难的时候,在被环境孤立的时候,有时几句宽心的话也能使她获得极 大的慰籍,尤其对一个孤立无援的弱女子。正因为如此,可能这位农村来的土学生 给这位香港来的娇小姐留下了一个不坏的印象。 截至五七年的十二月底,小高与陈祯祥的交往也仅限于在饭厅里偶尔相遇,或 在阅览室坐在一起看书。从未有过深谈,甚至连“交谈”都没有过。双方都没有更 多地探寻对方主观世界的意思。这或者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缘故,也许是双方 都不想更深地交往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