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与生态学
九十年代以来,国学好像又成了显学。而在国学热中,有一个概念赫然高悬,
众望所归,这便是“天人合一”。在一些人嘴里,它简直是新福音,用它可以解决
当今人类所面临的几乎一切重大难题。其最旗帜鲜明者甚至断言,唯“天人合一”
才能拯救人类,舍此别无出路。按照他们的解释,西方文化的要害在于天人相分乃
至对立,由此导致人性异化和生态危机,殊不知完备的人性理论和生态哲学在中国
古已有之,“天人合一”便是,它的威力足以引导人类重建内心的和外部的和谐。
我的印象是,鼓吹者们一方面大大缩小了中国哲学的内涵,儒道佛一锅煮,
最后熬剩下了“天人合一”这一点儿浓汁,另一方面又大大扩展了“天人合一”的
内涵,使这一点儿浓汁囊括了一切有益成分,于是有了包治百病的神效。
“天人合一”原是一种儒家学说,把道家的“物我两忘”、禅宗的“见性成
佛”硬塞入“天人合一”的模子里,未免牛头不对马嘴。即使儒家学说也不能归结
为“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仅是儒家在人与宇宙之关系问题上的一种较有代表
性的观点。关于“天人合一”的含义,我认为张岱年先生在《中国哲学大纲》中的
归纳最为准确,即一是滥觞于孟子、流布于宋儒的天人相通思想,二是董仲舒的天
人相类思想。其中,后者纯属牵强附会的无稽之谈。前者主张人的心性与宇宙的本
质相通,因而人藉内省或良知即可知天道,这基本上属于认识论的范畴,我们自可
对之作学理的探讨,却没有理由无限地扩大其涵义和夸大其价值。事实上,在西方
哲学中也不乏类似的思想,例如柏拉图的回忆说,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可是人家
并没有从中寻找什么新福音,相反倒是挖掘出了西方文明危机的根源。
把“天人合一”解释成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又进一步解释成一种生态哲学,
这已经成为国学新时髦。最近看到一本书,是美国科学家和学术活动家普里迈克写
的《保护生物学概论》,译成中文洋洋五十多万字,对生态保护的一个重要方面即
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问题作了系统的研究和论述。我一面翻看这本书,一面想起某些
国人欲靠“天人合一”解救世界生态危机的雄心,不禁感到啼笑皆非。当然,学有
专攻,我们不能要求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精通生态学,但我们也许有权要求一切学
者尊重科学,承认环境保护也是科学,而不要在一种望文生义的“天人合一”境界
中飘飘然自我陶醉。
1997.8
亦凡公益图书馆(shuku.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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