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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副司令从外地开完会回来，直接去了军分区机关。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待
阅的红头文件和需要处理的文字报告。坐在宽大的皮质转椅上，曲副司令从公文包
中取出一副老花眼镜，全神贯注地翻阅起来，并不时地抓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上面
勾画着什么。
这时，祝秘书走进办公室，神色慌张地说：“曲司令，刚才宁阿姨打来电话说，
曲宁这个礼拜没有回家。我刚去过他们学校，他这几天也没到校上课，您看？......”
曲副司令沉思了片刻，然后平静地说：“我看曲宁不会有什么问题，我对我的
儿子充满信心。”
“那您还有什么吩咐吗？”祝秘书谨慎地问。
“你去忙你的吧。”曲副司令朝他挥了挥手。
曲副司令结婚后，直到36岁时才有了曲宁，他那时是一个驻扎在边远地区的步
兵团团长。曲宁3 岁时，他独自把儿子接到部队，把夫人留在了山东老家。从那时
开始，曲团长每天提前1 小时起床，然后叫醒曲宁，带着他在部队操场跑操。3 岁
的小孩子，每天清晨要绕着大操场跑上3 周。
曲宁还记得有一年的冬天，他摔倒在结着坚冰的跑道上，父亲用一只有力的大
手将他提起，唬着脸说：“你还得给老子跑。”跑完2500米后，父亲送他回家，然
后，再由公务员送到八一幼儿园。在铺天盖地的两排白杨树的掩映下，他每天跟在
公务员叔叔的后面，迎面又总能看见父亲跑在部队出操的前头，步伐总是那么铿锵
有力。那时，父亲就像一座时钟。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就是重复时钟一样的刻板和
准确。
他开始来回数着道路两旁的白杨树。当他把这些人工植入的数字了然于心的时
候，就知道自己的将来，也将重复父亲一样的刻板和准确。在回家的路上，他会盯
着一片离开树枝的叶子发愣，那是一片奔跑的树叶子，而不是一只飞翔的小鸟。可
有了父亲，在更远的高处，他想成为一片奔跑的树叶子都不可能。
6 岁生日那天，曲团长全副武装，把曲宁往吉普车中一塞，然后亲自驾车到了
一个很远的镇上。下车后，曲团长看了看手表，说：“现在是上午8 点，如果你有
种的话，就在中午12点之前自己回家；如果没种，你现在就可以跟我上车。”曲宁
偏着小脑袋想了半天，他对父亲说：“我可以。”到了中午，曲宁准时回到了家中，
那段路程，就是后来他上小学每天必走的路程，也不过10余公里，曲宁则整整走了
4个小时。
曲团长抱起曲宁一双磨出血泡的小脚，亲自为他上了药水，然后送给他一支钢
笔。父亲说：“你现在可以练习写钢笔字了。不过，你不能把墨水弄在小手上，每
天晚上我会检查的。”这是他第一次得到父亲的礼物，但他觉得他只是得到了一份
苛求，因为他那时连铅笔字都不会写。曲宁对这个威严的父亲，萌生了一种说不出
的恨意。
曲副司令处理完手头的文件，晚上下班回到家里，大致了解了曲宁失踪的经过。
夫人说：“一点先兆也没有，不会是被人绑架了吧？”说完，就嘤嘤地哭了起来。
曲副司令感到问题有些严重，一个电话，就把祝秘书叫了过来。祝秘书说：
“我这就去学校，看他现在有没有回寝室？”
先旗和艾米早出晚归，忙得没有时间顾及果果。果果当然也不介意被他们冷落，
况且，她来武汉还有自己的事情。每天风风火火，神神秘秘的，不等先旗和艾米起
床，她就一头钻进了楼下的出租车，消失在武汉的街头。先旗和艾米也懒得去询问
她的踪迹，撒野撒累了，她自然会想到回来，即使不回来，她也不会委屈了自己。
与果果不同，先旗和艾米似乎都是责任感很强的人。说不清楚，这种责任是对
自己，还是对对方，仿佛宿命似的，要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什么，承受什么。白天，
先旗和一帮朋友练琴，晚上去乐队参加演出，但从不在外过夜，也不喝酒，生活得
极其规律；艾米则心甘情愿地早九晚五，在一家广告公司做美术设计，她要用那些
自己一点也不感兴趣的图纸，为先旗换取每月一笔不菲的医药费。先旗也不再为自
己的病自责了，他觉得自己的健康就是意味着艾米的幸福。
从2001年元旦到现在，先旗和艾米来武汉已有大半年时间。除北京之外，他们
在这座城市呆的时间比在任何一座城市呆的时间都要长，因为先旗与“愤怒的狗眼”、
“武汉朋克”这两个词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艾米又与先旗联系在了一起。
“武汉朋克”是一个地下乐队集合，“愤怒的狗眼”是先旗加盟乐队的名称。
他们有一个叫容浩的经纪人，一个留着披肩长发、帅气十足的家伙。在过去的大半
年里，他们游走于武汉的酒吧和大学，在居仁门、东湖新村、八一路地下室、华师
的BOYSTOYBAR，容浩带着他们4 个兄弟张着大嘴，唱着把人震晕的歌。他们是吉他
兼主唱先旗、贝司手江小扬、键盘手刘汉生、鼓手陈曦。除容浩和先旗外，江小扬、
陈曦是来自两个不同大学的在校生，刘汉生则是本地歌舞团的一名走穴演员。
多少次，先旗从演唱现场赶回租住的小屋，总要轻轻地抚摸那个骷髅，总要在
下半夜去吻艾米的脖子，然后把她弄醒，抱着她开始音乐与美术的对话。他说，正
是在武汉，我彻底接受了“朋克”这个词和它包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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