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二〇〇五年一月,女儿笑笑陪我去意大利乌迪内领取NONINO国际文学奖,其间, 结识了印度加尔各答一家出版社的编辑NaveenKishore.女儿与他用英文交谈,我坐 在旁边看他。这是一个面部轮廓极为鲜明、沉默寡言的黑皮中年男子,穿一身黑色 制服,披一件黑色风衣,提一架看上去十分沉重的黑色照相机。风衣的领袖、皮鞋 的帮沿、相机的边角,都磨得发了白。我请他吃了一盘面条,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 当时互留了电子信箱和通讯地址,但分手之后,也就基本上把他忘记了。今年年初, 突然收到他的邮件,说希望我能给他们出版社写一篇描述三十年来中国所发生的巨 大变化的文章。我感到这个题目太过宽泛,自己难以胜任,便婉辞了。但架不住他 一再来信劝说,最后竟允许我“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样, 就没有理由拒绝了。拿起笔来才知道,我不可能“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也不可能 “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拿起笔来才知道,他给我的题目,还牢牢地约束着我。他 还发来了当年为我拍的那张照片,附着在邮件上,黑白的,有些酷。我这样的脸他 竟然能拍出酷的感觉,可见是个高手。 按说我要写的,应该是发生在一九七九年之后的事情,但我的思绪,却总是越 过界限,到达一九六九年秋天那个阳光明媚、菊花金黄、大雁南飞的下午。至此, 我的回忆便与我混为一体。我的记忆,也就是当时的我,一个被赶出学校的孤独男 童,被校园内的喧哗吸引,怯生生地溜进无人看管的大门,穿过一条长长的幽暗走 廊,进入学校的核心地带:一个被四面房屋包围成的院子。院子的左边竖着一根柞 木杆子,杆子顶端用铁丝捆扎着一根横木,横木上悬挂着一口红锈斑斑的铁钟。院 子的右边有一个用砖头和水泥建成的简易乒乓球台,一群^ 正围着那球台,看两个 人比赛。喧哗声由此发出。此时正是乡村学校放秋假的时间,围桌观球的大都是教 师,只有几个漂亮的女生。她们是学校重点培养的乒乓球选手,准备在国庆节期间 去县里参加比赛,所以不放假,在校练习球艺。她们都是国营农场里干部们的孩子, 因为营养充足,发育良好,皮肤白皙,再加家庭富裕,衣着鲜艳,一看便知,与我 们这些穷小子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我们仰望着她们,但她们正眼都不瞧我们。正在 打球的两个人,一个是曾经教过我数学的刘老师,本名叫刘天光。此人个头矮小, 但嘴巴奇大。据说他可以将自己的拳头塞进自己的口腔,但他从没在我们面前表演 过这绝活。我脑海里经常浮现出他在讲台上打哈欠的情景,那张嘴完全咧开,确实 是壮观景象。他有一个外号叫“河马”,我们谁也没见过河马,蛤蟆也有一张大嘴, 且“蛤蟆”与“河马”发音相似,于是“刘河马”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刘蛤蟆”。 这本来不是我的发明,但查来查去,竟然查到了我的头上。刘蛤蟆是烈士的儿子, 又是校革委会副主任,为他起外号,自然是一项大罪。我被开除学籍,轰出校门, 也就非常必然了。 我这人从小就贱,从小就倒霉,从小就善于将事情弄巧成拙。我经常将明明是 拍老师马屁的行为,让老师误以为我要陷害他。我母亲曾多次感叹地说:“儿啊, 你是猫头鹰报喜,坏了名头!”是的,从来就没人将好事与我联系在一起,但凡是 坏事,总说是我干的。好多人以为我脑后有反骨、思想品质差,既仇恨学校,又仇 恨老师,这是误解百分百。其实,我对学校感情深厚,对刘大嘴老师,更有着特殊 的感情。因为我也是一个大嘴巴的儿童。我写过一篇题为《大嘴》的小说,里边那 个男孩,就是以我自己为原型。我与刘大嘴老师,其实是难兄难弟。我们本该惺惺 相惜,或同病相怜,我给谁起外号也不能给他起外号啊。这道理明摆在眼前,但刘 老师就是不明白。他揪着我的头发将我揪到他的办公室,一脚将我踢倒在地时说的 第一句话就是:你……你……老鸦笑话猪黑!也不撒泡尿自己照照,看看你那张樱 桃小嘴! 我想对刘老师解释,但他根本不容我解释,一个本来对刘大嘴老师怀有亲密感 隋的好孩子——莫大嘴——就这样被开除了。我的贱就表现在,明明我被刘老师当 着学校全体师生的面宣布开除,但我依然爱着我的学校,我每天总是背着那个破书 包找机会溜进学校——起初刘老师亲自往外赶我,赶我我不走,他就拧着我的耳朵 或者揪着我的头发往外拖我,但不等他回到办公室,我又溜了进去。后来他就指派 几个身高体壮的学生往外轰我,轰我我不走,他们就拧着我的胳膊扳着我的腿把我 抬出校门,扔到大街上。但没等他们回教室坐定,我又出现在校园内了。我总是依 偎在一个墙角里,身体尽量地萎缩,为的是不引起别人注意,为的是博得众人的同 情。我在校园里,听他们的欢声笑语,看他们的蹦蹦跳跳。我最喜欢观看的还是乒 乓球比赛,看到入迷时,眼睛里常常噙着泪水,嘴巴常常啃咬着自己的拳头——后 来,他们也懒得往外轰我了。 现在,四十年前的那个秋天的下午,我倚着墙角,看到刘蛤蟆老师挥舞着他自 制的那个大于常规、形状如同一把军用铁锹的球拍,与曾经是我同班同桌的女同学 鲁文莉对阵。鲁文莉其实也是一个大嘴巴的女孩,但她的嘴大得比较适合,不似我 与刘老师这般夸张。即使在那个不以大嘴为美的年代里,她也算得上一个小小的美 人。何况她的父亲是国有农场的汽车司机,开着一辆苏联制造的嘎斯51,风驰电掣, 威风凛凛。那年头的汽车司机,是一个高贵的职业。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曾出过一个 题目《我的理想》让我们作文,有一半的男生想做司机。我们班那个个头最高、身 体最壮、满脸粉刺、唇上有胡须、看上去足有二十五岁的何志武干脆在文章里写道 :我没有别的理想——我只有一个理想——我的理想就是做鲁文莉的爸爸。张老师 喜欢将他认为最好的文章和最差的文章在课堂E 朗读。朗读前他不报作者的姓名, 朗读完让大家猜。在那个年代里,在乡下讲普通话是要被人嗤笑的,即使在学校里 也不例外,我们这位张老师是我们学校里唯一一位敢用普通话讲课的人。他是师范 学校毕业生,年纪大约二十岁出头吧。他的脸很瘦很长很白,留着一个偏分头,穿 着洗得发了白的蓝华达呢皲装褂子,衣领上别着两颗曲别针,胳膊上戴着一副深蓝 色套袖。他一定还穿过别的颜色、别的样式的服装,他不可能一年四季都穿这件衣 裳,但在我的记忆里他的形象是与这件衣裳联系在一起的。我总是先想到他胳膊上 的套袖和衣领上的别针,然后想到他的褂子,然后才能想到他的脸,他的五官,他 的声音,他的表情。如果不遵循这样的顺序,张老师的模样,我是永远也忆不起来 的。当时的张老师,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话说是“奶油小生”,用九十年代的话说 是“靓仔”,用现在的话说是“帅哥”——也许还有更时尚的更流行的对于英俊少 年的称谓,等我向邻居家的小女孩咨询一下再来确定吧。何志武看起来比张老师老 多了,说他是张老师的爹那是夸张了一点,但说他是张老师的叔叔则没人怀疑。我 记得张老师用一种夸张的、讥讽的语调朗读何志武那篇作文时的情景:我没有别的 理想,我只有一个理想——我的理想是做鲁文莉的爸爸……短暂的沉闷之后是哄堂 大笑。何志武这篇作文只有这三句话。张老师捏着作文簿的一角抖搂着——似乎要 抖出其中的夹带——天才啊,真是天才!张老师说,大家猜猜看,这是哪位天才的 作品?没人猜得出,我们左顾右盼,左顾右盼后便扭头向后看,寻找这位天才的作 者。大家的视线很快集中到何志武的脸上。他个头最大,力气最大,好欺负同桌, 所以张老师将他安排在教室最后边,让他单独一桌。他的脸在全班同学的注视下, 似乎有点发红,但仔细一看也没有怎么红。他的表情似乎有点窘,但仔细一看也没 怎么窘。他甚至有几分得意呢,因为他脸上出现了一个傻乎乎的、带着恶作剧的、 几分油滑的笑容。他的上唇比较短,一笑即露出上牙,紫色的牙床,黄色的牙齿。 两颗门牙之间有一个缝隙,他的绝活是从这道牙缝里往外喷吐小泡泡,一个个小泡 泡,在他面前飘着,很有诱惑力。他又开始吐泡泡了。张老师将他的作文本像抛飞 碟一样抛过去,作文簿中途坠落在杜宝花的面前——她可是好学生。她捏起簿子, 厌恶地往后撇去。张老师问:何志武,你说说,为什么要做鲁文莉的爸爸?何志武 继续吐泡泡。站起来!张老师大喊。何志武站起来,一副傲慢的、满不在乎的神情。 说!为什么要做鲁文莉的爸爸?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在我们的哄堂大笑中,与我同 桌的鲁文莉,竟趴在课桌上,呜呜地哭起来——我至今也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哭。 何志武依然不回答张老师的问题,脸上的表情更加傲慢。鲁文莉的哭使这本来很简 单的事情变得复杂起来,何志武的态度也让张老师的师道尊严受到了挑战。我猜想, 如果预料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张老师是不会当众朗读何文的,但开弓没有回 头箭,他只好硬着头皮说:你给我滚出去! 我们的天才同学何志武,比我们的老师个头还高的何志武将书包往怀里一抱, 当真躺在了地上,团起身体,沿着两排课桌之间那条宽约一米的空隙,往外滚去。 我们的笑声刚出喉咙便憋了回去,因为教室里的气氛很严肃,不适合发出笑声。教 室里严肃的气氛是由老师气得煞白的脸和鲁文莉断断续续的哭声造成的。何志武的 团身滚动并不顺遂,因为在滚动中他无法辨别方向而不时碰撞到桌子腿和板凳腿, 一旦发生碰撞他就要调整方向。我们教室的地面虽是用青砖铺过的,但青砖上因沾 满了我们的脚带进来的泥土而凹凸不平,设身处地地为何志武想,他的滚动是很不 舒服的。但更不舒服的是张老师。何志武的不舒服是肉体的,张老师的不舒服是心 灵的。用肉体的自虐惩罚他人,是一种流氓行为,英雄不为也,但能做出这样的行 为者,也往往不是一般的小流氓。大流氓往往带有三分英雄气概,而大英雄也往往 具有三分流氓气。何志武是个大流氓呢还是个大英雄?得得得,我也搞不清楚,反 正他是本文的主要角色,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将由读者判定。他就这样滚出了教室。 他站起来,浑身沾满泥土,头也不回地走了。张老师喊:你给我站住!但何志武头 也不回地走了。外面阳光很耀眼,有两只喜鹊在我们教室前那棵杨树上喳喳地叫。 我感到何志武身上焕发出一道道金光,不知道别人如何想,反正在那一刻,在我心 目中,何志武,已经是个英雄了。他往前走,大踏步地、义无返顾地走。有一些大 大小小的纸屑从他的手中飞起来,飘飘摇摇,降落尘埃。我不知道别人,反正在那 一刻,我的心兴奋得怦怦狂跳。他把课本撕碎了!把作业簿撕碎了!他与学校彻底 决裂了。学校被他抛到了脑后,老师也被他睬在了脚下。他就像一只鸟飞出了笼子。 他自由了。学校的清规戒律再也管不着他了。而我们,还得继续忍受老师的约束。 事情的复杂就在于,当何志武滚出教室,撕书与学校决裂时,我从心眼里敬佩他, 幻想着有朝一日自己也能做出如此的壮举,但当此后不久刘大嘴老师将我开除时, 我心中的痛苦又是那样沉重,我对学校的眷恋又是那样千丝万缕,牵肠挂肚。谁是 英雄准是孺夫,通过这件小事表露无遗。 何志武已经扬长而去,鲁文莉还在哭泣。张老师以明显的不耐烦口吻说:行啦 行啦。何志武的意思是想做一个像你爸爸那样的汽车司机,而不是真的要做你的爸 爸。再说,他即使真想做你的爸爸,难道他就成为你爸爸了吗?张老师说完了这些 话,鲁文莉抬起头,摸出一条花手绢,擦擦脸,不哭了。她的眼睛很大,双眼间距 较宽,当她直着眼看人时,显得有几分傻不楞登。 为什么鲁文莉的爸爸会成为我们的理想?因为速度。男孩子都是速度的崇拜者。 我们在家吃饭时,听到汽车引擎的声音,就会扔下饭碗跑到胡同口,看着鲁文莉的 爸爸驾驶着那辆草绿色的嘎斯51从村东头或是村西头疾驰而来。那些正在尘土中刨 食的鸡被惊吓得飞腾起来,那些正在街头悠闲漫步的狗也连忙跳进了街边的沟渠。 简单点说,就是:汽车一到,鸡飞狗跳。尽管发生过好几起轧死鸡撞死狗的事故, 但鲁文莉爸爸的汽车速度不减。鸡的主人和狗的主人默默地将鸡的尸体或狗的尸体 提回或拖回家去,没人提抗议,也没人找鲁文莉爸爸的麻烦。汽车就是这么快,不 这么快就不是汽车了。只有鸡狗避汽车,哪有汽车避鸡狗?那是一辆据说是抗美援 朝的战场上淘汰下来的苏制嘎斯,车厢上还残留着美国飞机扫射时留下的枪眼。也 就是说,这是一辆有着光荣历史的功勋车,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它冒着枪林弹雨英 勇前进,在和平的年代里它拖着一路烟尘继续奔驰。当汽车从我们面前驶过时,透 过玻璃,我们看到鲁文莉爸爸神气的姿态。他有时候戴着墨镜有时候不戴墨镜,有 时候戴着白手套有时候不戴白手套。我最喜欢他戴白手套兼戴墨镜的时候。因为我 们看过一部电影,电影里我军的侦察英雄化装成敌方的高级军官去检查敌人的炮兵 阵地,他就是戴着洁白的手套又戴着墨镜。他用戴着洁白手套的手伸进敌人的炮筒 一摸,几个手指都染黑了,然后他打着官腔问: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敌军的美 式军服实在是漂亮,穿着敌军的美式军服戴着洁白手套和墨镜的我军侦察英雄实在 是英气逼人,潇洒得无边无沿。在看过那部电影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都喜欢 装模作样地模仿英雄的举动和话语: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但手上没有白手套, 表演起来总是不像。我们都梦想着能搞到一副洁白的手套,至于美式军服和墨镜, 当然还有他腰间悬挂的左轮手枪,这些东西太过高级,我们连梦想都不敢。 我们班里许多男生,包括几位女生都崇拜何志武,并不仅仅因为他用那么有趣 的方式离开了学校,还因为他在离开学校后不久,又当着我们全校师生的面,进行 了一场潇洒到极致程度的表演。 那天是六一儿童节,全校的师生集合到学校大门外的操场上,举行隆重的升旗 仪式。我们学校虽然地处僻乡,但因为学校距离国营农场很近,国营农场那一批身 怀绝技的“右派”中,有几位在文体方面有特长的担任了我们的代课老师。他们将 鲁文莉培养成了高密县乒乓球少年冠军,他们将侯得军培养成了昌潍地区少年撑竿 跳冠军。他们还为我们学校训练出了一支像模像样的军乐队,有一面大鼓、十面小 鼓、两对大钹、十把短号、十把长号,还有两把盘绕在身、朝天开口、闪闪发光的 大喇叭。乡下人见惯了锣鼓家什,一鼓一锣一钹,咚咚锵,咚咚锵,咚锵咚锵咚咚 锵,单调乏味,土打土闹。当我们学校的军乐队第一次在操场上亮相时,那气派, 风度,趣味,还有那极其昂扬的节奏和旋律,大大开阔了乡民的眼界和耳廓,谁见 过这等仪仗?谁听过这般声音啊!学校里给每个军乐队的成员做了制服,男的蓝色 短裤白衬衫,女的白色衬衫蓝短裙,脚上都是白色长筒袜配白色胶鞋,脸上都涂了 红颜色,眉毛都用炭笔描过,女生头发上都系着红绸子,男生脖子上都扎着红色蝴 蝶结,确实是美丽。而且,都戴着洁白的薄手套!置办这样一批乐器和服装那可是 一笔巨款,把我们校内的桌椅板凳再加上那口铁钟都卖了也不够,但对于国有胶河 农场来说,那简直就是母鸡身上的一片羽毛,我之所以没说是九牛一毛,是因为九 牛一毛太过夸张。国有胶河农场在我的许多小说里都有过描写,包括那批在我看来 欢天喜地、活得颇为声色犬马的“右派”。我那部中篇小说《三十年前的长跑比赛 》主要就是写他们的,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找来看看。但那是一部小说,里边许多 事是我瞎编的,而这一篇,则基本上是回忆录,如果有与历史事实不符之处,那也 是因为事隔多年,我的记忆出了偏差。 国有胶河农场是全民所有制单位,与目前尚存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原本是一个 系统。农场的主要成员是军队的退伍军^ ,后来又吸收过一批青岛知青。六十年代 初,当我们农村还处在牛车木犁的落后生产工具时期,国有胶河农场就有了一台苏 联生产的联合收割机“康拜因”,红色的,那家伙在农场的万亩麦田里隆隆开进时, 对★晚★秋★红★叶★共★享★书★苑★我们的震撼,不亚于一九〇四年胶济铁路 初通车时,德国造的机车喷吐着黑烟从我们村前驶过时对我们的爷爷奶奶们的震撼。 对于这样一个单位来说,给临近的小学装备一个军乐队,那确实是张飞吃豆芽,小 菜儿一碟。各位千万别嫌我啰嗦,因为我脑子里这些杂七杂八的记忆太多了,不是 我要写它们,是它们自己往外冒。 胶河农场为什么要给我们小学装备军乐队?因为他们的很多孩子在这里受教育。 他们为什么要将“右派”分子派来做代课教师?也是为了他们的孩子。我们学校的 本地老师,张老师学历最高,才是个“中师”,至于刘大嘴老师,不过是高小毕业。 而农场派来的“右派”,全是高级知识分子。我说到这里,相信大家也就明白了, 我们这所小学,是当时山东半岛最好的小学。我是上到小学五年级被赶出校门的, 但后来当兵到了部队,发现我完全可以给那些高中毕业的战友上课。如果我当时能 从那所小学毕了业,等到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时,很可能会以小学学历考入北大、 清华。 当我们随着军乐队演奏的《东方红》旋律,仰头看着五星红旗在旗杆上缓缓升 起时,何志武身穿着一件洗得发了白的旧军装,头戴着一顶八成新的军官大檐帽, 戴着白手套、墨镜,手里提着一根自制的马鞭,出现在操场上最显眼的地方。为什 么升国旗时我们不奏国歌而奏《东方红》?那是因为原国歌的歌词作者被打倒了。 何志武从哪里弄来这些行头,我们当时不知道。许多年后我与他在青岛见面时,问 起这事,他半真半假地笑着说:从鲁文莉她爸爸那里借的呀!虽然他的打扮比不上 电影里的侦察英雄,但已经把我们全部“雷”翻了。他迈着方步,昂首挺胸,毫无 瞑色地从学生方阵和学校领导之间走过。一边走,一边用手中的马鞭指点着我们, 撇腔拿调地说:你们的炮是怎么保养的? 学校的领导全部傻了似的,眼睁睁地看着何志武耀武扬威地从他们面前走过, 又眼睁睁地看着他从他们面前走回。他吹着口哨进入操场旁边那条胡同。我们的目 光追随着他的背影,看着他走上河堤,又看着他走下河堤,消失在河道中。我们知 道河里有水,我们想象着他走到河水边的情景,他是要脱下衣裳跳到河中洗澡呢, 还是借水照影自赏?接下来,学校组织的活动其实已经没有意义了,无论是抑扬顿 挫的诗朗诵,还是洋相百出的活报剧,都无法把我们的心从河边拉回来。刘大嘴老 师气汹汹地宣布:我们一定要收拾他! 但最终也没听到刘老师如何收拾何志武的消息。何志武的爹是个给地主扛了几 十年活的老雇农,何志武的娘是我们村里资格最老的共产党员,她一脸麻子,一双 大脚,脾气暴躁,经常毫无来由地站在她家门前那盘石碾上骂大街。她骂大街时右 手叉腰,左臂高举,造型酷似一把老式的茶壶。何志武是家中老大,下边有三个弟 弟,两个妹妹。家中只有三间东倒西歪屋,炕上连席子都没有。对于这样的家庭出 身的何志武,别说是刘大嘴老师无奈他何,即便是毛主席来了,又能怎么样他呢? 一九七三年的秋天,我跟着在棉花加工厂当会计的叔叔沾光,进厂当了临时工。 虽说是临时工,但每月除交给生产队二十四元,自己还能剩下十五元钱。当时的猪 肉七角钱一斤,鸡蛋六分钱一个,十五元钱,可办不少事情。我身上衣裳时髦了, 头发留长了,雪白的手套有了好几副,有点得意忘形。有天下班后,何志武来找我。 他穿着一双露出脚趾的破鞋,背着一条叠成方块的破毯子,头发乱蓬蓬,满腮胡须, 额头上有三道深深的皱纹。他对我说:借给我十块钱,我要闯关东去。我说:你走 了,你爹你娘你弟弟妹妹怎么办?他说:共产党不会让他们饿死的。我问他:你去 东北干什么?他说:不知道,但总比老死在这里好吧?你看我,转眼就快三十岁了, 连个老婆也讨不到,出去闯一下,树挪死,人挪活。说实话,我不愿借钱给他,那 时的十元钱,可不是个小数目。他说:你押次宝吧。如果我闯好了,这钱就不还你 了。如果我闯不好,卖血也会把这钱还你。我实在弄不明白他的逻辑,支吾好久, 最终还是借给了他十元钱。 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说那个下午我倚在墙角观看刘大嘴老师与鲁文莉打乒乓球的 事吧。刘老师的球技一般,但球瘾很大,而且最喜欢跟女学生对决。那几个被选人 校队的女生都不丑,鲁文莉是其中最好看的,刘老师因此也最喜欢找她对阵。刘老 师打球时会下意识地张开他那张大嘴,仅仅张开大嘴也还罢了,他还从这张大嘴深 处发出一种古怪的声音,嘎咕嘎咕的,仿佛里边养着几只蛤蟆。无论是看还是听, 他的球相都令人不愉快。我知道鲁文莉是很不愿意跟刘老师打球的,但他是学校领 导,她不敢不陪。因此,她与刘老师打球时那厌烦、厌恶的情绪便通过脸上的表情 和胡乱抡拍的动作表现出来。我说了那么多废话,就是为了铺垫这样一个戏剧性的 瞬间:刘老师大张着嘴巴,呜呜噜噜地发过去一个上旋球,鲁文莉漫不经心地抡了 一拍子,那只银光闪闪的乒乓球,竟像长了眼睛似的,飞进了刘老师的嘴巴。 围观者愣了片刻,接着便哈哈大笑,那位姓马的女老师本来就是个红脸皮,这 一笑,脸皮红成了鸡冠子。原本一直绷着脸的鲁文莉,也扑哧一声笑了。只有我没 笑,我只是感到惊愕,怎么会这么巧呢?我当时联想到村里有名的故事篓子王贵大 爷讲过的故事,说姜子牙命运处于低谷时,想贩卖面粉遇上了狂风,想卖木炭遇上 了暖冬,仰面朝天长叹一声,一摊鸟屎落人口中。二十年后,也就是一九九九年秋, 我在北京乘坐地铁到检察日报社上班时,车厢里一个报贩子大声叫卖:请看请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的一发炮弹,钻进了德军的炮筒。报贩的话立即让我回 忆起鲁文莉将乒乓球打进刘老师口中的情景。当时的情况是:众人大笑片刻,感觉 事情不对,连忙止住笑声。按照常理,刘老师应该立即将口中的乒乓球吐出来,说 两句幽默的话——他一向是很幽默的——鲁文莉应该红着脸向刘老师道几句歉,然 后他们继续比赛。但事情的发展根本不循常理,我们看到,刘老师不但没往外吐乒 乓球,反而是抻着脖子,瞪着眼,努力地往下吞球。他的两只胳膊上下抖动着,喉 咙里发出噢噢的怪声,这形状与吞食了毒虫的鸡颇为相似。众人目瞪口呆,手足无 措。俄顷,我们张老师跑上去,捶打刘老师的背;于老师跑上去,试图卡住刘老师 的脖子;刘老师摇摆着胳膊摆脱了他们。“右派”王老师是医科大学毕业生,具有 这方面的经验,他喝退我们张老师和于老师,疾步上前,伸出猿猴般的长臂,从后 边搂住刘老师的腰,猛地一勒——那只乒乓球从刘老师嘴里飞出来,先是落在球台 上,弹跳几下,然后落在地上,几乎没有滚动就止住了。王老师松开胳膊,刘老师 怪叫一声,如一摊泥巴,萎在了地上。鲁文莉将球拍往球台上一扔,掩着脸哭着, 跑了。王老师又在平躺在地上的刘老师身上揉巴了一会儿,刘老师才在众人搀扶下 站起来。他站起来,四下张望着,哑着嗓子问:鲁文莉呢?鲁文莉呢?这小丫头, 差点要了我的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