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禁止袍哥活动的风波

    1940年春，广汉县长沈实先因征粮引起民变，军委会成都行辕派宪兵去镇压，
但是被袍哥武装把守住从成都到广汉的要道，不许宪兵通过。张群心里明白，袍哥
武装之所以敢如此大胆，是因为背后有川康军人的支持。无奈之下，只好请与川康
军人有密切关系的袍哥大爷、“孝友社”社长陈静珊去广汉出面调停，不到半天时
间，民变即被平息，社会秩序也很快恢复正常。

    张群兼理川政以后，继续执行对邓、潘、刘三人的分化政策，只是对刘文辉的
打击稍有放松，改为孤立。但是通过广汉事件，张群明白地看到：袍哥组织与川康
军人是浑然一体的。要削弱川康军人力量，首先必须削弱袍哥的力量。于是张群以
四川省政府的名义冠冕堂皇地发布禁令：“查袍哥份子成员复杂，违禁犯科，危害
社会治安，实属封建余孽、罪恶渊薮。自本府禁令公布之日起，严禁袍哥集会结社，
违者严惩不贷。”

    这样的禁令，明眼人当然一眼就能看出，张群的矛头所向，其实是川康军人。
因此以潘文华为代表的川康军人，不甘示弱，下决心要与张群较量一番，见个高低。

    较量的第一个回合，是由潘文华部一六四师师长彭光汉出面，在成都东丁字街
华瀛大舞台举行袍哥团体“合叙同总社”的成立大会，自任总社社长，同时举行声
势浩大的“迎宾会”。各地袍哥舵把子纷纷前来祝贺，盛况空前。

    早在杜重石成立“蜀德社”的时候，就打算把彭光汉拉进来的。杜桴生的意思
是：把潘文华的两个师长拉进一个社里，好像不太妥当，再说，让谁当正社长，也
不大好安排，因此也曾经与彭光汉商量过，请他再另立一个山头，以壮大声势。彭
光汉的准备工作刚刚做好，还没开堂，正赶上张群的禁令公布，于是他干脆一不做，
二不休，来个顶风行船，逆水行舟，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

    张群既然下决心要削弱川康军人的力量，当然也不会胆怯，何况还有蒋介石做
他的后台戳杆儿。于是下令四川省会警察局局长方超亲自带领保安警察大队到华瀛
舞台去镇压，以表示他禁止袍哥活动的决心，也显示一下他这个中央大员兼理川政
的威风。

    方超字仲文，本是杨森的部属，杜重石到成都以后，还曾被他聘为该局的“设
计委员”和事务主任。他带领一批保安警察去执行张群的命令，但是一路上凡是通
往华瀛舞台的通道，都有荷枪实弹、架起机关枪的一六四师部队把守，不许保警大
队通过。

    方超自以为是奉命办事，绝不买账，非过不可；守军得到师长的严命，不论秧
子，绝不放行。于是军警双方发生冲突，动起武来，结果当然是谁也没得到便宜，
连方局长也受了伤。成都市警备司令严啸虎是一六四师的副师长，绝不会站在张群
一边替方超说话。

    张群怕把事情闹大不好收拾，以“军警双方轻率从事，致生误会”

    为由，各打40大板，严词训斥了一顿，即不了了之。

    这场斗争，方超吃了点儿小亏，彭光汉则扬眉吐气，取得了胜利。

    这件事情发生以后，杜重石即召集蜀德社的大学生“新酒”

    们开会，讨论进一步对付张群的办法。因为袍哥的公开活动一旦被取缔，利用
这个掩体和保护色进行统战工作也就不可能了，因此必须坚守这个阵地。杜重石认
为：共产党的红色政权之所以能够在白区内生存下去，是毛泽东巧妙地利用了军阀
混战和蒋介石与各地方势力之间的矛盾，在夹缝中求生。如果蒋介石的手下全是清
一色的亲信，各级地方政府与中央思想行动完全一致，上下同心，令出必行，红色
政权的存在就十分困难，甚至不大可能。

    同样道理，现在四川的军政之间，与蒋介石之间，充满着各种各样的矛盾，袍
哥组织正好利用这一矛盾，也在夹缝中求生，并逐渐发展壮大。经过讨论，多数大
学生认为杜重石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也是可行的。

    根据这一观点，杜重石等人搜集资料，写了一篇有关袍哥的历史及在各个历史
时期所起的积极作用的文章，公开地发表在复兴社主办的刊物《快报》上。

    《快报》的主办人史伯英，是复兴社的重要骨干。1931年，他在广安的二十军
当过党务特派员。杜重石利用这一历史渊源，加上当时国民党的政学系与复兴社因
争权夺利而面和心不和，矛盾很深。于是这篇本来很难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文章，
就在这样的“夹缝”中破土而出了。文章主要说：

    袍哥的正名为“哥老会”，是“天地会”的一支。“天地会”

    又名“三点会”、“三合会”，本是清代的民间秘密结社，属于帮会之一，应
该是社会团体性质。因为会众宣扬“拜天为父、拜地为母”，所以最通行的名称是
“天地会”。其宗旨是“反清复明”。因明太祖年号“洪武”，所以对内也称为
“洪门”，讹传为“红门”。相传是郑成功于1674年（清康熙十三年）最初在台湾
开山设堂，以后从福建沿海逐渐扩展到长江流域各省以及两广地区，并形成小刀会、
红钱会、哥老会等支派。哥老会的创始人为方大洪，他从台湾潜回大陆，带来开山
设堂的规章《海底》，并在雅安组织了第一个哥老会组织“汉流”。哥老会的会众
对首领称为“大哥”或“大爷”，相互称“袍哥”，含有“袍泽”的意思。“哥老
会”的早期宗旨也是“反清复明”，会众大都是农民、手工业工人、退伍军人、游
民、小地主等等。太平天国失败以后，哥老会曾经领导过多次农民武装起义和反洋
教斗争。

    辛亥革命前后，在南洋及美洲的洪门组织“三合会”、“致公堂”发展创建为
“兴中会”。此后，陆皓东、陈少白等人即以“兴中会”名义分赴各地联络江湖志
士进行革命活动。

    同一时期，湖南长沙成立了“华兴会”，以黄兴为会长。

    1905年，孙中山先生联合黄兴、陈天华、宋教仁，以“兴中会”、“华兴会”
为基础，在东京成立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4 月“黄花岗”
之役，  “洪门”力量起着重要的作用。

    总之，帮会团体不论在反清复明或辛亥革命前后，对复兴民族、捍卫民族利益、
对国民党的贡献，都为其他社团所不及。这在国民党党史文献中都是有据可查的。
如杨虎（啸天）所著《革命缀言》一书中说：“昔日总理在初期革命时代，曾运用
‘三合会’、‘致公堂’志士仁人之献身党国者，更前仆后继。武汉政府时代，余
屡随总裁往返武汉，而余负有总裁安全之责，然卒安然无事者，得力于当地帮会之
助者实多。”

    又如蒋鼎黻所著《军政领袖蒋介石》一书中说：“主席早在第二期革命，竟用
了比帮会份子更复杂的一般暴汉、无赖、贱民的集合，锻炼成一个足以自豪的军队……”

    根据以上所叙，足证当今之执政者，以袍哥份子复杂、违法犯科为理由而禁止
其活动，实属似是而非，因噎废食之论。盖违法者绳之以法，犯科者惩之以纪，实
为当事人应负之责，不应涉及袍哥社团之整体。猷之于政府机关有违法渎职之官吏，
即令其机关停止运行一样，为识者所不取。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不但深得袍哥界的赞许和拥护，在非袍哥的读者中，也引
起了良好的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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