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梓何处? 亲友们都知道我是浙江人,这一点似乎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每当有陌生人询 问“仙乡何处”的时候,我总有点儿支支吾吾,难说清楚也说不清楚。 孙悟空,是从石头缝儿里迸出来的。每逢与师父怄气、与师弟拌嘴,就嚷嚷着 要回他的花果山。──他是以出生地为籍贯的。这颇符合外国人的习惯。看起来, 孙悟空并不是“东圣神州”的大唐人氏,而是个地道的“老外”。 我的出生地是上海。刚懂人事,赶上“八·一三”淞沪事起,父亲投笔从戎, 奔赴前线参加抗战,母亲带着我和一个小姐姐,逃到浙江省缙云县离壶镇八里一个 叫做“择宕”的小山村里住下。据说,这就是我的故乡。这里是县境的边境,翻过 村后的那座山,就是永康县的地界了。 故乡不故,它对我来说太陌生了。正确地说,它是我的“祖处”。 很快我就爱上了这个地方。这里的仙都山,道家号称是“祈仙第二十九洞天”, 山明水秀,奇峰异景,风光如画,绝非上海公园里人工堆砌的假山所能比拟。过惯 了都市中喧嚣的生活,吸惯了浑浊的空气,住惯了狭窄的“鸽子笼”,抬头只能看 见像井口一样的天,出门口就是车辆如织的马路,在我的童年时代,家里绝不会放 我一个人出去玩儿。一旦到了浙南山村,这里天地广阔,宁静而安谧,出门不怕被 汽车撞着,除了鸡啼犬吠牛鸣鸟叫之外,只有松涛飒飒,水声潺潺,间或传来一两 声牧童用柳皮卷成的短笛和一两句清越悠长的山歌调,简直是一片世外桃源的景象。 在村子里住熟了以后,母亲对我的管束宽松多了,于是我就跟着小叔叔小哥哥 们去放牛、割草、掏鸟蛋,跟着小姑姑小姐姐们去搂松针、捡蘑菇、摸田螺、采野 荸荠,常常跌破了膝盖、撕碎了衣裳或滚得像个泥猴儿似的回家来,听母亲那善意 的数落。当然,第二天依旧是兴致勃勃地接着去…… 在这里,我听到了多少神奇美妙的传说故事,每一座山,每一块石头,都有一 个或几个动听的典故来历,就是小伙伴们描述的狐狸,似乎也比上海幼儿园里阿姨 们讲的狐狸可爱得多。 稍稍长大,我进了族办的私塾读《幼学琼林》,什么“混沌初开,乾坤始奠”, 什么“天欲雨而商羊舞”,什么“雷部拖车女子名曰阿香”……,上课就是听故事。 塾师是个瘦得出奇的白胡子老头儿,据说是个前清的不第秀才,有一肚子的四书五 经,还写得一手浑厚有力的毛笔字,但却肩不能挑担,手不能提篮,一辈子就靠在 村塾里教几个拖鼻涕的娃娃度日。他一年要教十个月书,有寒假而没有暑假,只拿 十担稻谷的“束脩”,还不如一个长工的收入多。但对“择宕”这个小山村来说, 一共不过十几个孩子上学,而且大都是读小半天书,干大半天活儿。能由族里“公 出”这么多稻谷,就算是十分重视教育,对老师也十二分的“礼遇”了。 我最高兴的是清明节私塾里放“扫墓假”的日子。那几天,一年一度的族人大 聚会,能认识许多不在本村里住的族人,特别是他们带来的孩子。借祭祖的机会满 山上跑着去放风筝,是我们最大的乐趣。那时节,山上的杜鹃花儿和野蔷薇盛开, 红的一簇,白的一团,把景色点缀得有如“人间天上”,更加旖旎动人,更加令人 流连忘返了。江南地区,“清明时节雨纷纷”,赶上“毛毛雨,下个不留停”的日 子,任凭他“路上行人欲断魂”,我们却可以在屋子里玩儿过家家。我是大地方来 的小少爷,表妹堂妹们都愿意嫁给我。一天之中,我能娶上三个媳妇儿:一个做饭, 一个洗衣服,还有一个没事干,打发她去给小叔叔放牛…… 上山祭祖坟,我终于发现:吴姓的祖先,辈份儿最高的只有我曾祖父的坟,再 往上,就没有了。我问小叔叔:曾祖父的父亲呢?坟墓在什么地方?小叔叔说:在 永康县后吴村。难怪每年清明大伯公都要带着大儿子、长孙子代表“择宕”这一支 到永康去“认祖归宗”呢! 对于曾祖父从永康迁移到缙云来的典故,哪怕比我小的堂弟堂妹们全都一清二 楚,说起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原来我的曾祖父是个石匠,清同治年间来缙云建 造壶镇大石桥,在当地娶了媳妇儿成家立业了。为了打石头近便,房子就盖在石宕 旁边,那地基还是在选择石宕的时候就看中了的,故此名曰“择宕”。从此子孙繁 衍,成了吴姓在缙云的一支。 原来,我的祖籍是永康人! 我去问我的塾师,我究竟算是缙云人还是永康人,老塾师说:按清制,甲地人 迁到乙地,必须置有产业庐墓经传五代以后,始得申请改籍,不然,只能称为“寄 籍”。为什么要有“本籍”与“寄籍”之分呢?原来明清两代的科举制度,三年一 次县考,不论大县小县,秀才的名额是固定的。甲县的考生多,录取率就低;乙县 考生少,录取率就高。因此往往有考生以迁移为由到录取率高的县报考。不过,这 种“冒籍”案一旦查出,处置起来是很严厉的云云。 说到这里,老塾师讲了一段我祖父的故事:我祖父虽然也是个石匠,却从小爱 练武,二十多岁的时候,不知天高地厚,心血来潮,居然与一帮“武童生”到县里 去应“童子试”,被邻村的童生告了“冒籍”。他急忙到衙门去申请改籍,东摘西 借凑了一百大洋递上去,结果因年限不够,钱也花了,武秀才也没考上。从此与邻 村的人结下了冤仇,只因为我小叔叔放牛贪玩儿,牛吃了邻村人田里的豆子,牛被 人家牵走,我祖父去讨牛,引起了争执,最后死在人家的枪下…… 看起来,我是缙云吴姓的第四代,虽有祖坟,但我本人没有任何产业,仍为 “寄籍”,当无可怀疑。 我在缙云生活了八年,抗战结束,跟随父亲的“任所”辗转在瑞安、嘉兴、杭 州、丽水、金华这些地方,总之是没出浙江省。一九四九年六月,我在金华参军, 籍贯一项,填的是缙云。──民国以后,废科举,兴新学,不再以县为单位分配秀 才的名额,籍贯一项,已经无关重要,可以不必斤斤计较了。 事态的发展,往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没想到祖父改籍没有成功,到了我这 一代,却逼得我非申请改籍不可。 一九五二年,我从部队复员。根据政策规定,必须“回原籍生产待命”。当时 我父母都在上海,“择宕”祖处,虽然人人都是我亲戚,却没我一间房,没我一分 地,我回去作甚?于是根据实际情况,我打了报告,把籍贯改为我的出生地及我父 母当时的所在地:上海。 没想到这一改,却又给我带来了十几年的“牢狱之灾”。 一九五七年,因为他老人家犯错误,反右扩大化,把我送进了劳改农场。为了 脱胎换骨,我咬牙强忍,好不容易熬到一九六四年,这顶黑帽终于被摘去。但是政 策规定:凡是籍贯为北京、天津、上海三地的劳改释放者,一律不得回家,强迫留 在劳改农场继续改造,当三等公民:有人身自由而不许离开农场,有选举权而无被 选举权,有发信自由而场部同时具有拆信检查的权力,有工资收入而生活竟不如犯 人──这样的身份,美其名曰“就业人员”,而且还是“终身”的。 “文革”后期,我以“母病垂危”的假电报请假返回祖处,目的在于要求落户 务农,但从生产大队一直问到县委书记处,居然因为我是“上海人”而没一个单位 肯要我!可怜的“无家可归”的人呵! 无可奈何,我只好立下雄心壮志,打算老死于劳改农场了。学一句革命先烈的 豪言壮语:就叫做决心“把牢底坐穿”是也! 政策的偏颇,历史的误会,坐牢无所谓,砍头不要紧,但是劳碌一生,像一头 牲口一样,老死于荒野,终非所愿。于是回忆起童年时代看到的山川景色,听到的 传闻故事,亲身参与过的婚丧喜庆、求雨迎神及桩桩件件只在当地才有的盛大场面, 以我的家史串连起来,演绎编凑,居然写出了一部一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 那年月,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利器”,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我作为阶级敌 人的一员,无产阶级的文学殿堂中绝不会有我的容身之所。当时的希望,是幻想等 我死后三十年“变了天了”再出版,没有想到就在我坐牢的第二十三年,历史的误 会解除,原单位来农场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北京。以浙江和缙云为背景的小说, 也在我没死的时候就有了出版的机会。这就是中国青年出版社从一九八三年开始陆 续出版的五卷本《括苍山恩仇记》。 现在,缙云县从县委到村委,都承认我是缙云人了。我的祖籍永康县呢,至少 承认我是“永康人的后代”,每逢开文代会或有什么文学活动,也通知我去参加。 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还没到过我的原籍:后吴村。 说不清楚的是:我的女儿,出生于缙云,三岁迁来北京,从没在上海住过一天, 但是她的户口卡片上,居然写的是上海人! 我的故乡啊,你究竟在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