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人抗大留学记
杜重石，四川广安县人，1913年生，1932年毕业于上海新华艺术大学，出任以
杨森为军长的二十军军部秘书兼广安一中校长。1933年曾参与二十军与红四方面军
的秘密会谈。1937年出任二十军驻上海办事处主任，主编《前哨》三日刊，参加上
海抗战。期间结识共产党人罗青，并通过罗青的牵线，以杨森“私人代表”的名义，
于1938年初夏到延安去观光，并向朱德请教一些政治、军事上的问题。他在延安参
观，耳目一新，发现这是一个真正抗战的政党，思想上发生了一次大转折。他要求
面见毛主席的要求得到满足。但是在会见之前，因为被不信任地搜身，引发了他的
不愉快，因此在见面的时候，竟说了一些言不由衷的话。 他不以走马看花式的参
观为满足，决心参加抗大学习，深入了解共产主义的真谛。他以自己特殊敏锐的观
察力，观察一些很普通的问题。在抗大这个革命摇篮中，他与一些人的观点并不一
致。他编了一个话剧剧本，在抗大上演，以说明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终于获准入党，
成为一个负有特殊使命的秘密党员。先后经毛泽东、陈云、朱德的接见，面授机宜，
接受任务，离开延安，到白区在川康地方势力中间为党做统一战线的工作。杜重石
先生，现任民革中央团结委员，政协上海市长宁区副主任兼文史委员。
一、未曾入境先问俗1937年10月，二十军撤出上海战役，驻防安庆。
1838年4 月底，罗青从六安发来电报，要杜重石去跟他会面。杜重石心里明白，
他已经与延安方面联系好了。
杨森把杜重石叫去面授机宜，交待了如下几点：（一）汲取张国焘过河拆桥、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教训，办事必须十分小心，千万别再上共产党的当；（二）观
察一下共产党对国民党的四项保证是否言行如一 （三）听说解放区学俄国人的
“一杯水主义”， 把乱搞男女关系说成是“性的解放”，是“婚姻自主”，调查
一下是否属实；（四）听说张学良的东北军派了许多军官到延安抗大学习，调查一
下是否事实；（五）学习八路军深入敌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发动群众、开展
游击战的经验和方法；（六）了解解放区人民政治、经济、工作、生活等方面的情
况以及民心向背。
5 月初，杜重石到达六安，罗青带他先后拜访了章乃器、朱蕴山和省动员委员
会的两位副总干事：一位是青年经济学者、《通俗政治经济学讲座》一书的作者狄
超白；一位是陶行知的得意门生、省动员委员会的共产党党组书记张劲夫。又介绍
他认识了救亡演剧队的两位女领队：张一萍和蒋岱燕。
古人说：入境先问俗。杜重石要去延安，却对那里的情况一无所知，就向狄超
白、张劲夫打听解放区军民团结、发展生产、共同抗日以及陕北人民的风土习俗、
文化生活等等情况。他们两人也尽其所知，详细介绍。
汉口是长江沿岸有名的三大火炉之一，刚进5 月，气候就已经十分炎热。 杜
重石从六安坐汽车出发，经商城、麻城，到达汉口，顾不得满头大汗，下车之后，
根据罗青的安排，立刻到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去见吴玉章。
吴玉章是四川荣县人，1903年留学日本，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他不仅是追随
孙中山先生发动民主革命的元老之一，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以后，参加过南昌起
义，也是共产党高层领导的元老之一，与徐特立、谢觉哉、董必武并称为“四老”。
他待人诚恳，态度和蔼，在杜重石这样的后生晚辈面前，毫无长辈的架子，笑嘻嘻
地说：“杨子惠派你到延安去访问，很欢迎，很欢迎。子惠跟朱总司令是老朋友，
他的儿子汉忻、侄女儿汉秀，也都很进步嘛。正好明天李克农同志要去延安，你跟
他一起去更方便些。希望你到了延安以后，冷眼旁观，多提意见。”其实，汉忻和
汉秀都是共产党员，为了便于工作，特别是便于做杨森的工作，他们的党员身份一
直没有公开，甚至杨汉秀在重庆解放前夕被军统特务杀害，解放后对她的“烈士”
身份都迟迟不能肯定，所以当时吴老只说他们很进步。这叫“点到为止”。
杜重石从八路军办事处出来，又赶到政治部第三厅去看望郭沫若和田汉。郭沫
若外出开会去了，只见到身着军装、精神焕发的田汉。两人本来就认识，杜重石说
了这次来汉口，是要转道去延安访问，又说了说救亡演剧队在安庆、六安的处境与
活动情况。田汉说：“有道是‘百闻不如一见’嘛，到延安去亲眼看一看，总比听
人家说的更实在些。我这里，外面把第三厅叫做文化厅，‘创造社’的冯乃超、蒋
光慈和‘左联’的一些朋友都在这里工作……”刚说到这里，有两个四川口音的客
人走了进来，跟田汉打招呼。田汉站起身来给杜重石介绍：“这位是阳翰笙，这位
是袁丛美。”然后向两位客人介绍：“这位是二十军军部秘书、驻上海办事处处长
杜重石。”大家互道“久仰”。这可不是客套，因为彼此确实是神交已久的老朋友
了。
阳翰笙是个文质彬彬的剧作家，一口川南乡音未改。杜重石经常看他用“华汉”
的笔名发表的文章。袁丛美呢，杜重石早就听说过他在汉口为二十军拍摄赴上海抗
战的新闻纪录片，但是一直没机会见面，不料今天在第三厅不期而遇。袁丛美也是
一身戎装，腰间比田汉还多了一柄镌有“蒋中正赠”字样的“军人魂”短剑。杜重
石知道他性格诙谐，就逗趣地说：“多蒙您给我们二十军扬名，十分感谢。可惜那
时候我在上海，不然一定要沾老乡的光，请您把我也拍进镜头。”袁丛美也凑趣地
说：“那时候您要是在汉口，我一定把镜头推得近近的，给您拍一个大大的特写，
让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二十军有一个少年英俊又博学多才的杜大秘书！”他的幽默，
逗得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
杜重石因为明天就要动身，还有许多事情要办，时间很紧，又见他们好像有事
情要谈，不便久坐，略谈几句，就告辞了。
第二天一大清早，杜重石就和李克农同车去延安。车上除司机之外，还有一个
男青年和两个女青年。男青年四川口音，衣着十分朴素；两个女青年则打扮入时，
一个脖子上挂着金项链，一个手上戴着钻石戒指，她们互相讲的是福建话，估计是
华侨。动问之下，才知道她们俩都来自印度尼西亚，而且都是投奔延安参加抗日军
政大学的。
李克农是安徽巢县人，当过中央苏区的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
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当时刚40岁，职务是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抗战开始
后历任八路军新四军驻上海、南京、桂林等地办事处处长。
在车上，李克农也和所有党的保卫干部一样，说话不多。杜重石主动和他搭讪，
找些话题来说，他也只是听着，有时候点点头，有时候连头也不点。杜重石谈起当
时社会上的热门新闻──刘湘客死汉口之谜来。刘湘死后，社会上有两种传闻：一
种说法，是刘湘曾经和韩复榘同谋反蒋，韩复榘当了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
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未与日军交战，居然就放弃了山东，被蒋介石在1938
年1月间枪毙了；刘湘生怕下一个就要轮到自己，所以他是吓死的。另一种说法，
刘湘虽然勉强出川抗战，但是蒋介石把刘湘的师长唐式遵升为军长，不久又提升为
军团长，用分化刘湘部队的手法来削弱他的军权；唐式遵是个有名的大草包，外号
“唐瘟牛”，根本不会指挥作战，以唐式遵取代刘湘，分明是看不起刘湘的意思，
因此刘湘是气死的。李克农听了，反问说：“刘湘死了，空出来的四川省主席，你
看会由谁来继任？”杜重石答：“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之前，蒋委员长答应过‘川人
治川’的。不管怎么说，总得找个四川人来装装样子吧？”李克农说：“不这样做，
川康地方和中央的矛盾就要加深了。不过中央政府大概也不会放心‘川人治川’的。”
──后来四川省主席一职并没有给四川人，而是由蒋介石自己兼任，说明李克农的
分析和判断都是正确的。
后来杜重石又谈起当时的另一个传说：国民党为了表示对第二次国共合作的诚
意，打算恢复北伐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党籍。李克农听了，却严肃地说：
“如果这一传说确是事实，恐怕不能看成是国民党对国共合作的诚意。很可能这是
玩弄容共反共的另一种手法。不看事物变化的实质，好心人是很容易被表面现象迷
惑的。”──后来蒋介石在1941年1 月发动皖南事变，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证明李克农的这一分析和判断也是正确的。
二、耳目一新的感受
车到延安，李克农把杜重石安置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所，由边区政府交际科
科长金城负责接待。金城安排他住下，又给了他一摞餐券，分早中晚三种颜色，并
交待说：以后每星期到他那里领一次；每张餐券可以到招待所大门外右侧那家小饭
馆儿里吃一餐“份儿饭”。
杜重石归置好行李，觉得肚子饿了，就拿上一张餐券，按指点到大门口右边找
到了那家小饭馆儿。这家小饭馆确实不大，迎面就是炉灶，店堂内一共只有四五张
方桌。他找了张桌子坐下，用餐券换来了主食和副食，一个人坐着慢慢儿吃。主食
是四个小馒头，或者是一大碗米饭，可以任择；也可以要两个小馒头、半碗米饭。
副食是一菜一汤，菜是榨菜炒肉丝儿，汤是榨菜肉丝儿汤，够得上“原汁儿原味儿”
四个字。用这样简陋的饭菜来招待客人，而且是到延安后的第一顿饭，杜重石总觉
得共产党也过于小气了些、寒酸了些。后来才知道，就是这样的饭菜，也已经比当
地的军民生活高得多了。
杜重石一边吃饭，一边随意地看着街上。这时候有两个穿着日军军装的人，挑
着满满的两桶水，神态自若地用日本话聊着天儿，从小饭馆儿门前走了过去，前后
走了两三个来回。看样子，一定是日本战俘无疑。八路军优待俘虏，不打不骂，这
他是听说过的，但是不加拘束地满街上走，还让他们挑水，却就感到有些奇怪了。
在灶上掌勺的厨师见杜重石满脸惊讶的神色，就用四川话搭讪：“老乡，你从
‘白区’来，看到东洋兵帮老百姓挑水，看得稀奇，是不是？”杜重石觉得自己穿
一身灰布中山装，说话也十分平易近人，已经很像‘苏区’的干部了，就否认说：
“老乡，这一回你老哥看走眼了：我不是从白区来的；我是老解放区来延安办公事
的干部。”不料那厨师却连连摇头说：“不像，不像。我这双眼睛，看的人多了，
是老区来的还是白区来的，我一眼就能认得出，你骗不倒我。我们苏区的干部，没
得你这样整齐的衣服鞋袜，更没得你哥子这样说话的派头；看见东洋兵帮老百姓挑
水，也不会臌起眼睛看稀奇的嘛。”杜重石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老乡，你的眼
睛真像是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好厉害唷！实话告诉你说，我是今天刚刚从汉口来的。
你倒是跟我说说，这两个日本战俘，怎么会帮老百姓挑水呢？”那个厨师也哈哈大
笑起来：“怎么样，我说我的眼睛看人不会走眼嘛！你连日本战俘在延安的生活都
不晓得，还充啥子老区干部唷！告诉你，我们这里有一个日本共产党办的‘日本反
战同盟’，专门帮我们教育、训练日本战俘。经过学习的日本战俘，有的到前线去
喊话，做反战宣传，有的在延安参加为人民服务的劳动。刚才你看见的那两个战俘，
是在帮助年老体弱没得劳动力的老百姓挑水，也就是学习为人民服务嘛！……”这
是杜重石到达延安以后初次接触老百姓所上的第一课，感触颇深。──如果今天还
有人穿着灰布中山装到延安小饭馆儿去吃一菜一汤又自称是政府干部，恐怕人家也
不会相信的。因为今天的“政府干部”一出来，都是前呼后拥、坐着小车、鸣笛开
道、“官派”十足的，既不会穿这样的服装，也不会吃这样的饭菜，更不会“出无
车、食无鱼”的了。
吃过饭回到招待所，在大门口意外地碰见朝鲜族青年音乐家郑律成。他们是在
上海的时候由罗青介绍认识的。今天邂逅相遇，倍感亲切。问他到招待所干什么，
他说找冼星海研究谱曲的事儿。走进招待所，才知道原来冼星海就住在杜重石隔壁
的房间里。
郑律成介绍杜重石跟冼星海认识。他拿来找冼星海研究的歌曲，就是后来十分
出名的《延安颂》。郑律成顾不得和冼星海研究曲谱的事儿，急不可待地谈他自己
的近况、问杜重石的近况，又说了许多朝鲜、越南、日本的人民和共产党支持中国
抗战的消息。说到越南的时候，他说：“胡志明现在就在延安。听说他还是杨森掩
护到中国的，可真有这事儿？”杜重石把杨森如何掩护胡志明到昆明的经过详细说
了一遍，冼星海说：“从前四川内战，常常听见杨森的名字，只知道他是个四川军
阀，今天听你这么一说，他对越南人民的反帝斗争还是满支持的嘛！”三个人聊了
一会儿天，杜重石怕影响他们研究曲谱的事儿，就告辞回自己房间休息。
第二天，当年代表红四方面军与二十军会谈的陈昌浩到招待所看望杜重石来了。
他穿一套肩头和膝头都已经磨白了的灰布人民装，赤脚，穿草鞋，打着裹腿， 比
起几年前那一身商人打扮来，显得寒酸多了。人也还是那样清瘦，不过精神却很好。
一见面，陈昌浩先感谢当年二十军赠送给红四方面军的许多物资，然后又检讨违背
互不侵犯密约突然进攻二十军防地的错误，并再三说明那是张国焘的错误决策，当
时他也曾经表示过异议，可是作为一个党员，又不得不坚决执行命令的苦衷。还说：
“张国焘受到党内批判以后，仍拒不承认错误，已经逃离延安，投靠了国民党特务
机关，为此党中央已经在最近、也就是上个月的16日作出处理决定：开除了张国焘
的党籍。”杜重石笑着说：“张国焘的那一手，不但坑害了二十军，也损害了红军
的威信和共产党的信用，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像这种言而无信的人，终究成不了
大气候。开除他出党是完全应当、绝对正确的。不过我们听说他投靠了国民党以后，
颇有点儿提心吊胆：他要是把当年跟二十军秘密谈判的事情当资本向蒋介石告密，
我们可就要人头落地啦。”陈昌浩也笑着说：“你我今天不是又见面了吗？可见张
国焘还没有向蒋介石告密。他不是不想出卖这一情报，可惜的是当时咱们的谈判并
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资料，即便有的话，也不在他手上，他是人证、物证一样也拿不
出来。这种事情，关系重大，凭他空口说白话，蒋介石也不会相信的。何况他自己
后来又进攻过二十军的防地，这个谎怎么也扯不圆。再说，他虽然投靠了蒋介石，
蒋介石可不保他的身家性命。他从自身安全出发，也还不敢像疯狗似的到处咬人的。
要是你们的杨老令公人头落地了， ‘杨家将’的弟兄们，还不找他算账啊？”一
番话，说得两人都哈哈大笑起来。
第三天，金城陪杜重石去参观陕甘宁边区信用合作社。这是陕甘宁边区银行的
前身，也是发行“边币”的“真正”单位，负责人是专门筹划边区政府经济建设的
杨献珍同志。为什么要说这里是发行边币的真正单位呢？因为陕甘宁边区银行正式
发行10元以上的边币，是1941年的事情，在此以前，也就是1938年3 月，开始以
“延安光华商店”名义发行只限于边区流通的“辅币券”。这种辅币券，当时也叫
“边币”，而“延安光华商店”，实际上就是边区信用合作社的另一块牌子。
关于为什么要发行这种边币，杨献珍对杜重石这样解释说：“国民党不但严禁
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流入解放区，还想尽一切办法限制法币落到我们手里。我们没
有法币，就不能在白区买东西。所以我们必须把中央银行发行的法币积攒起来，拿
到白区去买医药用品和我们边区目前还不能生产而又为人民生活所必需的物资。解
放区的农村经济，有些可以以物易物，比如拿一个鸡蛋到信用社换几张纸；可是还
有许多东西、许多场合不能以物易物。边区政府为了老百姓买卖方便，只好由信用
合作社以延安光华商店的名义发行少量的辅币券，只限于在边区流通。这是我们被
国民党逼出来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可是国民党却指责边区政府私发货币，扰乱金
融，破坏政令统一。”杨献珍一面说一面从抽屉里取出几张辅币券来递给杜重石看：
“请你看看，这样粗糙的辅币券，还不如国民党统治区烧给死人用的‘冥钞’质量
好呢。这能说是我们私发货币、扰乱金融、破坏政令的统一吗？我们在物质条件这
样差的地区艰苦奋斗，还要应付国民党对我们的物资封锁，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
还不是服从一个大局：抗日救国！”辅币券的纸张质量相当次，图案和印刷也很粗
糙，面值最大的是一元，最小的是五分，中间还有五角、两角和一角的。杨献珍接
着说：“边区政府除了用积攒法币的办法到国统区购买必需的物资之外，还发动军
民到南泥湾开垦荒地，发展生产，自力更生，逐步解决边区军民的吃穿用问题，少
受国民党的窝囊气。在大生产运动中，我们共产党员处处带头，连朱总司令也参加
开荒、周副主席都学会了用纺车纺线呢！”杜重石插话说：“我到延安来才两天，
根据我的观察，边区军民的生活水平，实在是低得不能再低了。在国统区，政府官
吏大都是靠裙带关系钻头觅缝爬上宝座的，不但不学无术，而且贪污腐败，就连一
个小小的乡保长，也要借抽壮丁、派捐款敲竹杠，中饱私囊。当官的和老百姓生活
悬殊，长此以往，不但要失去民心，对抗战也是不利的。”金城接着说：“我们解
放区，根本就没有贪污腐败的事。解放区各革命根据地政府都有规定：凡贪污公款
在500 元以上的，处以死刑；挪用公款为私人谋利的，以贪污定罪；工作人员玩忽
职守，浪费公共财产，使公家受损失的，根据其浪费程度惩处，或撤职，或监禁。
再说，解放区的干部不论大小，生活水平相差得并不多，如果有人贪污，搞特殊享
受，也很容易被发现的。”杨献珍又补充说：“1932年的时候，湘鄂赣临时省委对
贪污惩治得最坚决：凡是侵吞公款的，一律交群众大会议处，严重的当时就枪毙。”
杜重石到延安才三天，但是所见所闻，给他的感觉是耳目一新，到处体现出朝气蓬
勃欣欣向荣的气象。这里的生活虽然艰苦，可是社会秩序有条不紊，各人都在自己
的岗位上积极劳动，支援抗战。共产党员更是以身作则，处处带头，吃苦在前，与
人民血肉相连。他们这种不辞劳苦，一心为中华民族求解放的无私奉献精神和自我
牺牲精神，跟国民党统治区的结党营私、贪污腐败、破坏国共团结、妨碍全民抗战
比较起来，真有天壤之别。这一边是一切服从抗日救亡大局而艰苦奋斗，那一边却
寻找种种借口，破坏团结合作和共同抗日。两相对比，尽管杜重石是来自地方杂牌
军的参观客人，不是蒋介石嫡系部队的什么官员，但总是“那一边”的人，不免也
感到羞愧。
当时杜重石只有25岁，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极强，加上性格爽直，因此参观结束
以后，很激动地对金城倒出了肺腑之言：“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
’我到延安才三天时间，但是所到之处，都是一片欣欣向荣的团结抗日景象。尽管
国民党顽固派动用了一切手段来剥夺解放区军民的最低生存条件，但是延安军民发
扬了艰苦奋斗、自力更生的精神，给我的感觉是面貌焕然一新，跟国统区简直是两
个世界。三天来的感受，使我坚定了一个信念：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救星，共产主
义必将在黑暗的中国冲出迷雾，显出万丈光芒，普照到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
削、文化上受桎梏、生活上受困苦而渴望民主自由的人民身上。我已经下定决心，
要抗日救国，就必须长期深入群众，学习群众，溶入群众，投身到延安军民在共产
党领导下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中去，为抗日斗争作出无私无畏的奉献。像我这样出
身的人，到了延安，好比如丹在炉，如铁在冶，我这颗爱国之心一定会狂跳，我这
腔救亡的血一定会沸腾。为了开我茅塞，广我眼界，我要求谒见掌管延安这座革命
大洪炉的高人毛泽东，向他请教，接受他的鞭击和棒喝。”金城见这个好激动的年
轻小伙子慷慨激昂地说出这一番掷地有声的言辞来，莞尔一笑。也许他当交际科长
以来，像这样迫不及待要求留下来学习的人见得太多了，所以倒有些见怪不怪，只
是淡淡地说：“杜先生能够放弃比较优裕的生活条件，主动愿意到我们延安来吃小
米，这行动本身就是一大进步嘛！……”杜重石急忙把话头抢了过来：“对比国共
两区人民的生活和奋斗目标，我只有这点儿‘大进步’，是远远不够的。我还需要
更加深入地锻炼，改造世界观，与旧社会的旧习性彻底决裂……”在杜重石的诚恳
要求下，终于感动了上帝，金城笑嘻嘻地答应请示一下上级，能够安排的话，尽量
安排他谒见毛主席。
三、首次谒见毛主席
自从杜重石向金城提出想谒见毛主席的要求以后，虽然天天盼望得到允许，但
也并不完全寄予希望。因为在六安的时候，罗青、狄超白和张劲夫都说过：毛主席
为党为国日夜操劳，经常工作到深夜，是个大忙人，不是特别重要的事情，一般人
都不去打搅他。杜重石虽然代表二十军和杨森到延安来参观，到底是个不足道的小
人物，又没有什么特别重大的“军国大事”要向他汇报，只要他的秘书说一声“免”，
就可以把这件不急之务给否定了。
这期间，杜重石在金城的安排或陪同之下，参观了延安的许多地方，一晃就过
去了两个星期。正在杜重石以为“希望落空了”的时候，忽然金城来通知，说是经
过安排，毛主席答应见他，而且立刻接见。
这可真是意外。在此之前，金城居然连一点儿消息也不透露，以致连见到毛主
席到底问些什么问题、跟他说些什么话，都没有好好儿考虑过。现在是说走就得走，
只好边走便想，见了毛主席，再随机应变了。
金城引着杜重石，走到一个小山坡前面，指着30米开外的一个小院子说：“那
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你自己去好了。我还有别的事情，不陪你了。”说完，就转
身往回走。
杜重石一面往前走，一面低头沉思：“早就听说，毛泽东和边区的老百姓一样，
也住在窑洞里，怎么忽然又变成一座小院子了？再说，金城再怎么忙，总也得把我
带进院子里面介绍给主席或者他的秘书再走哇，我这样贸然闯去，警卫人员要是不
让我进去，该怎么办呢？”正想着，忽见一个背着盒子枪的警卫员不知道从什么地
方转了出来挡住了去路，挺有礼貌地问：“同志，你找谁？”杜重石急忙回答：
“我要见毛主席。我叫杜重石，是二十军军长杨森派来的。”那警卫员先从上衣兜
儿里取出一张字条来看了一下，大概是核对姓名。这说明毛主席的接见，秘书们事
先倒是都安排好了的。没有想到的是：那警卫员把字条收了起来，接着突然伸出双
手，在杜重石的全身上下左右环摸了一周。──这当然是检查一下来客是否带有武
器。杜重石不由得立刻想起“番帮来使不得带刀见驾”的故事来，同时恍然大悟金
城为什么不带他进门的真正原因了。他本是个容易冲动的人，遇见这种不应该有的
“待客之礼”，心中很不高兴，立刻形之于外，一边把上衣的扣子解开，一边干巴
巴地说：“我把衣扣解开，好让你检查得更仔细些。”那警卫员急忙摇手：“不用
了，不用了。”接着又解释说：“对不起，这是我的任务，是警卫人员制度规定的。”
然后指指10米开外的院子大门说：“那就是毛主席住的地方。”意外的人身检查，
使杜重石对毛泽东的看法立刻有了变化，景仰的心情也减低了许多。为了使自己安
定一下情绪，也为了重新考虑一下见到了毛主席怎样说话，用什么身份向他说话，
都说一些什么话，他需要短短的一段时间。可是已经到了门口，站着不走，总不像
话。灵机一动，就问那警卫员：“这里有小便的地方吗？”警卫员略一迟疑，指指
身后的乱树丛说：“你随便找个僻静地方就行。”杜重石朝他指的方向倒转身走了
20几步，一面小便一面想：“我是代表二十军来向共产党的主席请教政事的客人，
可是主人在见客之前先要对客人进行人身检查，分明是把我当成敌对阵营来的信不
过的使者看待。本来我是想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向共产党的主席请教如何团结各阶层
人民抗战救亡、如何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争取最后胜利的，现在既然他对
我不放心，拿我当敌人看待，我干脆把自己放在国民党的地位跟他说话，强调一下
国共合作，必须以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四点保证为前提。”考虑成熟，杜重石回
过身来，一级一级地踏上了院门前面的十几级台阶，迈进了院门。院门里面也站着
一个人，身上却没背着枪，估计不是内侍就是秘书。他再次报了自己的姓名，那人
指着右侧的一间房间说：“主席在里面。”这是一座不大的一明两暗三开间房屋，
房前有个小院儿，打扫得挺干净的。杜重石根据指点走进右面的东屋，见一位留着
长头发、面容清癯但很有精神、身材魁伟的中年人，坐在藤圈椅上伏案看文件。房
内没有别的人，当然就是毛主席了。杜重石走近前去，恭敬而轻声地说：“毛先生，
感谢您在百忙中接见我。杨森、夏炯两位将军嘱我代他们向阁下致敬问好，并敬聆
阁下对国共合作、抗日救亡的意见。”毛主席放下文件，抬头打量了一下来人，微
笑着说：“你就是杜先生，欢迎，欢迎。请坐。我们欢迎国民党人到延安来参观访
问，从各方面了解解放区人民的生活和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实情况。你不要
客气，在延安看到有什么问题，只管提出来。抗战救国是全国人民的事，只要大家
开诚布公，和衷共济，就能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嘛。”杜重石在他办公桌对面的一
张椅子上坐了下来，不慌不忙地说：“阁下所说的‘大家’，按我的理解如果指的
是‘国共两党’的话，那么精诚所至金石为开的基础，就应该是贵党对国民党的四
项保证了。”毛主席摇摇头说：“国共合作的基本纲领是个整体，不能片面地只谈
我们的保证，而不谈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的三项要求。只有把纸上的东西全部付诸
行动，变成事实，才能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杜重石试探地说：“这是全国人民
的心愿。我听说，国民党为了表示对国共合作的诚意，正打算恢复第一次国共合作
时期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的国民党党籍呢。”毛主席瞥了他一眼，似乎在揣测他
说这句话的意图，但并没有作正面的答复，而是说：“这个传说如果是真的话，我
们会作声明的。”关于这个问题，杜重石在来延安的途中已经跟李克农提起过了。
这时候再次提起，是想探测一下李克农的意见是否与中央最高领导人一致。但是毛
泽东所说的“要作声明”，既没有说向谁声明，也没有说声明什么。他本打算再进
一步问问清楚的，转念一想，觉得不太合适。这时候忽然想起安徽省教育厅厅长杨
廉、省警察局局长柳维垣对杨森说的“共产党取消没收地主土地是政治宣传，实际
上只是变了个花招，把地主当汉奸整”来，就没头没脑地说了一句：“从阶级斗争
的观点看，地主总是工农的敌对阶级。沦陷区的地主，大都和日寇有勾搭，有的还
做了维持会会长，他们欢迎日本人，甘愿当汉奸，也都是事实。未雨绸缪，免得将
来搞阶级斗争多麻烦，不如现在就把地主当汉奸看待，从理论到实际，好像也都说
得通。”毛主席听了，笑了起来说：“不能这样。把不是汉奸的地主当汉奸看待，
这不是统一战线的政策。言行不一，是对人民的欺骗。”杜重石当时之所以提出这
些问题来“请教”毛主席，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政治上的幼稚，对共产党的不了解，
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因为进门之前遭到了搜身，思想上有抵触情绪。这时候被毛
主席一句话噎住了，窘态毕露，再也对答不上来。毛主席似乎也意识到了他的尴尬，
就用别的话岔开去说：“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中国社会，决定了中国革命的进
程，必须分为两个阶段。从鸦片战争、辛亥革命、北伐战争，一直到今天的抗日战
争，都是中国人民在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上进行第一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辛亥
革命是旗帜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孙先生说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
努力’的‘革命’，指的就是这种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但是在苏联十月革命胜
利以后，这种革命已经不属于资产阶级革命范畴，而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
新民主主义革命了。”这些革命理论，是杜重石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不由得又一次
产生了耳目一新的感觉，不但特别注意听，还把刚才因为搜身所引起的不愉快也冲
淡了，渐渐地忘却了。听到这里，似有所悟地插话问：“既然孙中山先生说的‘革
命尚未成功’的‘革命’完成以后，是为社会主义革命扫清道路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那么是否可以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不是革命的终结，而是社会主义革命
的开始呢？”毛主席点点头说：“是这样。这是只有在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由
无产阶级来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才能出现的新情况、新前景。在这样的国家
里，阶级地位发生了变化，在政治方向上，无产阶级已经处于领导地位。”接着他
娴熟地、背诵一样地说：“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
言中曾经庄严地声明： ‘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为
压迫平民之工具。 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
私也。’可惜国民党自己违背了这个声明。我们希望国民党在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
中改正它。”杜重石听到这里，已经完全为毛主席的革命理论所折服，对于刚才的
搜身，不但已经完全不再介意，而且认为也许那是负责保卫的同志所出的并不高明
的招数，很可能毛主席根本就不知道客人进门还有这样的“礼节”。这时候，他的
革命热情和积极性又一次迸发出来，又一次像对金城说过的那样，向毛主席表述了
他到延安以后所见所闻的感受，以及得出并坚定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信
念。所不同的是：这一回他不以能在延安多住几天为满足了。他直接向毛主席提出
来：要求进入抗大，作为一个正式学员，认真地从头学起。
四、窑洞大学见闻
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杜重石进抗大学习的事情迅速得到落实，被编到抗大
三大队七中队。用的是别名“杜平”。
抗大的全名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日军政大学”，是
“中国抗日红军大学”于1937年改称扩大后建立的。早期的学员，主要由解放区各
部队保送或抽调，是轮训性质的，每期不过几个月；后来从国统区来延安寻求真理
的青年学生越来越多，就变成以培训知识青年为主了。1937年8 月1 日抗大第三期
开学，共有各地来的知识青年477 人； 到了1938年4 月抗大第四期开学，就有知
识青年4000多人了。抗大第四期学员多，相应地教职员也多，共有1386人，其中教
员共253 人，计主任教员23人， 军事教员和助教90人，政治教员和助教128 人，
文化教员12人。杜重石来到抗大， 第四期的开学典礼已经过去，所以他是第四期
的“插班生”。
抗大第一期的校长是林彪，副校长刘伯承，教育长罗瑞卿。抗大设有教育委员
会，由毛泽东兼任主席。
“七·七”事变以后，林彪、刘伯承分别担任一一五师、一二九师师长，无法
分身过问抗大的事情，1938年1 月，罗瑞卿继任副校长，校长名义上仍由林彪兼，
但实际校务全由副校长罗瑞卿负责。所以抗大学员既是毛泽东的学生，也是罗瑞卿
的学生。
抗大是著名的“窑洞大学”，设在延安的凤凰山上。山坡上一排排的窑洞，都
是学员们自己挖出来的。挖窑洞、吃小米、打草鞋、爬大山，是每一个抗大学员进
校以后的必修课。杜重石虽然没有赶上第四期的开学典礼，但却赶上了罗瑞卿带领
上千名学员在凤凰山挥锄挖窑洞的这一课。经过半个月的突击，挖成了175 孔窑洞，
解决了抗大学员猛增的住宿困难。
七中队的窑洞地势比较低，从七中队窑洞上面的山坡再往上走，就是三中队；
从三中队窑洞上面的山坡再往上走，最高处的一排窑洞，就是五中队──女生队。
七中队队部窑洞前面有一片开阔地，当然是在打窑洞的时候同时平整出来的。
开阔地上筑有四堵长方形的“干打垒”土墙，估计当是利用窑洞中挖出来的土打的。
土墙上架起人字形草顶，于是就建成了一座可容百人的“大棚”，作为全中队学员
开会、张贴文件或墙报以及进行各种宣传活动的地方，有一个专门的名字，称为
“救亡室”。
这种“救亡室”每个中队都有，有点儿近似“俱乐部”的性质。每个“救亡室”
设主任一人，生活干事和文化干事各一人。七中队救亡室主任是个山西青年，面目
黧黑，右眼角还有一块黑斑。他是从“山西王”阎锡山办的“抗日救国牺牲大同盟”
转到抗大来的。据他说：“牺盟”虽然打着抗战的旗号，但是个反共、防共的组织。
他识破了“牺盟”的真面目以后，就脱离“牺盟”，转到抗大来了。
罗瑞卿是四川南充人。南充旧称“顺庆府”，下辖广安、岳池、营山、蓬安…
…诸县。杜重石是广安人，与南充人是“小川北大同乡”。每逢罗瑞卿到三大队来
作报告，杜重石总要以“大同乡”的身份去找他聊几句。有时候罗瑞卿也主动找杜
重石谈话，不过那不是因为“同乡”的乡谊，而是因为杜重石来自国统区，身份是
“国民党人”，在抗大算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学员，罗瑞卿有责任对他加强统战工作。
从年龄上看，杜重石虽然只有20多岁，但由于出身不同、经历不同、学识不同、
理解力不同，加上特殊的身份，也就是“阶级立场”的不同，他的许多观点，往往
与同学们格格不入。但是同学之中，多数人并不理解他的这种特殊身份，更不理解
为什么他的见解往往与他们不一样。按他们的想法，既然同是抗大的学员，在所有
问题上的认识，就应该完全一致才对。为了避免经常发生观点上的冲突，每逢班组
学习讨论，杜重石总是倾听别人的发言，尽量避免开口。为此，班长半开玩笑半认
真地批评他说：“杜平同志在学习讨论会上是只带耳朵不带嘴的。”抗大的课程，
主要是学习马列主义基础知识，教材有《社会发展史》、狄超白的《通俗政治经济
学讲话》以及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等。
有一次讨论社会发展史，有个同学发言说：“社会发展的规律，是资本主义必
然取代封建主义，社会主义必然取代资本主义。沙皇俄国当时还是封建主义，但是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全国响应，封建主义的俄国，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中国要由半
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进入社会主义，也要学习苏联的十月革命，用武力推翻旧政权，
建立新政权，中国也就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一下子过渡到社会主义了。”对于
这种观点，班组内当然没人会有异议，纷纷发言表示同意。只有杜重石持不同看法。
但为了避免争论，而且明知道争也争不清楚，所以依旧保持沉默，一言不发。这时
候班长点了他的名，又说他只带耳朵不带嘴，一定要他谈谈自己的看法。杜重石被
逼无奈，生平又不善于说假话，于是又一次发表了与众不同的见解：“马列主义要
根据具体国情灵活运用，不能教条主义地照搬。中国的情况，与沙皇俄国是不一样
的。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先要实现三民主义，因为三民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他的发言还没有结束，就遭到了与会者的纷纷反击：第一个发言的是山西人
“救亡室”主任：“你说三民主义是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意思是说：没有三民主
义这座桥，就不能到达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那就更加谈不上了。”另一个接着
说：“要照杜平的理论，岂不是要共产党放弃共产主义去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奋斗吗？
不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政党，还能叫做共产党吗？”下面连珠炮似的发言，当然也
都是近似的调调儿。
讨论会的发言越来越热烈，离题却越来越远。杜重石等他们说得差不多了，这
才不慌不忙地说：“革命的现阶段为实现三民主义，这不是我的理论，恰恰是党中
央和毛主席提出来的。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来的四项保证的第一条，就是：‘孙中
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今日中国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毛主席也亲
口对我说过：‘共产党人在现阶段为三民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是为社会主义扫
清道路。’照我的体会，这就叫‘不断革命论’，也就是‘革命阶段’论。”大家
听杜重石这样说，互相望望，有些不信的样子。有的人依旧坚持中国革命只能走十
月革命的路，认为相信国民党、与国民党合作，就是错误的投降主义路线；有的人
根本就不相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会说这样的话，要杜重石拿出证据来。
看起来，当时有许多抗大的学员只知道啃书本，只知道死背马列主义的教条，
而对于当时的国共合作宣言基础纲领根本就不了解甚至不知道。关于国共合作、统
一战线的宣传，在延安竟还不如在国统区讲得多呢！
五、宣传工作中的政治偏见
1938年秋，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召开之前，著名戏剧电影工作者袁牧之
到达延安。
袁牧之是浙江宁波人，30年代初他才20多岁的时候，就在上海参加左联，从事
进步戏剧活动：主演话剧《怒吼吧！中国》。25岁又主演了电影《桃李劫》，28岁
编导了电影《马路天使》，年纪轻轻的就在影剧界享有盛誉。1938年初秋，他在汉
口接受八路军办事处的委派，到延安来拍摄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那时候，
他也还只有29岁。
袁牧之到延安，还带来一个话剧团，那时候通称“救亡演剧队”，给抗大学员
演出了一场话剧，内容当然是宣传抗日的。剧中前一幕表现的是八路军将士浴血奋
战，紧接着下一幕幕启，是几个国民党官员在一间漂亮舒适的客厅里打麻将。谈笑
风生中，突然空袭警报响了，这几个官员慌慌张张地跑下台去，躲进了防空洞。灯
光暗转，警报解除，那几个官员重又上台，各归原座继续打麻将。其中一位一边洗
牌一边说：“咱们继续抗战嘛！”其余三位和另一位悠闲地吸着雪茄、站在一旁看
打牌的人都同声附和：“对，对！咱们继续抗战，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哈
哈……哈哈……”这种为宣传抗战而临时编写的小话剧，特点是故事简单，手法明
快，要让工农兵群众一看就懂，并不太讲究艺术性、技巧性，只是在人物、场景上
比活报剧、街头剧稍为复杂些。这出戏的主题，无非是通过舞台形象的对比，来说
明共产党的军队如何积极抗战，国民党的军队如何消极抗战。如此而已。当时解放
区各演剧队的戏，大都这样编，这样演，也没有什么人提出过异议。
但是杜重石却与众不同。第一他是学戏剧的，懂得戏剧的各种表现手法，觉得
这样表现抗战、宣传抗战，不但大方向不对，格调也太低了点儿；第二他刚从国统
区来，正好知道国共双方军队抗战的真实情况：当时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挺进冀鲁
豫平原，连克不少县城，建立起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完全是事实。而在后方的国民
党官员中，有许多人“不知亡国恨，犹唱后庭花”，依旧浑浑噩噩地过着花天酒地、
纸醉金迷的生活，也是事实。由于国共两党成员的阶级基础不同，当时国民党的党
员、官员，从政治素质到个人修养以及党内的组织性、纪律性，以宏观的眼光看，
都不及共产党，更是事实。如果没有日寇的侵略，共产党的革命对象就是国民党。
问题是：当前的政治现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的敌人是日寇，国民党不但现在
暂时不是敌人，而且还是朋友，中央军则是友军。在政治上的态度，应该联合友军
共同对敌；在电影、戏剧等艺术中的态度，应该多表现友军中积极的一面，多表现
敌军凶残的一面，这才是正确的。否则，不但不符合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的政策，而
且也不符合当时抗日战场上的事实。不管怎么说，在台儿庄与日寇浴血奋战的，都
是国民党的部队。再退一步说，杨森亲率二十军到上海抗战，战斗激烈，将士们前
赴后继，为国捐躯，整整一个军，半数壮烈牺牲，所剩还不到一个旅，这是杜重石
亲眼所见的，总不会假。应该说，在抗日战场上，既洒有八路军指战员的热血，也
躺有国民党官兵的尸体。作为文艺尖兵的“救亡演剧队”，演出的又是宣传抗日的
话剧，在褒贬对比上如此偏颇，所起的作用，肯定是不利于国共合作，也不利于团
结抗日。大敌当前，如果不一致对敌，而是继续互相攻击，总是要抵消力量的。
杜重石跟袁牧之不熟，不便于直接找他提这些意见。正好潘汉年当时来延安向
延安各界人士作报告，介绍日本帝国主义向苏联挑起“张鼓峰事件”，遭到苏联还
击以后的国内外军事政治形势。潘汉年长期在上海活动，杜重石跟他也有一面之交，
就跑到他那里去谈了自己对此剧的看法，希望他转告袁牧之。
潘汉年倒是同意杜重石的看法，说过“为了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
从团结抗日的愿望出发，这些情节和台词，是应该注意一下”这样的话。至于他是
否把这一意见转告袁牧之或党中央负责宣传口的同志，就不知道了。从这件事情上
看，潘汉年的政治思想某些方面与杜重石是相通的。
与杜重石同车到达延安的四川青年，姓李名俊明①，进抗大后，编在三大队三
中队，而且被选为救亡室的文化干事。两人因有这段“同车之谊”，关系似乎比别
人要近一些。杜重石跟他谈起对袁剧的一些问题，李俊明也完全同意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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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俊明──四川温江人。抗大毕业后，接受任务回四川搞统战工作，在刘
树成师长处当副官。现健在，住成都。
那时候，日本统治者正在日本本土开展一个愚弄日本人民的迷信运动：用一块
印有太阳旗的布，把一张写有“吉祥如意、避灾得福”字样的纸条包起来，然后发
动老百姓来缝，每人在每个布包上缝一针，每个布包要经过一千个人的手，称为
“千人缝”。他们宣扬：把这种“千人缝”布包给侵华日军士兵挂在脖子上，就能
够逢凶化吉，避免血光之灾。
杜重石搜集到这一题材之后，就以此为素材写了一个话剧剧本叫《祖国》，主
题是描写日韩两国的共产党人和进步爱国人士携手并肩，反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
华战争。剧情是：日本退伍军人协会会长小川太郎，眼见侵华日军在平型关、台儿
庄惨遭失败，朝野上下对“数月亡华论”逐渐失去了信心。为了鼓舞侵华日军的士
气，继续蒙骗人民，小川太郎在国内发起“千人缝”的迷信运动。小川的秘书金咏
芳子，是个韩国的革命志士，也是日本当时的地下革命组织──日本人民反战同盟
的负责人之一。她年轻美貌，勇敢机智，利用小川太郎对她的觊觎之心，虚迎实拒，
若即若离，终于取得了小川一方面企图以“千人缝”的迷信举动来迷惑日本人民，
一方面大肆敛财肥私的证据，又巧妙地设法把这一消息流传到日本社会，激起人民
的公愤，纷纷指责。小川迫于舆论的压力，只好自杀。
杜重石之所以要写这一剧本，旨在说明被日本帝国主义迫害的日韩人民，虽然
是两个国家，两个民族，但为反对侵略战争，尚且不避艰险，一心一意，携手并肩
地与共同的敌人进行斗争；同为中华民族的两个抗日政党，更应该同心同德共赴国
难。同时也是用对比的手法，批评袁牧之的剧本不应该在舞台上贬低友军的形象，
妨碍团结。
杜重石把自己写的剧本拿去给李俊明看，他不但十分欣赏，而且十分卖力地在
三中队排练，准备上演。剧中需要两个女演员，他就到五中队──女生队去请：一
个叫孔贞的河南姑娘出演小川夫人，另一个就是同车来延安的印尼华侨之一。
《祖国》终于在三大队演出，而且得到了一致的好评。当时在抗大做政工工作
的熊复看了演出以后，对杜重石说：“演出效果还不错。可以把剧本油印出来，交
其他大队上演。戏里面的小川太郎是个军国主义者，以自杀告终，好像不大可能。
不过我也没有更好的修改意见。”杜重石说：“我安排小川太郎自杀作为剧本的结
束，一方面是根据日本武士道精神，一方面也是借此象征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侵华
战争，等于自杀，必将以失败告终。”《祖国》的演出，使杜重石在抗大成了知名
之士，大出风头。正好那时候抗大成立同学会，经全校同学投票，白丁被选为主席，
杜重石被选为副主席。
六、秘密的特别党员
1938年暑假，美国各大学进步学生组织了一个访华代表团到延安访问。访问结
束后，代表团团长向抗大、鲁艺及延安各界人士演讲。杜重石作为抗大学生会的副
主席，也参加了接待。
这位美国学生访华代表团团长，是一位豪爽、热情、略带冲动型的青年，讲起
话来滔滔不绝，眉眼神态表情丰富，有时候甚至还手舞足蹈的。给他当翻译的是一
个抗大的女学员，身穿抗大的校服，脖子后面还背着草帽。他每讲完一段，她先在
小本子上快速记下要点，然后即兴组织词句，转达给大家。听她那流畅的翻译，口
音中带点儿广东腔，估计是个从国外回来的华侨。
代表团团长首先赞扬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悠久文化，推崇孔子的儒教思想是中
华民族的珍贵文化遗产；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热爱和平、又能够捍卫民族尊严的
伟大民族。延安人民继承并发扬了这种民族精神，赢得了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
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尊敬。他赞扬解放区人民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军民同心，融为
一体，坚持抗战救亡的社会意义和价值。但是这样爱好和平的民族，却正遭受日本
军国主义者侵略的深重灾难，美国学生代表深表同情。抗日军政大学是锻炼抗日英
雄的烘炉；但是这座烘炉却缺少应有的物质条件。我们回国以后，要把访问延安的
所见所闻忠实地告诉美国人民。我们要在美国各大学发起为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捐
献一元钱运动”。美国有好几百万大学生，每人捐献一元钱，就有好几百万。……
演讲会之后，这些热情的美国大学生还围着罗瑞卿七嘴八舌地问：“您希望我
们回去以后，为抗大募多少钱？”“您能告诉我们一个具体的数字吗？”事后罗瑞
卿跟杜重石说：“没想到这些美国学生这样热情豪爽。他们问我要具体数字，我真
不好回答。我怎么能对客人说：我要多少多少钱哪！”杜重石笑着说：“怎么不好
回答？您就说：韩信点兵──多多益善嘛！”罗瑞卿也笑了起来：“可惜这句中国
成语美国人听不懂，就是翻译过去，他们也无法理解呀！”由于美国学生的带头，
抗大的学员们也自发地发起了一个以个人名义向海外侨胞和国统区各界人士为抗大
劝募资金的活动。作为同学会的副主席，杜重石主动承担起组织、宣传、统计等等
工作。他不但带头向国统区的夏炯、范[ 土延] 生及其他可信赖的亲友们寄去劝募
信，还动员与他同车来延安的那两名印尼女华侨捐献出母亲送给她们的纪念品──
也就是杜重石与她们同车来延安的路上看见过的那枚钻石戒指和那条金项链儿。抗
大学员大都是穷苦人出身，有贵重首饰的人不多，能献出钻戒和项链儿的人就更少
了。如果不是杜重石在车上看见过并一再动员，她们也许还不会捐献出来的。这一
下，她们俩的爱国举动，立刻传遍了全校，各中队救亡室纷纷送去用大红纸写的表
扬信，表扬她们热爱祖国、带头捐献、支援抗战的义举。
抗大的生活艰苦，伙食很差，极少有吃肉的日子。每逢星期日，杜重石总要到
边区政府招待所右边那个小饭馆儿去“改善生活”，用四川话来说，就叫做“打牙
祭”。他喜欢吃甜食，经常到小饭馆儿去请那个四川厨师炸馒头片儿，再撒上白糖。
这在现在当然是十分普通的饭食，但在当时的延安，可就是十分高档的享受了。有
时候，他也请三中队的李俊明和五中队的那两个印尼女华侨一起来“打牙祭”──
炒一盘榨菜肉丝儿，炸几碟馒头片儿，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这个小饭馆儿，是边区招待所的一个点儿，金城时常要到这里来走走。杜重石
常来吃饭，有时候也能在这里碰见他。有一回杜重石在这里吃过了饭，正好碰见金
城，两人就坐在店堂里聊闲天儿。
杜重石说：“我从国统区来到延安，真像在沙漠中找到了绿洲。我的视野开阔
了，前进的方向和道路看得更加清楚了，理想也更高了。可惜我的出身不好，不够
入党的条件。”金城说：“我跟你讲过多次了嘛，你能够毅然放弃在国民党军队里
那样高的地位和比较优越的生活条件，甘愿在延安吃小米，这件事的本身就是一大
进步。这跟‘逼上梁山’走上革命道路的人是不一样的。你刚才说的话，说明你已
经懂得用阶级观点来考虑自己够不够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这更是一大进步。一
个人的出身不能选择，但是走什么样的道路，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你的这种进步要
求，我可以向抗大的党组织反映一下。”几天以后，七中队李指导员找杜重石谈话，
问他到延安访问期间的所见所闻和进抗大以后的感受。他把跟金城和毛主席说过的
话又重复了一遍之外，又作了一些补充：“我在国统区的时候听说：解放区的青年
学习苏联十月革命后的‘一杯水主义’，放纵两性关系，还标榜这是性的解放。我
在延安的实际生活中，根本就没看见过这样的事情，可见这全是国民党顽固派为欺
骗国统区人民所捏造出来诬蔑共产党的造谣中伤。倒是通过黄克功事件①，我了解
到延安的两性关系是正常的，既不放纵，也不勉强；功劳再大的党员干部，犯了罪
也与普通百姓一样处理，一视同仁。我已经认识到共产党是革命的先锋队，是与人
民血肉相连、息息相关的。我十分希望自己也能成为共产党的一员，只是不知道像
我这样出身的人，能不能向组织提出入党的申请？”
--------
① 黄克功事件──黄克功是长征时代的红军团政委，1938年在抗大任第六大
队大队长。他曾与陕北公校学员刘茜谈恋爱并确定了关系，后来刘茜表示拒绝，黄
克功克制不住自己，拔枪打死了刘茜。对此事抗大师生有两种主张：青年学员大都
认为黄克功是个长征的老干部，出于一时感情冲动而杀人，事后已经非常懊悔，应
该宽囿他，让他到前线去戴罪立功；职员和老师们大都认为功不能抵罪，不论有多
大的功劳，触犯刑律，必须一视同仁，不然就无法服众，也等于纵容有功的老干部
可以犯法。罗瑞卿将以上意见向党中央汇报以后，毛主席亲自到抗大来征求处理意
见，在校长室一面抽烟一面考虑，足足踱步三个小时，最后批准执行枪决。
李指导员说：“你能够提出这样的问题和要求，说明你已经有了很大、很好的
进步。关于你能不能入党的问题，等我请示上级党组织以后，再答复你。”大约10
天以后，李指导员拿来三张油印的入党申请表叫杜重石填写。杜重石按要求填写了
表格，不久就得到批准。考虑到他要在白区工作，身份暂时不能公开，所以他的入
党，是秘密性质的特别党员，关系直接在中央组织部。以后党组织与他联系，也不
能用杜平或杜重石这两个名字，而要用规定的代号“王扬”。
七、再谒主席、辞别朱总
杜重石成为特别党员以后不久，金城通知他毛主席要再次接见他。他由金城陪
同，先去晋谒组织部部长陈云。陈云的住所是窑洞，门前有一长条空地，看样子已
经用锄松过土，浇了水，准备种什么农作物。从这可以看出，共产党不论什么层次
干部，都要以身作则，从事生产，开荒自给。连陈云这样的中央级部长也不例外。
陈云是商务印书馆的工人出身，相貌清秀，和蔼可亲，说话语音偏低，但是彬
彬有礼，很有风度。他告诉杜重石：组织部决定让他回国统区去做统战工作，具体
出发日期听候通知。
这次接见，陈云同志跟杜重石谈了许多统战工作的重要性和工作方法。他说：
“在国统区做统一战线工作，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也就是实行既要统一、又
要独立的原则，采取既有团结、又有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独立，指的是思
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执行自己的政治路线，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
一句话：抗日统一战线，是要把敌对的或消极力量争取到自己这一方面来，加强抗
日的力量，而不是放弃自己的原则向敌对或消极力量妥协，削弱了抗日力量。在国
统区做统战工作，也和上战场作战一样，要懂得战术，要给自己找掩蔽体和保护色，
还要善于利用国民党顽固派冠冕堂皇装点抗战门面的话，来实现我们坚持抗战、反
对投降妥协的政治主张。”陈云同志接着阐述了抗战救亡必须坚持持久战，批判了
当时人们头脑中最普遍的速战速决和悲观失望两种错误的观点。
杜重石问：“我在国统区工作，怎么跟党组织联络呢？”陈云答：“必要的时
候，会有人跟你接头的。”杜重石又说：“我到延安来的任务，是代表杨森向朱总
司令请教并参观访问的，如今半年过去，我这个任务还没完成呢。”陈云说：“这
个问题我们已经知道了。朱总司令最近已经从前方回到延安来，在你离开延安以前，
他会安排时间接见你的。”陈云谈话的低声语调，有使人乐于与他交谈、亲近的吸
引力。
随后又由金城陪同，再次晋见毛主席，请示在白区如何开展统战工作等问题。
杜重石心情轻松愉快，充满了共产主义必然实现的崇高信念。他像尊师重道的
学生一样，屏息静气地恭聆主席的指示和教导。关于利用各种关系广开门路，他想
起四川的袍哥，就问：“川康袍哥组织遍布城乡，有的还拥有武装，与川康军队浑
然一体。请问主席，能否作为统战对象？”毛主席说：“旧瓶可以装新酒嘛！凡是
对抗战有利的，都要加以团结，争取到统一战线中来。”
1938年9 月29日至11月6 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
总结了抗战15个月来的经验与教训。陈云说的最近朱总从前方回延安来了，就是开
的这个会。会议结束以后，朱总给抗大、鲁艺学员及各界人士作了一场当前军事、
政治形势报告，也就是传达会议精神，贯彻今后的工作方向。
在这次报告会上，杜重石详细听取了朱总传达的会议精神，主要是克服右倾错
误，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精神。
共产党提出并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后，党内就出现了右倾的错误：有的在
救亡运动中对国民党的压制和干涉迁就让步；有的在接受改编中对国民党的反共阴
谋丧失了警惕性，以致上千人的部队被国民党缴了械；有的过份相信国民党，在国
统区把一切党的活动公开化；有的军队领导干部以接受国民党的军衔为荣，甚至不
愿再过艰苦的生活；有的人眼看着国民党特务分子在根据地进行破坏不敢斗争，等
等。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起，共产国际书记处于8 月10日召开了专门
会议，讨论中国抗战的局势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认为：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比较弱小，中国的抗战应该依靠以蒋介石为首的
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要运用法国共产党“一切为了人民阵线，一切经过人民阵
线”的经验，做到与国民党共同负责、共同领导。同年11月底，中共驻共产国际代
表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委员和候补书记王明被派回国，积极推行共产国际的这一
“新政策”，他在12月9日至14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报告，对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右倾投降主义主张：认为国民党是抗战的领导者，
主张“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把自己的行动限于国民党蒋介石
所允许的范围之内；轻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战争和敌后根据地的作用，幻想通过国
民党的军队速战速决，并且申明以上观点是共产国际的指示。
1937年12月下旬，王明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之一到达武汉，在武汉大学作了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告，公开宣扬他的错误主张，又发表《中国共产党对
时局宣言》、《挽救时局的关键》等文章，对国民党作了种种让步。一直到1938年
2月27 日至3 月1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还进一步提出“以运动战为
主，配合以阵地战，辅之以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赞同国民党提出的“只要一个军
队”和“统一军令”的主张，要八路军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
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其实，所谓“统一武装”
和“统一待遇”，只是王明的一厢情愿，国民党是绝不会这样办的；而所谓“统一
指挥”、“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等等，只不过自己束缚了自己的手
脚而已。
王明以前是“左”倾势力的代表，只知道斗争，不知道团结，不承认团结各种
中间势力的必要性。由于斯大林和一些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对蒋介石的抗日积极性估
计过高，对他的反共立场估计不足，作出了错误的决定，而王明又把共产国际的指
示神圣化并加以发挥，于是又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
中共中央举行了三月政治局会议以后，派任弼时为代表到苏联向共产国际说明
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具体情况，共产国际终于表示同意以毛泽东为首的正确
路线，在此基础上召开的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终于在党内从根本上克服了王明的错
误路线。
通过这次传达，使杜重石更进一步了解到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复杂性及困
难性，也更进一步坚定了到国统区去做这一神圣工作的信心。
传达报告刚刚散会，三大队大队长方正平通知杜重石说：朱总司令要见他。
杜重石到延安已经半年多，他的任务本来是代表杨森来向朱总请教并参观访问
的，但是这个愿望提出来以后，一直没有得到安排。如今他入了党，就要离开延安
了，可是这一任务还没完成。上次毛主席和陈云接见，已经再次提出，陈云答复是
在他离开延安之前一定安排。如今朱总主动找他来了，可见他离开延安的时间也不
远了。
杜重石在礼堂后面的休息室见到了朱总。由于是初冬，天气晴朗，加上他刚才
做报告提起了精神，可能感到热，所以披着新棉衣，没扣扣子，一副憨厚朴实随便
的神态，全没有总司令会见下属的架子。
杜重石想借多叙述一些杨森与他的旧谊来引起他的回忆与好感，所以见到朱总
以后，竟喋喋不休地从他们两人在云南护国军中同过事；朱德去德国留学，杨森曾
为他饯行；1926年万县“九五惨案”发生以后，朱德和陈毅到万县协助杨森反英斗
争；北伐时朱德还当过杨森的党代表；接着又说了二十军奉命在上海抗战，几乎全
军覆没，还受到中央军的歧视，等等。
朱总一直等杜重石把话说完以后，这才笑笑说：“杨子惠的这些往事，我都晓
得的。中央军歧视地方军，当然要不得。可是大敌当前，大家都应该服从抗日救国
这个大局。讲清误会，消除隔阂，互相谅解，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就会得到合情合理
的解决。我们八路军就是抱这样的态度待人的。一切都要从团结抗日出发嘛。我们
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被迫抗战的，速战速决、悲观失望都不对。一定要坚持持久
战。抗大已经把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作为军事学教材发给你们，你应该把这本书
介绍给子惠看一看。”杜重石答应了一声，朱总接着说：“我们八路军深入敌后建
立抗战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是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皮里翻筋斗。肚皮里不太平，
是削弱敌人在国民党正面战场上的战斗力。这种配合起来在敌人前后方同时打击敌
人的打法，是战胜敌人的好办法。子惠派你到延安来参观学习，了解八路军从无到
有、从小到大发展游击区，和敌人打游击战，好得很嘛！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打
击敌人。张学良的东北军就派来不少军官在抗大学习，我们把他们编成一个独立中
队。他们学习了《论持久战》中的游击战的战略地位问题，据说收获很大呀。不过，
无论什么军队，也不论是打游击战还是正规战，都要严格军风纪，才能和老百姓打
成一片。没有群众基础，情报不灵，怎么能打游击战呢？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八
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得很好，所以八路军随便走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才会
对八路军像亲人一样。”朱总说到这里，杜重石插话说：“二十军也很重视军风纪
的。由于部队统属系统上的原因，不好把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完全照搬，夏
炯他们到了安庆以后，就把‘三大纪律’改为‘四大纪律’，把‘八项注意’改为
‘十四项注意’了。”说到这里，杜重石把二十军的律条一一背了一遍。朱总听了，
笑着说：“二十军的纪律和注意事项比八路军还多些，我还应该向子惠学习呢！”
杜重石接着说起社会上谣传杨森挖了朱德的祖坟，由于政治处境的原因，杨森又不
便公开辟谣，感到很为难的时候，朱总说：“这明明是国民党顽固派耍的挑拨离间
伎俩，哪个相信这些鬼话，哪个就要中计上当。”俩人又深谈了一番关于如何在国
统区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事情，最后朱总说：“前线军事很忙，我就要去前线；你
也即将回二十军，再找你谈话的机会就没有了。你到国统区去开展统战工作，切记
要坚持党的原则，要有独立自主精神，不能迁就，一迁就就要被国民党顽固分子利
用。”说到这里，他从棉衣口袋里拿出一封信来，递给杜重石说：“这封信请你带
给子惠兄。他是我多年好友。他爱国、反帝，民族意识很强，这都是很好的。只是
什么都在个人权利上打圈子，就不作兴了。”谈话就到此结束。杜重石拿出笔记本
儿来，请朱总题字留念。朱总用钢笔写了“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八个大字。
朱总致杨森的信，是用毛笔直行书写的，并不封口。杜重石离开延安的时候，
为防途中发生意外需要销毁，所以反复诵读，铭记在心。信共两页，首页是：
子惠吾兄大鉴：
别久念深，由杜平先生处得悉吾兄近况，甚为欣慰。
国府公布的国共合作基本纲领，谅早为兄洞悉。我党以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
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愿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盖抗日救亡，首在国共合作，全民
团结。民族解放，必须坚持抗战，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抗战必胜，建国必成，全
赖于此……
这封信，杜重石安全带到了成都。1940年春，杨森的顾问齐卫莲从湖南前线因
公到成都，杜重石把此信交他转给了杨森。
过了1939年元旦，杜重石接受任务，离开延安，先到西安。然后通过陕西省军
邮局负责人林卓午的关系，搭邮车平安到达成都。
到达西安的时候，恰逢“宣侠父失踪”事件发生，对杜重石的震动很大。宣侠
父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与胡宗南同学，只因为他是共产党员，胡宗南竟在国共合作
期间下令军统特务将他绑架，而且制造了“失踪”的假象。杜重石去延安之前，路
经汉口和西安的时候，曾和他两次见面，对他针砭时弊的见解十分佩服。这种政治
迫害，一方面说明国民党顽固派的不顾大局坚持反共，一方面也说明国共合作的前
途并不平坦。此去国统区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也是困难重重，险夷难卜。想到自
己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特别党员，又振作起来，不论前途有多么大的艰难险阻，决
不动摇为党工作、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意志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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