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 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瘦弱。原因是19印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 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 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她每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 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夹农来到我的宿舍说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 叫我给她看着夹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时候每过一两个小时就 跑回来看看夹农。夹农这时刚刚两岁零一个月,但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 亲上班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玩,一会儿折 起来一会又展平。 到最后他再把报纸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便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 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闹。 但是这天不知什么原因,十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时候,他竞哇哇哭 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 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上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夹农 哭,她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了,一会儿就 回来,但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呀哭呀。时间已 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便抱着夹农走到场部外边的路上去 迎她。 我抱着夹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 向走过来了。 往常,李怀珠一看见夹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想死妈妈了, 想死妈妈了,可是这天他看见我抱着夹农站着,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 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她:妈妈抱,妈妈抱。她竞一声也不应, 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她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看,认为她走累了, 就什么也没说,跟她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站 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他死掉了。 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她哭起来。 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宿舍。我边走路边想,她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 一进房子定会号啕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她一声也没哭,也没流泪。她静静地坐 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早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 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了一个星 期了。 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 我去找坟墓。 他把我领到明水北面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 那人帮我挖了个深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 她说他把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 他一声也没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她去看丈夫的过程。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 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其他农场只是准许右派回家去。 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 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 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卅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 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 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 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 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 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 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 员一样。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 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又都调回磨坊磨面 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 半个头上的头发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几块。后来我在兰州见过她,头皮没拔掉的 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地方一块一块秃着。何世珍是我们十九个人当中 最年轻的一个,那时才22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后一 直没工作。后来和母亲远走他乡——去了新疆——去谋生了。 再也没看见过她。豆维柯回交通厅了,“文革”以后我见过她一次,还是那样 洋气,五十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有个叫苗 青的女右派原是省话剧团演员,回兰州后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不看话剧的, 不知她还当演员没有。杜可是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干部,回兰州后在崔家崖建工局职 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 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 漂亮。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目《拾玉镯》。 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 甑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 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 六一年甑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1978年。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 中“一打三反”时被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 婚了,那时都36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 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 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 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一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由田回到兰州后 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 就把她送到清水神经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 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宋亚杰?你是 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农场给三个劳教分子摘帽子,其中一个是宋亚杰。 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直到1961年1 月才和由田回到兰州。这时候他父亲在宁 夏大学当教授,来兰州看他和由田,把他接到宁夏去了。文化大革命中搞一打三反, 法院说他父亲是美帝国主义派遣来的文化特务,判了无期徒刑,1975年死在狱中了。 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 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酒泉 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 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告诉我的,改革开放 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 释放犯的丈夫有亲属在美国。哟,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在兰州炼钢厂 学校当老师,他读夜大,毕业后考托福去美国上学,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宋亚 杰也五十几岁啦。张香淑我再也投见过,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赵经忠是南方人, 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工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 发父亲,但总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张启 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 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 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 平凉农校,又嫁人了。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 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 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 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她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