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像的黄昏 (一) 这几年对清代的史料轶闻有点兴趣,看了一些相关野史杂论。然而生性愚钝, 又每每健忘,故对有清一朝,仍是不甚了了。不过有一次看了一本小书,对于其中 记载的一件事却无法忘怀。说来也巧,这本书是余秋雨的一位朋友写的。作者姜鸣 出身于复旦大学历史系。 该书(《被调整的目光》,199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有篇文章记载了我们 耳熟能详的"公车上书"的历史事件。对于这事件,我现在甚至还能记得中学时为了 这个"车"的读法请教历史老师的情景。我很想知道当年我们对此事件的表述,但我 找不到中学课本了。我从书架翻出了一本大学一般教材《中国近代史纲》。(龚书 铎、方攸翰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1987年总印数58万5千册)该书对此 的表述如下: "当时(注:1895年)康有为正在北京参加会试,于是发动了各省应试的举人一 千三百余人联名上书。5月2日,他们将上书向都察院呈递,要求上达皇帝。。。。。。 都察院以《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无法挽回为借口,拒绝接受。" 其实,康氏早于1888年已经有过一次失败的上书。而"公车上书"失败后,还上 书过二次,真正对光绪帝直接产生影响的在于最后一次。为什幺这一事件在近现代 史上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呢?该书的叙述是: "维新思潮发展成为政治运动,是从康有为领导的'公车上书'开始的。" 从这意义上看,"公车上书"可谓"戊戌变法"以至近现代革命史的先声。我另外 查看了《剑桥晚清史》对此事件的看法: "尽管康有为在1888年已上书朝廷倡言变法,但是他推动变革的活动直到1895年 以持久的大规模的运动的形式出现。。。。。。在1895年春天,康有为及其弟子梁 启超同到北京参加会试,当中国被迫于这一年4月和日本在下关签订屈辱的和约时, 康有为立即抓住这个机会鼓动和他一起应试的士子坚决反对和约,并向朝廷请愿要 求变法维新。结果引起一场戏剧性的反对和约的请愿。一千三百名士子签署了由康 有为起草的激动人心的奏折,敦促朝廷拒绝和约,着手改革。所有这些主张和请愿 都没有受到理睬。然而公众关心国事的气氛已经形成,从而激励着康有为进一步开 展他的运动。" 如按《剑桥晚清史》所言,"公车上书"更是开了近现代学生运动的先河!可是 《被调的目光》作者在《莫谈时事呈英雄》一文中多方考证,却提出所谓"公车书" 是子虚乌有之事。 综合上面二书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个要点: 1:联名上书的人数为一千三百多人。 2:上书在1895年5月2日向都察院呈递。 3:都察院以和约已定,拒绝接收上书。 关于此,姜鸣先生论定如下: 1:关于联名上书的人数。 (1):假定当时在宣武门松筠庵聚会的真有一千三百余人,但康有为的万言书 是集会和才开始撰稿的,完稿后是否又邀集这干人马第二次集会,抑或仅是征集签 名,史料语焉不详。 (2):当时的主要发起人康、梁等人对于参与的人数亦随意编造。康本人对此 或言一千三百人或言三千人。梁启超说有一千三百人,有时又说三千人或数千人。 而当时出版的〈公车上书记〉所刊的题名为六百零二人。可见多少人在上书上签名 实在是一笔糊涂帐。 2:关于上书是否呈递都察院及都察院拒绝的问题。清制举人不能直接上奏,只 能写成公呈有都察院代奏。自4月30日起,都察院每天都有代奏大批举人的上书。以 5月2日(所谓公车上书之日)为例都察院就转递了七省举人合计八批签名者为三百 十一人的上书。而且转奏直至5月8日才结束,因此所谓都察院拒收上书的理由是不 成立的。姜鸣由此作出论断: "事实上在那几天里,数百名公车向皇帝上了书,唯独康有为的'万言书'根本没 有去递交。" 接下来,姜鸣又列出两条史料证明何以"万言书"没有去递交的原因。 (1):引1895年夏出版,署名"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所作〈公车上书记序〉所 言。5月2日举人们认为"大局已定,不复可救"的地点是松筠庵而不是都察院。既然 如此,故作为历史事件的"公车上书"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 上书"而已。 (2):5月3日是〈马关条约〉签定的日子,但同时也是会试放榜的日子。按照 惯例,会试放榜自拂晓一直要持续到黄昏。况且在那个年代对于读书人来讲,还有 什么比等待寒窗苦读而来的会试结果更为重要的呢?故而5月3日更不可能有举人前 往签名或者共同上书的举动。何况当时和约已定。 如果姜先生的考证是正确的,那幺这便是在近现代史上有着重大意义的"公车上 书"的真相。如果此为历史真相,那幺我们的史书甚至国外的相关历史记录岂不是要 改写?如果他说的是历史的真相,那我们的历史观和人物观是不是出了问题?说实 话,鉴于作者虽是名牌大学历史系毕业,但现已投身商海,我惟恐其言有疏漏之处, 便翻检了手头现有的相关资料,包括〈清史稿〉和各种清代笔记。发现史料上对此 事件或者语焉不详或者干脆不提,而所引用的资料大多辗转来自康有为及其门人的 记录。这给该事件罩上了一层更浓的迷雾。是耶非耶?年代已经越来越久远,而事 实的真相好象离我们越来越远了。为了追索前事,我不由对康有为其人感兴趣了。 没有想到为了一桩史料,竟然让我发现历史上所谓"改良派领导人物"所谓"文化先驱 "的人性的另外一面! (二) 康有为(1857-1927)在我的眼里,他只能算是清朝的人,虽然他的身体活到了 民国以后,但他的政治生命,早在清朝灭亡的时候随之去了。所以《清史稿》为他 立传的理由在于认为他是一个与大清相始终的人物。当然,他只算是被大清丢弃了 又寄于幻想的人。据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康有为传略说他自小"有志为圣 人,开口则曰圣人圣人,里党戏号之曰'圣人为'。"可见其志不小。他是很作了些道 德文章的。比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等,然而我对学术一窍不通, 不敢妄评。我原本觉得能在近代学术史站一席之地,甚至对近代史产生过重大影响 的先驱人物,应该是我们为人的楷模。但我错了,正如我阅读越多,越找不到几个 "真正的人"一样,康有为的为人应该受到我们的唾弃。然而一般的书都为圣人讳, 我们根本看不到真相。就象这次因为写这篇文章而搜罗相关著作时,我才发现很大 的困难。一则因为历史对其人的遗忘,一则因为所见之书,偏听偏言的居多。然而 史料昭昭,总算让我透过历史的迷雾,找到了康有为不为一般人所知的一面。康有 为言语夸张不实、极端虚伪。他的自订年谱可以说是他自我吹嘘的一部极不诚实的 著作。虽然相关的事迹散见于史料,我们还是可以从历史上所谓的"衣带诏"之事略 见一端。 公元一八九九年九月,维新变法遭到失败,六君子身死。康有为出走以身免, 在当月他给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的信中附录了两道诏书,其后亦向其它国内外人士 宣扬过,第一封诏书内容如下: "朕唯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 不能变法。而皇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且不保,汝康有为、 杨锐、林旭、潭嗣同、刘光第等可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虑,不胜企盼之 至,特谕。" 第二封诏书的内容如下: "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迅速出外,不 可迟延。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共 建大业,朕有厚望焉。特谕!" 这便是所谓的"衣带诏"。康有为就是利用这两封诏书开展他的保皇活动的。因 为谁也没见到诏书的原件,所以康氏经常根据环境的不同变更密诏的内容,比如他 将第二封密诏的"汝可迅速出外"一变而成"汝可迅速出外,设法相救"再变而成"出外 国求救"。虽然我们现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一些疑点,不过当时却很多人都深信不疑。 这使很多当时的爱国人士纷纷捐款给康有为的保皇组织。而关于诏书的真伪,在相 当一段时间里并没有引起人们的过多疑虑。一直到光绪驾崩后的宣统元年,即一九 0九年,六君子之一的杨锐的儿子杨庆昶向督察院呈缴了一份当时光绪密诏的原件, 这份诏书为清庭所认可。对照这封诏书我们便可发现康有为那所谓第一份"衣带诏" 的来历。杨锐所得密诏的日期是9月15日,也就是"戊戌政变"的前几天。其内容如下: "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 而登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累次降旨整饬,而并且有随 时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谕(按即罢免礼部六堂官 之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岂 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 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实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 况其它?今朕问汝: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 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 尔其与林旭、刘光第、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有军机大臣代递,侯 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原来康氏的所谓密诏,便是根据杨锐的密诏所伪造。为什幺该诏书中没有提到 康有为呢?为什么康有为要伪造第二份诏书呢,其根据在哪里?其实,该月17日的 明发上谕也许可以说明: "工部主事康有为前命其督办官报,此时闻尚未出京,实堪诧异。朕深念时艰, 思得通达实务之人,与商治法,康有为素日讲求,是以召见一次,令其督办官报, 诚以报馆为开民智之本,职任不为不重,现筹有的款,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 得迁延观望,钦此。" 这就是康有为第二份诏书的来历。该诏书的用意我不是十分确定,也许正如康 所说是为了保全他的一个措施,但也许象有的历史学家所说:康当时在京的过激言 行为不仅为"后党"所深恶,亦为光绪所忌讳,怕激化了与太后的矛盾,所以遣其出 京。而康伪造诏书的目的在于掩饰光绪对其的嫌弃,以后更加以利用来进行活动和 募捐。这些也许是一种揣测。但从康伪造和散布所谓衣带诏的事实,我们已经可以 断定康氏人格上的丑陋。因为当时的这些活动都发生在光绪囚禁灜台的其间,他散 布密诏等同于离间太后和光绪之间的关系,加剧了太后对光绪的虐待。这从康有为 和光绪的关系来讲是陷人于不忠不孝,对他自己而言,则是陷己于不仁不义。由于 母子睚眦而造成宫廷政变,由于废立问题而导致外交上的干涉;外交上对光绪废立 问题的干涉加深了太后对洋人的仇恨心理,直接引起太后铤而走险利用无知民众来 反对洋人(义和团运动),从而将中华民族拖向更为苦难的深渊!虽然我们是探讨 所谓文化先驱的人格问题,但康氏在这场时代大变乱中该负什幺样子的责任呢?这 问题也许没有人能够清楚的整理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看康有为通过假传诏书开展所谓保皇活动的真相吧。当然了,如果 说康氏对满清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出于为自己谋求名利的目的那是不公道的。不过 也应该对其在活动中的一些不纯洁的行为做出抨击。在纪能文和罗思东着的《康有 为传》(安徽人民出版社)中提到康氏于1899年7月20日创立保商会,后易名保皇会。 保皇会的全称是"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或"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也称"中国维新会"。 在捐赠该会的海外侨胞中,以商人居多。而募得款项,除了投入复辟皇帝的活动中, 康有为周游世界,三绕地球,亦赖之于华侨的慷慨捐助。如有一次,保皇会在海外 募得基金100万美元,曾以10万美元赠与他作为"游历各国,考察政治"的费用。而丁 已复辟之后的康有为,可以说,在政治上已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不过,就生 活上看,康有为的晚年还是颇为优裕的,在这最后的10年间,康有为一面修园筑舍, 广建别墅,一面周游各地,留连于山色湖光,过着十分优闲自在的生活。康有为修 建的别墅,遍及上海、杭州、青岛各地,其费用可想而知。康有为这些钱都是从哪 里来的,大概至今也还是笔糊涂账。不过用现在的话来讲其中必定有"黑金"的成份。 关于募捐所得款项的去处,一度也引起了舆论甚至康门子弟的诘问。尤为可恨的是, 据《梁启超传》中所言,在1900年起兵勤王的"庚子之役"中,康氏见成功无望,竟 然私吞华侨捐款60余万,致使延误战机,起义遭致镇压,唐才常身死。作为思想上 的康有为,他可以称得上是先驱者。作为人格上的康有为,却是污秽丑陋的。通过 对康氏的一般性考察,我不禁要提出几点问题: 1:人的思想和人格可以区别开来吗? 2:自由的言论是限制特权和黑幕的最佳办法吗? 3:一般大众参与批评能够促进民主和自由的发展吗? 4:我们的时代面临什幺样的舆论环境? 将康有为置身于现代的舆论环境来考察是没有意义的。我之所以要不厌其烦的 讲述一百多年前的那段旧事和那个人,其实是要将目前文化界发生的一些人事置于 历史的背景中来分析。我觉得这样的分析会让我们超然于现实,会让我们对这些事 情看得更深更远。同时也能够对上面提出的问题进一步的思考。 当我把这些文字打完时,正值"五四"八十一周年。而北大的学子余杰听说正要 和文化名人余秋雨对薄公堂。我不禁要为北京大学--戊戌变法唯一的遗产--喝彩! 我不禁要为余杰喝彩,虽然他和他的北大前辈比起来差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