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蕾蕾被村干部绑架

    前面说过，所有的人，包括决定送敖乃松劳动教养的首图党委在内，都不会想
到“敌我矛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右派分子，居然会一进公安局就有如泥牛
入海，有去无回的。敖乃松也和所有被处分的右派分子一样，抱着悔改之心，真的
打算在劳动中脱胎换骨，重新做一次人。他是肺病的底子，从来没有从事过强体力
劳动，又患有脱肛症，稍许累着点儿，就要犯病。可以想象，像他这样的文弱书生，
要过劳动这一关，该有多么困难。

    今天劳动教养所里的青年人，也许很难想象当年被劳改的右派分子们是如何生
活、如何劳动的。近来我到北京市所属的劳教所去参观，见那里环境干净，教养人
员们睡的是单人床，吃的是大米、白面，房间里有电视机、电风扇，穿得整整齐齐，
教养期间还允许结婚、允许高考，却穿着拖鞋出工，到了工地也是懒洋洋的，一副
待干不干的样子，比起五十年代的劳教场所来，简直一个是天堂，一个是地狱。五
十年代的劳教所，吃的是麸子面窝头，而且只能吃半饱，床铺上臭虫、虱子成堆，
一条统铺上要睡二三十个人，一人只有三十几厘米宽的铺位，身上的衣服破破烂烂，
比叫花子都不如，更不如劳改犯！就是这样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一群，许多人还
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干起活儿来，却一抬儿要抬四五百斤土，一天要做十几方土方！

    简单说吧，敖乃松以改造自己、重返岗位、与蕾蕾团聚的主观愿望为动力，咬
牙克服一切困难，在劳动中表现得极为出色。在此期间，他与蕾蕾一直保持着书信
往来。蕾蕾恪守自己的诺言，矢志不渝地耐心等待着丈夫的平安归去。劳动教养是
没有期限的，强调的是“谁改造好了谁走人”，但是从五七年深秋到六二年的初夏，
时间一晃过去了五年，改造了四五年之久的右派分子们，竟连一个也没“改造好”，
因为事实上连一个解除教养、重返岗位的人也没有。一直到了1961年的5 月24日，
北京市公安局在所属劳教单位分别召开大会，对每一个劳教分子都宣布了教养期：
最短的半年，最长的三年；但是有一条附注：以前的日子都不算，一律从1961年5 
月24日算起。教养期一宣布，台下的人为之哗然：四五年的劳动，不容易呀，说不
算就不算，哪有这样的道理？政府还讲法律吗？可是在那法制不健全的年月，“朕
即法律”，什么事情都是一个人说了算，不管有意见没意见，执行单位只能坚决执
行，谁也改变不了。

    敖乃松并不罪大恶极，却被定期为三年。他长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把这一
“好消息”通知了蕾蕾。不管怎么说，总算有了个“盼头”不是？

    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蕾蕾那边儿。1956年秋天，敖乃松与蕾蕾定下了亲事，村
子里的人都说那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儿”。曾几何时，敖乃松成了右派，成
了教养分子，人们的口气就变成了“一朵鲜花儿插到了牛粪上”，有的动员她趁早
一刀两断，以免受到牵连，有的就给她张罗对象，劝她重打锣鼓另开张。但是所有
这些好心人的“游说”，都让蕾蕾给“噘”回去了。她只爱海龙哥一个人，除了海
龙哥，她谁也不嫁。到了1964年，蕾蕾已经二十五岁了。这个年龄的女人，在农村
中早就已经做了妈妈，只有她仍在苦苦地等待着。她知道，最多再过一年，她的海
龙哥就要回来了。因为海龙哥多次给她写信讲过，根据北京市公安局的政策，凡是
家在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的右派，即便解除了教养，也必须强迫留在农场继
续改造，只有家在农村的，准许回家务农。她倒暗暗为此高兴过：幸亏自己身在农
村，不然，海龙哥可就没救了！

    1964年，农村正在搞四清。蕾蕾所在的那个村子，老支书、老村长，都被打成
了“四不清干部”，先后下台了。新上任的支书和村长，都是部队里回来的年轻人。
他们见蕾蕾出落得越来越漂亮，却又二十五岁了还不嫁人，就动开了她的脑筋。他
们当然都知道她在等待着她的海龙哥，也都知道她的海龙哥是个何等样身份的人。
或许是他们也听说了敖乃松再过半年就要来常州与蕾蕾团聚的消息，决定采取“先
下手为强”的对策，一方面到蕾蕾父亲那里以“说媒”为名施加压力，一方面直接
对蕾蕾下手，强迫她与“右派分子划清政治界线”。蕾蕾当然不干，坚决反抗；但
她父亲“胳膊拧不过大腿”去，不答应不行，结果是不答应也得答应，何况蕾蕾与
乃松根本就没有办理过结婚登记手续，法律并不保护她的“不合法”的婚姻。于是
一场惨绝人寰的悲剧在村子里演出了。

    那一段时间，敖乃松的弟弟敖乃柱正好在常州老家。他亲眼看见村干部们把五
花大绑着的蕾蕾绑架到她的“夫家”去。蕾蕾又哭又喊，但是无济于事，甚至没人
同情她，反而说她痰迷心窍，现放着一个党员干部不嫁，却心心念念想着那个反革
命劳改犯！

    自从六二年右派分子们集中到团河农场以后，允许家属们每月来接见一次。后
来又特许表现好的、家在北京的，可以给假几天回家去看看。敖乃松合并到团河来
以后，他家在北京，劳动表现又不错，当然也得到了这种人道主义的待遇。敖乃柱
从常州回来，给哥哥叙述了自己的亲眼所见。他的本意，是想来一个快刀斩乱麻，
让哥哥断了想念蕾蕾的念头，免得老背着这个沉重的思想包袱。没有想到情重的哥
哥一听这个消息，差点儿晕倒。第一他不能理解蕾蕾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抢到“夫家”
之后能不能活下来。第二他失去了这唯一的精神支柱，他自己也没有活下来的勇气
和力量了。但他还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把自己这一场生死之恋的经历写出来，传
之于世，让人们都知道。特别是到了三年教养期满，公安局还不放他们，他万念俱
灰，只剩下“要把小说写出来”这样一个念头了。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从六四年到六六年，他利用工余饭后的点滴时
间，详详细细悲悲切切地用血与泪把这一段真实的故事记录了下来。可惜这样珍贵
的东西被“积极分子”们当作邀功请赏的资本，先是告密，接着没收，后是批判，
到现在则不知下落了。

    那时候，小说就是他的生命。难怪手稿一被抄走，当天夜里他就上吊，再也不
想活下去。因为这第二根精神支柱又一次崩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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