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小说管窥 在“历史小说研讨会”上的发言 1995年6 月13日 主要论点: 1. 历史小说因目的的不同可分为“编写”和“创作”两种。 2. 历史小说以“五四”为分界线,五四以后,属于现代小说范畴。 3. 历史小说允许有条件地发挥和虚构,但必须尊重史实,以免史学冲击了文 学。 4. 历史的真实不能拘泥于古史,要经得起推敲和考证。 5. 民族形式的历史小说开初来自民间,后经文人加工提高,方才达到“雅俗 共赏”的境界。雅和俗的结合, 绝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屈尊俯就, 而是有机的 融合。 6. 外来的小说形式只有跟固有的形式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产生新 的、能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小说形式,不然,洋货永远是洋货。 7. 小说是写给别人看的,读者越多越好。别人看不懂的小说, 不一定是 “高水平”的小说。 8. 传统的历史小说,都带有封建时代特征和作者的阶级烙印。 9. 历次政治运动,扩大了资产阶级的范畴,忽视了封建主义的危害,是一大 错。也是十年浩劫的根源所在。直到今天,封建意识仍在各种场合妨碍体制改革和 人类进步。 10. 创作历史小说,应当把反封建这个主题放在第一位。 11. 改编整理历史小说,应分别不同的读者层次而出版不同的版本。基本着眼 点是剔除封建糟粕和语文规范化。 12. 传统历史小说不加整理大量出版,是中央出版局缺乏先见之明,缺乏通盘 计划的结果。 13. 评价历史人物,不能离开历史时代和当时的政治背景。 一、历史和历史小说 什么叫历史?广义地说,凡是世界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包括自然史和社会史, 都称为历史。通常则仅指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历史。 从时间上说,则凡是过去的人或事,都是历史。从这一定义出发,则昨天死去的人, 今天就可以称为古人,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就可以称为古事,亦即历史。狭义地说, 历史是指关于过去的人和事的记述和阐释。从断代上说,史学界通常把人类历史划 分为古代、中古、近代和现代四个历史时期。中国的近代史,一般认为自1840年鸦 片战争起到1918年五四运动止;现代史则从1919年起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949以后,称为当代。但在文学分类上,一切以古代、中古、近代的人物、事件为 题材写成的小说,通称历史小说;五四以后,就划入现代题材或当代题材,不属于 历史题材的范畴了。 历史小说是历史科学和语言艺术的有机结合,是以某一重大历史事件、著名历 史人物为题材,或反映某一历史时期、某一地区的社会风貌和形形色色人物、事件 的文学作品。它是历史范畴内的小说,但归根结蒂是小说,不是历史。 历史是科学,讲历史必须忠实于历史原貌,不允许杜撰;小说是文学,不但允 许虚构,而且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虚构”这个法宝来提高其艺术性、来增强其生命 力的。历史和小说这两种相互矛盾着的东西,一旦有机地结合起来,构成一种新的 矛盾统一体,就会因各人的着眼点不同、目的不同而出现两种不同的现象:一种是 偏重于历史的,目的在于说明历史,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去普及历史知识, 可以说是用小说体裁写成的历史书。作者的劳动,属于“编写”范畴。另一种侧重 于艺术,假借某一历史事件、某一历史人物或某一历史时期,经过主观的剪裁、取 舍、概括、集中,加上艺术的想象和有意识的虚构,编成一个有声有色生动有趣的 故事,借古喻今,使读者从娱乐中受到启发教育,或借此说明作者的一种思想观点。 这种作品,是借历史为题材写小说,作者的劳动,属于“创作”的范畴。 二、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 既然写历史小说必须依据历史,那么所依据的历史是否真实,就成了一部历史 小说是否成功的前提。 但是,历史作为一门科学,却是相当不科学的。其原因,就在于人类有文字记 载的历史迄今为止都是阶级斗争史,史官手中的史笔,或有意或无意地都是为统治 阶级服务的,所记载的历史,都带有明显的阶级偏见,甚至故意隐瞒实事。往某些 人身上泼脏水,极尽诬蔑陷害之能事,而往另一些人脸上涂脂抹粉,颂扬备至。史 笔偏颇,大都以某一历史时期的某一统治者个人或集团利益为中心。在史书上受到 诬陷的,不仅仅是敌对的阶级,也包括与统治者个人或集团有利害冲突的属于同一 阶级同一集团的人。史学界的学者们,往往把极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史籍记载的 考证亦即去伪存真上。有许多往事,由于年代久远,旁证匮乏,虽有蛛丝马迹,但 一时无法确定,只好暂且存疑,悬而不决;有一些事件,或由于考证者的思想方法 是用阶级偏见去纠正阶级偏见,或由于被某种似是而非的假象所迷惑,从错误的观 点出发,导致错误的结论,以致于旧错之上,又加新错,甚至把原来正确的,“考” 成了错误的,把后人引入歧途。 正由于历史科学有这样那样的不科学处,才有孟子的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 才有“历史是魔术师手中千变万化、荒诞神奇的道具”和“历史是一个可以任意打 扮的听话的小姑娘”等等说法;也正因为如此,才要求我们每一个从事于历史小说 创作的人不但是一个文学家,也应该是一个史学家,而且是一个具有唯物史观的史 学家。 但是,史学家研究历史,是为政治服务的,而小说家研究历史,却是为文学服 务的。两者出发点不同,目的不同,在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上也就有所不同,在史 学界,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在得到明证之前不能按主观意志去肯定或否定;在小说 界,却允许按作者的喜恶或故事情节的需要而有所发挥。 比如关于李信这个人物,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尚有争议,但姚雪垠把他写进小 说《李自成》中去,不但允许,而且必要。又比如李自成此人到底死于湖北的通城、 通山还是湖南的夹山,也尚待进一步考证。但是写成小说,姚雪垠可以根据他掌握 的资料让李自成年交不惑就死在通山,我也可以根据我掌握的资料写一部《李自成 后传》,让李自成隐居湖南夹山寺出家当和尚,并在幕后指挥大顺起义军联明抗清, 直到古稀之年,还要跟吴三桂接一仗。这就是历史小说既尊重历史,又允许有条件 地发挥甚至可以杜撰的自由之处。 三、历史小说家如何尊重历史 正因为史学是一门最不科学的学科,历史记载的本身就不一定正确,因此小说 家写历史小说,一方面固然要尊重历史记载,一方面也要批判地看待历史典籍,不 要让自己走到“盲从”的道路上去。 一般地说来,对待历史的态度,文学家总是比史学家要胆大一些的。文学家笔 下的自由发挥,往往会受到史学家的指责,认为文学家们在“歪曲历史”、“篡改 历史”。 文学作品由于它的普遍性,读者肯定比史学书籍的读者多得多,因此文学对人 民大众的影响也比史学要大。像《戏说乾隆》这样的电视剧,因为明白告诉观众是 “戏说”,影响也许不会太大,而历史小说则不然。陈寿的《三国志》,固然也没 有摆脱阶级偏见和民族偏见,但是以汉室为正统的观念,却不像罗贯中那样强。 《三国演义》出来以后,加上戏曲、评书的广泛传播,几百年来,曹操的形象,在 人民大众的心目中是个涂上了白色脸谱的奸雄,而诸葛亮则变成了一个会呼风唤雨 的妖道。要想改变人民大众心目中的这种形象,可不是三年五载所能扭转的。 我这里举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刘亚洲的长篇历史小说《陈胜》“骊山突围” 这一章中,写秦二世和赵高惨无人道地将三千宫女活活地封死在骊山墓城内,一万 三千多名造墓工匠正面临集体殉葬的绝境,得到了陈胜领导的起义军的援救,跟官 军浴血奋战,终于大部分冲了出来。评论者认为这样写法是“耸人听闻”的。因为 《史记·秦始皇本纪》中明明说:“葬既已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藏重即 泄。大事毕,已藏,闭中羡,下外羡,门尽闭,工匠藏者,无复出者。”史书上说 是全部殉葬,刘亚洲偏偏说是集体暴动,认为与历史相去太远了。 这里不去评论《陈胜》一书的成功或失败,单说这样写法是否违背史实。 秦始皇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暴君。他在位的时候虽然没有被打倒,可是传到了 二世,就被揭竿而起的平民百姓所推翻。历朝历代,凡是被推翻的前朝君主,其罪 恶总是罄竹难书的。何况秦始皇曾经采纳李斯的愚民政策,焚书坑儒,叫老百姓以 吏为师,谁敢于提到《诗》、《书》的,都要杀头,因此后世儒家莫不对他恨之入 骨。一旦史笔掌握在儒家手中,对秦始皇的“笔伐”,就已经不是“罪加一等”的 问题,其夸大的程度,早就已经到了“耸人听闻”的程度了。如果以这样的“史实” 作为依据,本身就极不可信。 还是以秦始皇的墓为例。这个墓,在陕西临潼县东南的骊山北麓。骊山在历史 上就很有名,相传山上的烽火台,就是周幽王举烽火戏诸侯的地方,也是周幽王为 犬戎所逐的死所;西北麓有温泉,到了唐代,还环山建造宫殿,成为避暑的圣地, 著名的华清池,不但杨贵妃在这里洗过澡以后受宠,蒋介石也在这里洗过澡以后被 抓。就在这个地方,当年秦始皇为自己建造坟墓的时候,据《史记·秦始皇本纪》 说:一共动用了工役囚犯七十万人,坟墓四周用铜铁熔化浇铸基础,坟墓中设“宫 观、百官(位次)、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 水银为江河百川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 久之”。这种说法,用不着打开骊山秦始皇坟墓一看究竟,稍有常识的人,就可以 判断这种夸大是极不可信的。根据当时的总人口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来计算,刨去建 造长城的百万之众和四处征战的百万之众,和建造阿房宫的“隐宫徒刑者”七十万 人,全国还有没有七十万个劳动力,都不一定,即便有,这七十万人比淮海战役蒋 方五个兵团的六十万人马还多十万,用这么多人去打仗,没有近当代先进的交通工 具、没有杰出的领导人去组织指挥,尚且要乱成一锅粥,用这么多人去造一座坟, 请问怎么个安排法?尽管秦始皇的坟墓相当大,据《秦始皇本纪·集解》中说, “坟高五十余丈,周回五里余”,号称“墓城”,而且骊山不出石头,据《秦始皇 本纪·正义》说,修坟墓所用的石头,要从渭南的渭山开采并运来。即便如此,建 造的终究是一座坟而不是一座城,把七十万人排成方阵,以每人占地一平方米计算, 七十万人也要占地一千多亩,整个工地都变成人粥了,还怎么干活儿?淮海战役末 期,解放军把蒋方的五个兵团六十万人马包围在十公里的包围圈里面,就已经到处 是人挤人的混乱局面了,骊山墓城并没有十公里大,建造坟墓也不能用人海战术, 秦始皇不是白痴,绝不会干这种白费粮食的傻事的。 由此可见,史书上的数字,往往随意夸大,绝不可轻信。“后宫佳丽三千”, 也只能认为是“极言其多也”,而不能认为这“三千”是个确数。如果真有三千, 每人再配两三个宫女,后宫的人数就超过了一万。这一万个女人,哪怕都住集体宿 舍,至少也要“广厦千百间”,才能容纳得下。正因为如此,秦始皇的阿房宫,也 就被吹嘘得广大无比。《三辅黄图》里说:“阿房宫……始皇广其宫观,恢三百余 里。离宫别馆,弥山跨谷,辇道相属,阁道通骊山八百余里。”《秦始皇本纪》里 描写一座“前殿阿房,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 同样绝不可信。公元前二百年,中国的建筑工业以木石砖瓦结构为主,还不可能达 到建造万人礼堂这样的水平。这里的“万”字,也和古书上的“高万丈”、“高万 仞”一样,无非是个“极限”的意思,不能当真。正好像有些史书上说的“黄巢杀 人八百万”、“张献忠入川,杀人六亿”一样,根本不可信,姑且不问当时中国的 总人口有多少(张献忠入川,当地人口不足一千万),只要问一声这个数字是怎么 统计出来的,恐怕谁都无法答复。 客观地说,秦始皇用几千人殉葬,是可能的 (据汉代史书记载,为汉帝殉葬 的,往往有几百上千人)。这几千人中,还不见得全是活人。战国时代, 就已经 有用俑和草人殉葬的习惯,近年发现的不见于任何典籍的秦兵马俑,至少可以说明 秦始皇的一部分殉葬者不是活人。至于数目,就是《秦始皇本纪》里,也没说为秦 始皇殉葬的后宫有三千人,而是说:“二世曰:先帝后宫非有子者,出焉不宜,皆 令从死,死者甚众。”“工匠藏者”都成了殉葬者,是怕他们泄露墓内的秘密,杀 人灭口,“无复出者”;至于具体数目,连本纪里都没说。 所以,评价一部历史小说是不是窜改历史,前提是这种历史本身是否可信。真 实与虚构的界线,不能以古史作为标准。一方面可以要求小说家尊重历史,另一方 面,也应该允许小说家怀疑历史,提出假设。 四、民族形式与推陈出新 五四以来,欧风东渐,翻译小说日见增多,中国作家受翻译小说的影响,仿照 西方小说的样式创作的小说,也日见其多起来。其过程,大体上是开始的时候全盘 欧化,爱用长句和倒装句,而且还生造了许多“除自己之外谁也不懂的形容词之类”。 这种小说,出场的人物虽然都是中国人,可是说起话来,都是洋腔洋调,一副“假 洋鬼子”的味道。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短篇小说基本上定型了,这就是:结构是 西方的,语言是汉民族的。直到今天,中国的短篇小说大都是这种模式,传统的 “今古奇观”式的短篇小说即便还有,也为数不多了。当时没有“中篇小说”这一 名称,十万字以上,统称长篇。在长篇小说这个领域中,直到今天,则既有中西合 璧的,也依旧有人在“章回体”这块民族形式的土地上耕耘的。 中国小说的发展道路,大体上可以用“看──听──看”这样的公式来概括。 从《史记》里的列传(可以看作是短篇传记小说,特别是游侠列传之类)到唐人传 奇,往下还可以延续到明清笔记小说和志怪小说,都是用文言写的,只能看,不能 听。这一流派给后人最大的影响,是文字优美典雅,简洁明快,最短的篇章,只有 几十个字,可以说是今天“超短篇”的滥觞。宋元话本,原来是评话的底本,主要 是用来“说”的,也就是从视觉文学发展到了听觉文学。这一流派,一直可以延续 到今天的说评书。这种口头文学,听众以劳动人民为主,对文学性要求不高。而且 多一半儿还靠表演时的声色动人,离开表演单看文字脚本,够得上“文学”水平的 实在不多。我看过一个老艺人说《三国》的录音整理,删除了一多半儿,还有一千 多万字,语言粗俗陈旧,有许多是到处能用的“套子”,内容更是杂乱无章,两将 交锋,单是一支枪,就可以说上半个多小时。看过的人都认为文学价值不高。由此 可见,视觉文学和听觉文学是两回事儿,二者可以沟通,可以借鉴,但是绝不能混 同,只能各走各的路。 正因为如此,宋元话本发展到了明清,一批经过文人加工或由文人直接创作的 “拟话本”出现了。这种作品,形式上是话本,也分章回,从“话说”开头,到了 紧要关节,就突然煞住,来一个“且听下回分解”。事实上,这种“话本”是写给 人看的,属于“视觉文学”,不属于“听觉文学”。把这种“话本”拿去请说书人 说,至少劳动人民是听不懂了。因为这是文人在“话本”的基础上的创作或再创作, 已经提高了一步,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尽管对白是纯口语或接近口语,但是夹叙夹 议中不免又用上了文言,而且还塞进了大量的诗词歌赋,──这是文人墨客的拿手 好戏,不拿出来施展一番,是要“技痒难搔”的。于是一大批在文学史上有成就的 作品,如《红楼》《三国》《水浒》《镜花缘》《儒林外史》等等,在明清两代出 现了。 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概可以归纳出这样一条规律来:凡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 形式,开头都是群众自己创造的,经过文人的加工,在“俗”中增加了“雅”的成 份,方才作为一种样式固定下来,并逐渐提高,终于取得辉煌的成就;而纯粹由文 人创造的文学样式,则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群众基础而逐渐失去其生命力。汉魏时期 的赋和骈体文,讲究的是华丽的辞藻和工整的对仗,纯粹是文人书斋中的玩意儿, 尽管也有过“洛阳纸贵”的佳话,但是它的鼎盛时代终究没能维持多久,即不得不 让位给从乐府和民歌中产生的唐诗和宋词。就是在诗词格律基本定型之后,有成就 的诗人词家,仍不忘从民歌中吸收丰富的养料,以求作品更加完美,更加贴近生活。 诗词如此,小说亦然。 中国的传统小说,脱胎于评话而高于评话,其原因就在于有了群众喜闻乐见的 形式,加上文人雅士的提高,做到了文学作品绝不可少的一条:雅俗共赏。“雅” 就是文学性,“俗”就是群众性。有成就而又有生命的作品,二者缺一不可。两者 的结合,又绝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屈尊俯就,而是扬长避短,有机地融合。 五四以来的中国小说,没有去走“讲唱文学”的回头路,而是走上了“向洋人 学习”的新路,事实证明是正确的,成功的。中国的小说如果不吸收西洋小说的技 法,那么我们至今仍只能去写去看《今古奇观》式的短篇或章回体的长篇,至少要 停留在明清时代踏步不前。 长期以来,中国的语言和文字脱节,书面语与口语之间,有相当距离,用书面 语创作的文学作品,大都不能朗读,从语文教育的角度看,这是一大缺点。但从文 学的角度看,文字简洁明快,未始不是一种优点。因此,主张用纯口语创作,只能 算是一种流派,并不是中国小说今后所必须走的唯一道路。只要方块儿字存在一天, 文言成份就必然会存在一天。特别是今天新创作的历史小说,要求使用规范的现代 汉语口语,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章回体,是中国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但是长篇小说的民族形式,绝不就等于 是章回体。至少还应该包括结构、手法和文风这三者在内。 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是结构简单,主线清楚,语言流畅,节奏明快,叙事状物, 层次分明,“有话即长,无话即短”。 欧美小说中,也有许多文字简洁明快的作品。特别是当代西方人的生活节奏加 快,家居无聊,拿一部小说来看着消遣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仍有许多小说特别是 上一个世纪的小说中,却不乏“无话也长,有话更长”的作品,废话连篇,一部小 说,读了二三十页,还不知道说的是什么,甚至还有读了十几万字,主人公一直就 在床上,居然没有起来。这样的慢节奏,跟中国的传统小说是很不合拍的。加上近 年来的意识流手法,现代派文风,把时空观念、主客观概念搅成了一锅粥。在我的 朋友中间,有一些还是有成就的作家和学者,就有人反映说是接受不了。但是也有 一些中国作家,例如王蒙等人,学习这种文风,创作出一批与中国传统迥然不同的 所谓“探索性”小说。可以说,这是中国小说继五四之后第二次受到外国小说的冲 击。 一个国家民族的文学形式,当然不可能一成不变的,五四以后,由于外国小说 的冲击形成了中国小说的新形式,是一大进步,今天第二次冲击能不能出现一种新 的文学形式,还不能逆料。但是有一条大概可以肯定,即外来的形式只能跟固有的 形式融会贯通、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之后,才能产生新的形式,才能被人们看作是 “自己的”东西而接受,不然的话,洋货永远是洋货,即便能被一些人所接受,至 少在认识上和感情上跟民族形式毫无关系,就好像中国人穿西服一样。中山装就是 在外来的形式上加以改造的,中国人穿中山装,就感觉到是穿“自己的”服装。 但是服装终究不同于小说。做什么样的服装,选择的权力在自己,即便别人不 喜欢的奇装异服,也不妨做起来,穿出去,招摇过市,自我欣赏;而小说是写给别 人看的,读什么样的小说,选择的权力却在读者,一部小说出版以后,必须得到多 数人的承认、喜欢并接受,方才能够生存。一部小说,当然是读者越多越成功。创 作小说不同于爱因斯坦写遗嘱,目的在于继续阐述自己的见解,下笔的时候,就没 打算写给当代人看,而是写给三五百年后的大科学家去看。任何一部小说,都只能 写给当代人看,多数当代人看不懂的小说,不一定是高水平的小说。 一部小说的水平高低,跟民族形式还是西洋技法无关,也不跟结构的繁简成正 比。结构简单并不等于平铺直叙,主线清楚不等于反对使用复线,强调语言流畅, 更不是只许使用白描手法,不许运用心理描写、环境烘托之类的技巧。一切行之有 效的西洋技法,都不妨吸收到民族形式中来,在不失去读者的前提下,推陈出新。 五、阶级偏见与封建意识 文学艺术是上层建筑,是为一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特别是小说,它所描写、 所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生活,作品中人物的喜怒哀乐,必然反映出作者的思想感情, 也就是作者的世界观、作者的阶级立场。因此小说具有特别鲜明的阶级性。这不同 于齐白石画几只虾、徐悲鸿画几匹马,作品不一定有什么阶级性。 “在阶级社会中,文学艺术必然要为政治服务”的论断,在小说这个领域中, 似乎可以有如下两种解释:一种情况是:作者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尽管他并不懂得 什么叫阶级斗争,但能按照自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如实地”描绘所闻所见以及 自己的感受,主观意识上并没有想到自己的作品要为哪一个阶级服务,更没有想到 要美化哪一个、丑化哪一个,结果恰恰“如实地”反映了阶级社会中各个阶级的特 性,也就是阶级性。这种纯客观的描写手法,似乎不应该称为自然主义而应该称为 现实主义。例如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对贾母的描绘,通篇都是恭恭敬敬地老祖宗 长老祖宗短,没有一句谴责的词语,但是却在读者面前活生生地画出了一副封建主 扼杀、吞噬、葬送年轻一代女性包括她自己的外甥女在内的残酷画面。 另一种情况是:作者生活在阶级社会中,接受过阶级斗争的教育,自以为很懂 得什么叫阶级斗争,因此写一部小说,下笔之初,先抱定了“文学艺术要为政治服 务”这一目标,主观上首先确定了要美化哪一个、丑化哪一个,他们从阶级偏见出 发,一心要长自己志气,灭敌人的威风,结果导致不能如实地描写笔下的人物,正 面人物高大得不像有血有肉的凡人而像不食人间烟火食的天神,反面人物丑恶渺小 到头顶上生疮脚底下流脓的大坏包。于是事与愿违,所创作出来的故事全是公式化、 概念化的,人物不是千人一面,就是世界上不存在的、理想化的、假大空的。“四 人帮”统治时期的小说,基本上都是这个调调儿,例子就不举了。 实际上,任何人,包括伟大的领袖和卑鄙的小人在内,无不是立体的,有其光 辉的一面,也有其阴暗的一面。一个很有建树的政治家,可能是一个烂杀无辜的恶 魔、淫人妻女的色鬼;一个鸡鸣狗盗的小偷,尽管他一身的毛病,却可能具有劫富 济贫、除暴安良的侠肝义胆。 事实证明,在当代文学史上,凡是从阶级偏见出发、力图美化本阶级、极力丑 化敌对阶级的文学作品,因为过份的渲染,反倒失去了真实性,因此也缺乏生命力。 中国封建了几千年,封建意识几乎无处不在。辛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实从质 上说并没有建立起资产阶级的旧民主政权,特别是孙中山让位以后,执政者所推行 的,依旧是封建主义。五四时期的反封建,空喊了几天“打倒孔家店”,对封建主 义,也只是触及一点儿皮毛,没有铲除根子。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搞了许许多多 次政治运动,矛头所指,都是在中国还没有形成阶级的资产阶级思想。因此,直到 今天,多数人的头脑中,思想体系是混乱的大杂烩:无产阶级思想有一点儿,资产 阶级思想也有一点儿,封建主义思想更有一点儿。对某些人来说,头脑中的封建意 识不是有一点儿残余,简直还是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的多少,并不与身份、地位 成正比,也不一定与阶级出身有关系。农民有,工人有,知识分子有,甚至党和国 家的高级领导人也有。不然,庐山会议、“四人帮”、“文化大革命”等等历史事 件就不可能产生。平心而论,中国的过去甚至今天,阻碍社会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 资产阶级思想,而是封建主义思想。直到今天,几乎一切犯罪行为包括贪污、腐化 以及妨碍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等等现象,都与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前有人 提出: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先进行资本主义补课。我的看法,中国要进 行任何改革,都必须先进行一次反封建补课,不但要从政党中、政府各部门中、社 会各组成体制中彻底清除封建主义堡垒,更主要的是要从人们头脑中清除封建主义 思想,不然,中国的体制改革和反腐败都是一句空话,问题依然不能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 中国的历史,基本上就是封建社会史。中国的历史小说,反映的都是封建主义 社会中的人和事。历史小说可以分为传统的和创作的两个大体系。传统的历史小说 中尽管也有一些揭露封建主义罪恶的篇章,但多数小说中充满了封建主义余毒。严 格地说,这些小说与社会主义体系是格格不入的,是不适合今天的青少年阅读的。 因此我认为:继承传统的历史小说,必须经过改编、写出导读,而新创作的历史小 说,必须突出反封建这个主题,使其古为今用。评价一部历史小说,是否突出反封 建这个课题,似乎也应该是十分中药的着眼点之一。 用改编的方法继承传统的历史小说,除了内容方面的因素之外,还有一个语言 方面的因素。一个时期的民族语言,有一个时期的标准。普通话是现代汉语的标准。 可以说,所有的传统历史小说,都不符合现代汉语的标准,特别是语法标准与用词 标准。文学作品中语言的混乱,也是我国目前通用语言迟迟不能规范的原因之一。 莎士比亚的作品写于十四世纪,与现代英语有比较远的距离。这情况与我国有点儿 相似。英国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是一方面出版普及版,供普通读者阅读,同时 少量出版原版,供专家学者研究使用。借鉴这个方法,我认为中国的传统历史小说 很有必要进行一次有计划、有步骤、大规模的整理改编工作,一方面删除封建糟粕, 一方面使其语言规范化。这一工作,如果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就做,是最理 想不过的了,可惜国家出版管理部门没有考虑到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以致近十几年 来,古旧小说大都按原样重排出版,失去了一次大好的时机。 整理传统的历史小说,出普及版,大体上可以分为这样三个方面:一是翻译, 把用纯文言或纯方言写成的小说用典范的现代汉语翻译出来;二是改编,删除糟粕, 订正错误,三是导读,在每一部书前面把本书的成就、缺点及历史渊源向读者详细 介绍。 我由于有了电脑这个写作的利器,十几年来,一方面从事小说的创作,写了几 百万字的中长篇小说,一方面为普及电脑写了六部教材,共二百四十万字,同时也 身体力行,在改编历史小说这一工作上作了试验性实践:第一部书是翻译清末狎邪 小说《海上花列传》为普通话本。这部书在描写清代末年上海妓院以及与妓院关系 密切的商界、政界人物上入木三分,在文学史上有一定地位,但是由于使用了吴语 对白,除了以苏州为中心的方圆五百里地之内,外地人根本就看不懂,结果是画地 为牢,大大缩小了读者面。经过翻译,就适合全国所有的人阅读了。第二部书也是 吴语方言对白的清末狎邪小说《九尾龟》,不过这部书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不如《海 上花列传》,特别是全书缺乏剪裁,冗笔和重复的地方很多,还有不少诲淫诲盗的 描写,因此这部书除了翻译之外,还做了删除糟粕、调整结构、重编回目之类的编 辑工作。两部书一共一百万字,书前面都写了长篇的序言作为导读,已经在一九九 三年由西北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此外,正在进行的是《济公传》的改写。这部书 基本上是说书人的底本,不但文字水平很低,历史、地理、人文、官衔等方面错误 百出,且有相当多的篇幅例如度未婚妻入空门、游十八层地狱等等,纯粹是宣传封 建迷信。由于济公在人民的心目中是除暴安良的正面形象,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因 此值得花费工夫彻底改写一番,加上导读,以适应当代读者的需要。 我单枪匹马,人自为战,目的只有两个:一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引起有关方 面的重视;二是实地试验一下,看我的见解是否闭门造车的空想,能否得到读者上 帝们的通过。 六、关于历史人物的语言与评价 新创作的历史小说,除了历史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这个问题之外,最难掌握的, 就是让古人用什么样的语言说话以及用什么样的观点去评价历史人物。 一部小说,不外乎作者的叙述、文字资料的引用和人物的对白这样三部分内容 组成。作者的叙述,为了语言的纯洁,我主张一律使用规范的现代汉语;文献的引 用,当然不允许有任何窜改,照抄就是。至于古人怎样说话,我主张尽量接近现代 汉语,能够不转文,尽量别转文。例如规范的现代汉语说“喝酒”,古人说“吃酒”; 现代汉语说“我吃过饭就去”,古人说“我吃过饭便去”;现代汉语说“你们”, 古代有身份的人转起文来,要说“尔等”之类。但是古代当时还没有的语词,最好 不要使用。我看过一部描写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小说,对话中连“胸有成竹”“三 生有幸”等等宋代才出现的成语,居然在汉代人的嘴里说了出来,好像总不大合适。 历史小说必然要写历史上的中药人物。这些历史人物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要 根据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所处的地位进行分析,不能用今天的观点、特别不能简单地 用阶级分析法去划分好人和坏人。不然,就将把文学创作再次引导到主观主义、教 条主义的道路上去。 例如关于曾国藩和洪秀全这两个人物,如果用简单的阶级分析法来划分,一个 是镇压农民起义军的刽子手,一个是农民起义军的核心领袖;一个是革命的,一个 是反动的;因此必然认为一个是伟大的,一个是可耻的。但是衡量两个人的道德品 格,曾国藩无疑要比洪秀全高尚千百倍,甚至比今天某些打着共产党员招牌的无产 阶级先锋队更其高尚。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如果不是阶级偏见蒙蔽了视听,大概都知道洪秀全是个大 骗子、大流氓、大野心家,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打着反封建的旗号,不许别人 纳妾讨小老婆,而他自己则在金田村起义的第二天,就宣布他可以讨八十一个老婆。 他装神弄鬼,自称是上帝的第二个儿子,借天父之名,传自己的话,用进口的封建 迷信来统治部下。他提倡破私立公,但是破的是万人之私,立的是他一人之公。他 的部下不许有私蓄,所有缴获,都必须上交“圣库”,实际上就是交给他去漫无节 制地挥霍享受。他反对建立家庭,把男女老少分别集中起来过集体生活,夫妻每月 只能初一、十五团聚两次,而他自己却沉溺于酒色,不理朝政,连每天例行的上朝, 都用一个木刻的傀儡虚应一下故事就算了。至于他专制独裁、任用族人、引发内乱、 自相残杀、等等等等,一言难尽。他所提倡的反封建革命,即便理论上可行,但是 由他这样的封建魔君来领导,结果必然失败无疑。这就好像当代共产主义在某些国 家失败的原因,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错误,而是某些封建独裁者假借马克思主 义之名,行封建独裁主义之实,把社会主义国家变成黑暗、恐怖、贫穷、落后的国 家,甚至搜刮民脂民膏,国家负债累累,人民饿着肚子,他却把几十亿美金存进了 国外银行。像这样的革命领袖,最后被觉醒了的人民拉出去枪毙,是一点儿也不冤 枉的。所以说,洪秀全的所谓“革命”,幸亏没有成功,如果成功了,其后果就是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前一百年在神州大地出现,中国社会制度就会出现大倒 退,中国人民所受的苦,绝对超过清王朝的统治。 而曾国藩,作为一个副部长级干部,女儿出嫁,只给四十两银子的嫁妆;儿子 娶媳妇,因为亲家倚仗父兄势力在乡间作威作福,怕他家的女儿有宦家娇奢习气, 乱了曾家的家规,就表示不愿结亲。这样的作为,就是在今天的副部长级干部中间, 也是不多的。在他那个历史时期,谁造反都是死罪;在他那个地位,镇压造反派是 天经地义,不去镇压农民起义才是怪事一桩。就好像四五天安门事件一样,明明是 革命群众悼念周总理,但是“四人帮”下令镇压,北京市长、首都工人民兵,也不 得不执行。今天,我们也没把这一笔血债算在首都工人民兵的头上。在历史上,岳 飞一向都是作为民族英雄歌颂的,但是他也曾经奉命镇压杨幺的起义军。──关于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今天只能点到为止,不加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