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路，宽得很！

                        ──女摊贩小云姑娘一夕谈

    我是个河南农村来的姑娘。上高中的时候，也曾经做过考上大学、跳出农村的
梦。但是学校里师资差，家里又没人辅导我，自己也没有天赋，哪门功课都平平，
勉强能拿到一张毕业文凭，已经不容易，大学的门槛，就怎么也迈不过去了。

    这不是我一个人如此。我们村子里，比我功课好的人不老少，可这几年来就没
一个人考上过大学，何况我是个“庸才”。人贵有自知之明，我的梦醒了。

    一个农村姑娘，如果考不上大学，三年高中等于白读。高中学到的那些知识，
基本上没有用。早知道如此，还不如初中毕业就出去工作呢。

    说起工作，我们村子里人多地少，劳动力有富余，再说，我读了十二年书，要
是依旧下地捋锄把儿，好像也亏了点儿。工业方面呢，除了砖窑、建筑队之外，凡
是带电的、需要技术的、适合我们女孩子干活儿的企业，我们村子里都没有。正因
为如此，所以我爸才硬硬头皮叫我继续上高中，把“宝”押在我考取大学上。结果，
这一“宝”他押输了。

    村子里和我上下年纪的姑娘，初中毕业以后的出路，最好的是托人情到附近工
厂做工，其次是上北京下广东去做打工妹，实在没地方去又没胆量去的，在家里再
呆一两年，大都不到十八岁就嫁人了。

    我家没有阔亲戚，没有后门可走。广东地方太“开放”，邻村的姑娘有往那儿
跑的，据说真挣钱，可那钱来得“不容易”。我没有那胆量去，爸爸也不让我去。

    本村有两个姑娘在北京，一个给人家当保姆，吃的住的都不错，洗衣服有洗衣
机，做饭有煤气，干活儿挺省事儿的；一个在小饭铺卖馄饨包子，干活儿是累点儿，
可挣钱比当保姆多。正好那年春节她们两个都回村来过年，听她们一说，我的心就
活了。跟爸爸一商量，爸爸见有人带，放下一半儿心，竟点头了。

    我就这样进了北京。那一年，我十八岁。

    头一年，我经她们介绍，到一家知识分子家里去当保姆。家里就三口人，住两
间半房，生活水平还不错，白天两口子去上班，孩子去上学，就我一个人看家，活
儿也不多，倒是挺清闲的。可是女东家醋心特重，男东家有时候跟我说两句笑话，
她就给我脸色看；每逢男东家厂休不上班的日子，她就更不放心，常常借口忘了这
个忘了那个突然“杀回马枪”。我觉得人格受到了侮辱，干了不到一年，就主动辞
了，另一个小姐妹的东家、小饭铺的老板介绍我到一个水果摊去帮人家卖水果。

    卖水果的活儿比当保姆累，夏天热得要死，冬天冷得要命，可心情舒畅，钱挣
得也多。人家两口子文化不高，却不拿我当“贼”防。每逢我独自一人看摊儿，交
多少钱就是多少，从来没说要盘盘货、对对账。这买卖，挣起来真挣：五毛一斤的
进货可以卖一块多；赔起来可真赔：整筐的烂水果倒进垃圾桶是常事。

    卖了一年水果，我觉得给别人干，不如自己干，挣钱不挣钱，落一个自由自在。
摆摊儿的地方，卖什么的都有。时间一长，我认识了好几个卖小百货的。从她们那
里，得知卖小百货利润低些，却比较保险，至少不会把货物倒进垃圾桶去。于是我
就选定了干这个。

    老板挺仁义的，没因为我要“跳槽”生我的气。还帮我在附近租了一间小房子
──一个防震棚，每月一百二十元房租──我总算有了一个“自己的家”了。

    我在北京没有户口，营业证当然是领不来的。好在北京马路边边儿上有许多居
委会办的“摊位”，铁板焊的货摊，每天租金加税金不到十元钱。只要我每天能有
四五十元钱的收入，我一个月就能挣七八百，比当保姆强多了。

    小买卖，几分、几毛地挣，说难也容易，说容易也难：从“天意”批发市场进
货，一轴线五分钱，我卖两毛五，一块钱给五个，能挣七毛五；一块“舒肤佳”香
皂，进货两块九，我买三块八，比在百货公司买还便宜一块钱。此外如毛巾、袜子
之类，进价都很低：一双八九毛钱进的尼龙袜，至少能卖一块五。

    我的摊位设在甘家口增光路。一天来了个外国记者，跟我聊了半天儿，拍了好
几张照片，还说我这里比纽约最热闹的街还热闹。要是拍的照片能登在杂志上，我
可就“名扬四海”了──我没告诉他我姓什么，正好旁边有人叫我的名字，所以他
知道我的名字叫“小云”。

    小本经营，积少成多，两年下来，我的货摊子在马路边儿上扎了根儿，货足了，
本儿厚了，身上穿的衣服也漂亮了，隔长不短儿的，还在煤油炉子上煮一顿饺子吃，
每年也能给爸爸寄两三回钱。

    我总算靠自己的力量活了下来。

    当然，不如意的窝囊事儿、叫人头疼的糟心事儿都有，敲诈勒索的、不怀好意
的人也都碰见过。这些话，不说也罢，因为总是舒心的时候多，天下也总是好人多
嘛。

    北京的路，宽得很哪！

    1995.3.8. 北京

    原载《彩云》杂志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