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京之旅
杜重石在上海市商业一局职工干部业余学校教了一年书，和语文教研组组长黄
昌汉的关系搞得不错。他是南京国民政府社会部次长黄伯度的儿子，当时黄伯度已
经去了台湾。而杜重石解放前与社会部常务次长洪兰友有些交情。根据这种“枇杷
叶”关系，两人在讨论教案之余，也常常聊些闲天，有时候还到杜家来走走。
黄昌汉很善于修边幅：虽然不穿西装了，但是什么时候都是裤线笔挺，皮鞋雪
亮，头发镜光，胡子刮得干干净净，戴一副金丝边眼镜，文质彬彬又风度翩翩。但
却长一个鹰钩鼻子、一双三角眼。他第一次到杜家来，杜重石的岳母就对他那个鹰
钩鼻子有看法，等他走了，善意地对杜重石说；“小牛哇，黄老师的鼻子像老鹰一
样，这样的人是很难缠的呀，还是少与他来往的好。”
──杜重石属牛，家里人都叫他小牛。
杜重石却认为岳母受《麻衣神相》的影响太深，而相信“人不可貌相，海水不
可斗量”，没把岳母的话放在心里。
1957年春夏之交，中央机关首先开始整风，报纸上发表了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对
党政部门改进工作的意见。新中国经过八年的恢复建设，工农业生产蒸蒸日上，人
民生活欣欣向荣，如今又广开言路，倾听党外人士的意见，更显得到处是一片兴旺
发达的景象。杜重石想想自己五○年在北京与朋友们不辞而别，太过于任性了一些，
至少罗青、李克农、徐淡庐这些老朋友，都不是不讲情义的人，这几年来，尽管没
有见面，书信还是经常往还的。如今自己安定下来了，也应该到北京去看看他们。
如果有机会，趁目前政治气候宽松，让他们帮个忙，也许还能调回北京去工作。再
说，他母亲为了减轻他一家的负担，已经到沈阳苏家屯他妹妹先清家去了。他妹夫
孙仕浚是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的工程师，他妹妹在同厂当会计。如果去北京，也可
以顺便去看望一下母亲，至少比直接从上海去可以省一半儿车费。
此念一起，就给罗青等人写信。得到欢迎的表示以后，五七年夏天学校一放暑
假，就首途北上，住在罗青家里。
这时候李克农已经调任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因为身体不好，到北戴河疗养去
了。他得知杜重石要来北京，临走之前托罗青转达他多年不见的想念之情以及这次
失之交臂的歉意，有什么事情，一切由他的办公室主任徐淡庐代为办理。
到京的第二天，杜重石就给黄绍竑打电话：“我到北京了，咱们约个时间见面
细谈吧。”
罗青在一旁听见了，劝他说：“老弟，你刚到北京，不知道这里的政治气候。
还是先不要跟‘黄青天’来往的好，免得惹麻烦。”
杜重石不解地问：“什么‘黄青天’？”
罗青说：“黄绍竑在全国人大对党政部门提了不少意见和建议，见报以后，社
会反响强烈。特别是他到上海视察监狱，有许多犯人向他递申诉状，喊他‘黄青天’。
怎么，你在上海，连报纸都不看么？”
杜重石笑笑说：“报纸当然看的，他的发言我也看了，不过没注意到什么‘黄
青天’的故事。我就是因为看见他的言论，才想找他聊聊的。历史上老百姓管包公
叫‘包青天’，如今也有人管他叫‘黄青天’，可见他在人大还能代表一些民意。”
罗青说：“你在外地，又不在党政部门工作，有些事情你是不知道的。你看过
《人民日报》6 月7 日的社论《这是为什么》没有？听说这是毛主席亲自写的。你
仔细看看，就能够领会到中央认为大鸣大放出了格了。毛主席在党内几次讲话，都
提到：既不能出格，以免在中国发生匈牙利事件那样的乱子，又要让人继续鸣放下
去，以便察看出左、中、右人物的面貌；还让党报暂时不要刊登正面的文章，以便
引蛇出洞，让反动教授、知识分子们把毒素都吐出来。看形势，恐怕又要酝酿什么
运动了。”
杜重石听从罗青的劝告，果然没有跟黄绍竑见面。他去找了一趟李济深，李济
深写了一封信给周总理，推荐他去国务院参事室任参事。信由罗青代交国务院。他
在罗青家住了一个星期，就到沈阳看望母亲去了。
行前徐淡庐到罗青家来，给杜重石送来二百元（这时候已经实行币制改革，这
里指的是新币）“路费”。他说：“李副总长去北戴河之前，对我说过：‘听罗青
说老杜经济情况不好，他是个不愿在别人面前诉苦的硬汉子，临走送他一点儿路费
吧。’我是奉命给你送‘程仪’来的。半个月以后，中央有重要会议，李副总长要
回北京来开会。你去国务院工作的事，他会向总理进言的。你回上海以后，等接到
国务院通知，就可以来北京。以后咱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
听他说得这样肯定，杜重石也以为事情十拿九稳。他当时囊中羞涩，有这二百
元钱，沈阳之旅，可以大壮行色，就也老实不客气，照单全收。一算时间，到沈阳
探母以后再回上海，学校已经开课了。就写了封信给教研组组长黄昌汉，第一是请
假一周，第二是请他帮忙代课。为表示自己对形势大好的欢欣之情，信内附了当年
春季所写的律诗一首：
江山喜霁漫天雪，梅柳捎回大地春；
便觉韶光无限好，王朝沉沙乾坤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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