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愿与“反动小说”同归于尽

    三余庄“业余写作”的人很多，有翻译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有研究古汉
语和方言的，有写诗的，也有写小说的，还有个自命不凡的狂人则在写《续国家与
革命》。多数人的写作属于“全公开”性质，并不保密，谁爱看就看；只有敖乃松
写的东西，虽然不是绝对保密，但除了特别知己的人之外，一般情况下是不肯给别
人看的。“积极分子”们汇报上去，于是队部“盯”上了他，要看看他写的究竟是
什么。

    世上没有不通风的篱笆。队部的这些部署，自然有“积极分子”们透露出来，
于是手头有些外文书或翻译小说的人，为避免“说不清楚”，都偷偷儿把书藏了起
来。吴弘达就连夜把他的四本《悲惨世界》用塑料布包上，埋到了地里。可是敖乃
松偏偏不信这个，尽管他也听说队部有这样的措施计划，却觉得自己的写作是正大
光明的，无可厚非，不但不想藏起来，还我行我素，继续写作不辍。

    有一天，就在大家都下地干活儿的时候，队部留下了几个“积极分子”，在各
宿舍翻箱倒柜，来了个彻底的大搜查，敖乃松写的东西，终于让队部搜走了。

    大家收工回来，发现被褥被掀乱，包袱被解散，箱子被撬开，除毛选外的书本
以及写有字迹的笔记、簿籍之类，大都不翼而飞，尽管心里十分不满，但也无可奈
何。只有敖乃松，他一发现自己写的东西被搜走，就跑到队部去要求发还。这种做
法，不啻与虎谋皮，劳改队中，哪有这种可能？于是当天晚上，敖乃松就悄悄儿上
吊自杀了。

    幸亏被半夜里起来解手的人发现，救了下来，从此队部派人日夜看着他，不但
求死不得，还要接受批判：一批“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书写反动小说”，二批
“抗拒改造，自绝于人民”。

    那么，敖乃松究竟写的是什么，值得他用生命为之作牺牲、愿与所写的东西同
归于尽呢？

    我是1962年夏季集中到团河农场的，敖乃松却是1965年才从别的劳改单位合并
到三余庄来。我和他以前不认识，合并后也不在一个组，只知道有这样一个人，平
时沉默寡言，说话不多，与“同窗”们也不大来往，每天收工回家，就低头写作，
不问别事。直到他的稿子被搜，对他进行批判，我也只是从“批判家”们的口中得
知他在写一部“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而他的答辩，则只有“这都是事实，
不信可以去调查”这一句话。所谓“批判”，当然主要是为了“打击反改造分子的
嚣张气焰”，并没有人也不可能有人真会去外调证实，于是在“积极分子”们过足
了“批判瘾”之后，敖乃松的“反改造”问题也就不了了之了。

    我和敖乃松真正熟悉起来，还是在开他批判会的三年以后。1968年冬天，团河
农场改办“五七干校”，全体人员包括干警、犯人、就业人员、教养人员、少年职
工统统搬迁到天津市北面的清河农场去。我们右派教养队被编进三分场。三分场有
一个葡萄园、一个桃园、一个苹果园。1969年夏秋，我被分派去看守葡萄园，敖乃
松被分派去看守桃园。两园相距不远，我们经常互相拜访，品尝彼此所看守的“佳
品”。敖乃松爱好音乐，善唱歌，会作曲；我也爱好音乐，还会拉拉小提琴，加上
我们两个都爱写，有这样几个“共同点”，我们的关系逐渐近了起来，终于到了无
话不谈的程度。通过多次点点滴滴的交谈，我对他的身世以及所谓“书写反动小说”
的来龙去脉，才逐渐地有所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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