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容所里的国庆十周年 国庆佳节,一年一度。屈指算来,四十九个国庆过去,弹指一挥间!如今垂垂 老矣,回想过去,往事历历在目。 1949年的开国大典,事先我并不知道。当时我正在向大西南进军,身背背包, 每天几乎都要走一百多里路。因为我是接管部队的“待命人员”,每打下一市一县, 就要“扔下”一批病号或走不动的人到地方上去组建政府,所以必须紧紧跟上,离 前面的作战部队只有两三天路程,还要尽力争取不生病,以求到达重庆。十月一日 那天,我们在鄂西急行军,走了180 里,天黑了才到达一个小村镇宿营。事务长带 了上士出去买菜,当地老百姓已经逃匿一空,尽管猪圈里有猪,院子里有鸡,菜园 里有黄瓜、茄子、豆角,可是没有主人,不但谁也敢动一动,还得替老乡喂鸡喂猪。 事务长转了好半天,只找到一个没逃走的老太太,好不容易才买了一个嫩南瓜回来。 一百多人吃一个南瓜,这不是笑话吗?于是干脆把南瓜给首长们送去,我们全队都 喝粥,再用油盐炒了点儿米饭当菜,在月亮地儿里欢快地“共进晚餐”。事后方才 知道,那一天的北京,一直狂欢到深夜! 这以后几年的国庆节,由于当时没有电视,年年都是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国 庆游行实况转播,从夏青、齐越那铿锵有力的叙述中尽力用想象去体会那游行的盛 况。 1954年夏季我调北京工作,当年参加了教育部的游行方阵,喊着“毛主席万岁” 从天安门下通过。可惜毛主席正好休息去了,没见着。这是我生平头一次参加国庆 大游行,也是最后一次参加国庆大游行。 1955年夏秋之交,我被列为肃反对象,隔离审查。国庆那天,我被“隔离”在 沙滩红楼四楼,因为怕我“与敌方秘密联系”,把我的收音机也抄走了,我只好蒙 头大睡。那一天下大雨,参加游行的人都淋成了落汤鸡,许多人因此感冒了。我没 去游行,倒“免疫”了。 肃反之后,虽然给我做了“没发现政治问题”的结论,但是我从此情绪低落, 不参加一切政治活动。1956年的国庆,又恰逢我新婚蜜月,就以闺房之乐代替“普 天同庆”矣。 紧接着1957年我因为“对肃反不满”被划为右派,这以后国庆节的一切活动, 不是我不想参加,而是不许我参加了。 1959年国庆十周年前夕,对右派分子进行一次甄别,表现良好的,摘除帽子, 回到人民队伍;表现不好的,“升级”处理。我就是那“死不悔改的右派分子”, 处理方式是“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 当时的劳动教养收容所在德胜门外土城的一座废砖窑里,大白天的伸手不见五 指。公安局的传统习惯是国庆之前突击抓坏人,以保证节日的的平安。北京市各区 县分局每天一批批往收容所送人,小小的废砖窑早已经人满为患,不得不分日夜两 班轮流睡觉:坐的挤在窑洞一角;睡的每人30厘米地位,只许面朝一个方向头脚相 对侧身而卧。起来上厕所,就很难再挤进去了。三个学习组组长都是右派:我所在 的第一组组长顾绍雄是商业部部长助理,二组长是北师大教授,三组组长是国家体 委群众体育司司长。正好“反省室”有个值班员叫姜仁善的,是个小流氓,因为百 般殴打虐待“反省号”而被撤职,顾绍雄见我老实,又是右派,至少不会打人,就 任命我到反省室当值班员──因此叨光我的铺位有60多厘米宽。 国庆十周年快到,所里要组织一台晚会。好在抓进来的流氓分子中,文艺界人 士特别多。有煤矿文工团的独唱演员,有地质文工团的相声演员,有舞蹈学院的学 生,有戏曲学校的学生,解放前在天桥唱滑稽二黄的孙小峰也来了。真可谓“人才 济济”,组织两小时的文艺晚会,绰绰有余。还有个流氓团伙叫“七兄弟八姐妹” 的,一共十五个人,十四个人结成七对儿,只有一个姓梅的姑娘单拨儿,外号就叫 “单挑一枝梅”。这个“梅姑娘”在流氓团伙中号称“全能”:不但能偷能骗,还 能动刀子打架,那个专以打人为乐的姜仁善,就挨过她一刀子,差点儿送了命。除 此之外,她还能歌善舞,长得也相当漂亮。站在那里不说话,简直就是一个小美人 儿。只是一说话,一副流氓腔就现出来了。 收容所里,平常时候吃的是麸子面窝头和圆白菜汤,国庆十周年那天晚上,吃 的是二米饭,即小米加大米的饭;菜是白菜粉条炖肉。为了避免因分得不均打起架 来,由组长监督,先把炖肉一块块挑出来,数了数儿,然后按人头份儿一人几块, 剩下几块最小的切成末子和进菜里。──商业部部长助理干这个,真叫“大才小用” 了。 饭后集合看节目。当时天气已经很凉,有许多人是从被窝儿里被民警“掏”来 的,家里来不及送行李,大冷天的还穿着秋衣秋裤,可又不能不“欢度国庆”, “与官同乐”,只好披着别人的棉被到广场上看节目。小板凳当然是没有的,大家 都席地而坐。聪明的把洗脸盆带上,翻过来当凳子坐。节目还真精彩:孙小峰是生 旦净末丑都会唱的老演员,这一回演《二进宫》,他去的是花脸,唱腔洪亮,果然 有功底。独唱演员在手风琴伴奏下唱了一个又一个,简直“下不了台”。相声演员 笑料百出,逗得台下哈哈大笑,真正应了“苦中作乐”这四个字了。女队演出的罗 马尼亚《瓶舞》,因为不可能找到那么多细颈瓷花瓶,只好用收容所发的粗瓷饭碗 代替,因此报幕员报的是《碗舞》;没有罗马尼亚的民族服装,就把花花绿绿的绸 子被面拆了下来,缠在身上改作“筒裙”…… 在我一生的49个国庆中,十周年的国庆,过得别开生面,最有意思,只可惜付 出的代价,实在太大了。 ──原载《缤纷世界》1999年国庆专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