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一线生机

    1961年夏初的一天，杜重石又遇见了开矿生产队的郑干事，他问起蔬菜队的劳
动情况，杜重石告诉他：蔬菜队原来有二百多人，后来减员一半儿，现在只剩下四
十多个人了。再这样下去，恐怕这四十几个人也剩不下。郑干事沉吟半天，透露了
一个消息：“不久你们可能要调到普济墟农场去了。听说那里的生活条件还比较好
的。”

    果然，不久之后教导员就召开大会作动员报告，说是为了大家将来重新做人能
够自食其力，领导决定调大家到普济墟农场去学习农业生产技术。又说那里粮食丰
收，鱼虾满塘，生活条件比这里好得多。大家听了都很高兴，都说这是好消息。

    1961年仲夏，杜重石到了普济墟农场。这里以前是军垦农场，有相当大的规模，
总场为团级，设场长、政委，分场是营级，设分场长和教导员；中队是连级，设队
长和指导员。全场共有五个分场。每个中队下面又分大田、菜园、饲养、副业等生
产组。杜重石被分配在二分场五中队的菜园组劳动。这里离总场比较近，住的工棚
也比以前住过的好。虽然依旧是二三十人住一间大房间，但不是睡通铺，而是每两
人睡一张小土炕，炕与炕之间有一米宽的空间，可以放一些衣服包裹日用杂物。炕
头还有专门放鞋子的“鞋洞”。起床之后，出工之前，要求把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
把被子叠得四棱四方。所有这一切，可能都是军队留下来的传统好习惯。就是称呼，
也和以前不一样，不叫“劳改人员”，而称“服刑人员”。

    1962年正在秋收中，由于台湾国民党想趁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和苏联“逼债”
的内外交困期间之机发起反攻大陆，农场奉上级命令采取“应变措施”，把犯人中
原国民党科长以上的文官、营长以上的军官都集中到五分场七中队，称为“从严队”。
杜重石是国民党少将，当然在其中。

    有道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杜重石被“从严看管”以后，反倒更加轻松
了。当时忙于秋收，其他各队犯人大都天不亮就起床，直到天黑才收工，一天要劳
动十二个小时以上。“从严队”从严管教，规定上午八点出工，下午四点收工，生
怕这些国民党的残渣余孽会趁早晚天黑逃出去配合蒋介石攻大陆。

    “从严队”以学习为主，劳动为辅。学习什么呢？一曰“交心运动”，向政府
“交出红心”，也就是各人把自己的罪恶翻出来再叙述一遍、认识一遍，写一份
“忏悔书”。二曰“一封信运动”，在认罪的基础上，每人给家里写一封“忏悔信”，
写自己的罪恶给家庭、给社会带来了多少危害、不幸和痛苦。

    这两件事情，对杜重石来说，倒真是痛苦之极：他本来就没有罪恶，是冤假错
案给他和他的一家带来了危害和不幸。现在愣要他倒过来说，不说还不行。如果在
平常日子，按他的犟脾气，倒真可能来一个“不认罪就是不认罪”，但当时一者是
在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非常时期，不要顶风上，白让人家抓了“配合蒋介石”的典型，
那更冤枉；二者在“从严队”里呆着挺舒服的，别“放着自在不自在自找不自在”。
因此，也只能违心地按照判决书上所定的几项罪名再“提高一下认识”，然后给家
里写封信，什么“我现在是鬼，你是人，阴阳各路，要划清人鬼界线”等等。他把
这样的“忏悔书”和“忏悔信”交了上去，居然也过关了。

    这时候，社会上由于五八年虚报产量的浮夸风所引起的大饥饿，有了教训，发
热的脑子开始降温，不再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之类的胡话了。但在劳改
农场，这股风却还方兴未艾，依然很有市场。“从严队”就种有一丘小株密植的
“示范田”，队长扬言要亩产万斤以上，放一个“大卫星”，以此来显示队长的领
导有方。

    丰产田亩产万斤上报以后，上级派人来检查，队长从大田组召集一帮小伙子，
连夜把别处田里长得最好的稻子连根带土铲下，移栽到“示范田”里。上级来检查
的时候，还特地抱了个孩子来坐在稻穗上面拍照，以显示其“真实性”。可惜的是
检查组只来一天，而且只是站在田外看了看，不明真相。检查组一走，移栽过来的
壮稻就全部趴下，刚刚灌浆的稻穗也无法再成熟，全浪费了。

    其实，这种弄虚作假的事情，五八年“大跃进”年代不知道发生过多少次了。
这里之所以“还当新闻来写”，是因为别处都已经收敛了，而劳改队里居然还正在
学！

    与杜重石同一个组的犯人卢翰才，在国民党时期当过县长。他和杜重石还比较
谈得来，所以两人之间还能说几句真心话。他说：“检查组对亩产万斤的丰产示范
田弄虚作假，不可能不知道吧？即便从来没干过农活儿，是生长的还是临时移栽的，
都能一眼看穿，怎么那么多人来检查，就没有一个人指出呢？原因就在于人们都学
乖了，都不愿意当杨修自取杀身之祸。下级报上来，他原样往上报，反正大家都是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位县太爷叹了一口气：“他们不单
要骗别人，也需要欺骗自己呢！”

    那个年代，是说假话升官，说真话倒楣的年代。彭德怀根据他在湖南农村亲眼
所见的实情，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大跃进”饿死人的信，在庐山会议上被打成
了“右倾翻案风”，挨了批斗；张闻天说几句公道话，也受到了批评。从此“三面
红旗”、“大跃进”成了老虎屁股，谁也摸不得，不但“小小百姓芝麻官儿”噤若
寒蝉，连党中央层次的大干部也视为禁区，像杜重石这样的劳改犯，谁还去捅破这
层窗户纸？一个国家，到了整个社会人人说瞎话的地步，难道还不危险么？这就好
像一锅水明明已经开了，你拿锅盖盖上，好像它就不开了。但是“三年自然灾害”
的盖子，又何尝能够把“大跃进”的毛病统统盖住呢？

    到了1963年的秋收季节，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神经战”烟消云散，“从严队”
也奉命结束。杜重石和卢翰才一起被调到三分场六中队菜园组继续种菜。

    这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基本上已经过去，粮食紧张也略有好转。像杜重石这
样的劳动力，不但每月也有30斤口粮定量了，中队里每半个月还宰一头猪，有时候
还在墟塘里捞一些野鱼来给犯人改善伙食。此外，每月还发给两元“假定工资”，
不是现钞，而是场里自印的“代价券”，凭券可以到场内开的“百货供应站”买东
西。每月还由干部带领“管大账”的犯人推着小车到附近的村镇去购买日用品。

    这期间农民们还没有从“灾荒”中解脱出来。每天杜重石他们收工以后，都有
农民家的妻女到菜园里来拣那扔掉的老菜、坏菜。她们拣回家去，不是用来喂猪，
而是做菜吃。据她们说：母鸡下几个蛋，村干部也不许她们拿到市集上去卖，认为
那是“资本主义尾巴”，必须割掉，只许拿到收购站按低价收购。她们中间还真有
人愿意到劳改农场来干活儿的。可是劳改农场不能收公民，她们想来还来不了！

    劳改队的生活超过了农民的生活，杜重石不由得想起了自己的妻女。她们四个
人靠妻子每月62元的工资，怎么生活呢？他妻子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在那以阶级
斗争为纲、大义灭亲、六亲不认、人情冷淡、世态炎凉的时代，她是决不会去求
“嗟来之食”自招白眼的。可自己是个没收入的犯人，到六九年刑满释放还有六年
时间。想来想去，忽然想起1948年朱蕴山老先生还借过姨妹夫姚振华港币六百这笔
陈年老账来，就抱着“姑妄一试”的心情，给他发了一封信。信是寄他秘书潘幸生
转的。信中大意说：自从被判刑之后，妻女生活窘迫，甚于涸辙之鱼；1948年朱老
在香港借姚振华港币六百，早已代还；如有回信，请寄沈阳有色金属加工厂杜先清
处等。

    朱蕴山到底是聪明人，收到了这封信，立刻懂得了“弦外之音”。两个月之后，
杜重石收到胞妹来信说：收到朱蕴山汇款三百元；兑上海二百元；余一百元按月寄
农场补助生活。──当时的一元港元，只相当于人民币五角左右，所以六百港元折
合人民币六百元。

    在那个“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年代，朱蕴老敢于不避界线不清的非议，
重视政治道义，雪里送炭，古道热肠之心，也十分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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