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错位的婚姻

    一九七○年，小高从留村农场回到家里，已经三十四岁，早就过了正常人的婚
配年龄。尽管父母亲友都想为他张罗一房亲事，可是在那“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
代，作为一个被监督的“五类分子”，何况又已经三十多岁了，没有哪个“清白”
的姑娘肯淌这种“浑水”；而人头太次的女人，小高又宁可终身不娶，也不愿再给
自己找罪受。所以尽管张罗的人颇多，却连一个成功的也没有。

    恰在这时候，他在留村农场认识的一个女教养分子小王上门找他来了。

    小王即将解除劳动教养，根据当时的政策，解除劳动教养的人，如果家在农村
的，可以回家，如果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一律不许回去，出路也有
两条：或在邢台地区农村插队，或留在劳改农场“就业”。这两条“出路”，恰恰
正是解教人员谈虎色变的。邢台地区干旱缺水，只出产玉米、小米，农民收入很低，
生活极苦，在那里插队举目无亲，何况还不享受插队知识青年的待遇；而“留场就
业”，则被当地人称为“二劳改”，政治上依旧是专政对象，工资极低，而且永远
离不开公安系统，谁也不愿意，因此也叫“强迫就业”。小王的家在北京，她怕解
除教养以后走上了这两条可怕的道路，所以找小高商量出路来了。

    说商量，实际上是要求。要求什么？要求把她的户口迁到小高这里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根据第二本《宪法》，是没有“迁徙自由”的。想迁
户口，必须有相应的证明。小王与小高无亲无戚，没有任何关系，对她来说，想把
户口迁到小高家的村子来，只有一个证明有用，那就是与小高结婚的证书。除此之
外，别的证书她想都不用想。

    她既然敢于跑到这里来提出这样的要求，教养期间与小高当然有过一段“不平
常的交往”。劳改分子，不论男女，大都患有“性的苦闷症”，渴求异性的安慰。
偶然在一起劳动，互相表示好感是常有的事儿。当然那都是逢场作戏，不会有什么
好结果的。对小王来说，主动来找小高，也是万分不得已的事情。她一个姑娘家，
受过劳动教养处分，即便回到北京，除了嫁给“劳改释放分子”，也找不到更好的
对象，何况她北京明明有家却不让她回去。而在劳改分子中间，大家一致公认只有
右派是最“干净”的，至少不涉及道德品质的问题。对她来说，如果想嫁人，右派
当然是“最佳人选”，何况小高长得魁伟英俊，又是个大学生。

    但是小高却并不想娶这样一个媳妇儿。在农场的时候，与她调调情，解解闷儿，
是可以的；要做终身伴侣，由于兴趣和爱好相差太远，没有共同语言，生活肯定不
会融洽，特别是在那样的政治气候下。

    但是小王一来，村里人就认定了她是小高的对象。可不是么，要不是对象，怎
么会一个人跑到这里来？她到底是北京人，善于说话也善于应酬，手脚也勤快，很
快就博得了众人的好评，家里人对她印象也不错。大家都来相劝：错过了这个机会，
再要找一个比小王更好的姑娘，恐怕困难了。这话多少有点儿道理。

    在众人的撺掇下，小高动摇了。七一年春天，他们终于去领了结婚证，并把她
的户口从农场迁到了小高的村子里来。

    但是婚后不久，她的小市民习气就彻底暴露了。第一是谁都不在她的眼中，开
始与小高的母亲、哥嫂、侄儿、侄女甚至街坊四邻吵架，至于与小高的口角，更是
家常便饭，是一头典型的“河东狮”。第二是醋性特重，小高跟别的女人说句话儿，
也要醋海兴波。勉强维持了三年多，尽管生了一个儿子，但是到了七四年夏季，她
终于抱着孩子回北京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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