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儿花 作者:夏子颐 “花儿花,花开啦。摘一朵,回家啦。阿妹要,阿娘笑:戴在头上啦,做伢 新娘啦!”我在母亲的摇篮曲中,进入香甜的梦乡。摇篮曲是母亲唱给她宝贝孙 子的,就在隔壁房间。“五。一”长假,我回到这里,一个江南水乡的小村庄。 只有在这里,我的梦才能称作是香甜的,我才睡得塌实。 我蒙头躺在被窝里,听到屋外有噗噗的脚步声,由远及近,由近渐远。我知 道,天快亮了,上街的人已经动身。他们或挑着一担,或挽着一筐,把些新鲜的 瓜果蔬菜,拿到镇上的农贸市场去。他们的脚步声噗噗地响,有点急促,他们起 早,也就为了在市场占得一个好位置。然而他们的脚下却不见扬起尘土,或者落 叶。并不是天还没放亮的缘故,即使在太阳底下,你也看不见有尘土或落叶,从 他们的脚下扬起。他们走得急促,但不失不稳重,眼睛朝前平视,脚板也不会踩 上一块硌脚的石头。他们的脚和他们脚下的这条路,早已熟络得同自家人一般。 突然,外面的脚步声起了变化,有人在奔跑,杂乱,而且慌张。一个惊恐的、 尖利的女声从远处传来,刺破晨霭,刺破窗户,刺破丝被,直刺我的耳膜:阿紫 吊树了! 我挺身坐起,以为自己还在梦中。使劲地晃了晃脑袋,便再次听到了慌张的 脚步声和惊恐的叫喊声,而那声音,已是嘈杂不堪了。 全村的人几乎都涌到了阿紫家后面的菜园,在一棵梨树下,白发苍苍的阿紫 仰身躺着,老桂伯将手伸进阿紫的下身,摸索了一阵,摇头说:“出屎了,没得 救了!”阿紫的子孙们齐齐跪了下去,哭声一片。 “阿紫怎么会吊树呢?作孽呀!”在人们的叹息中,我呆呆地望着挂在梨树 上的绳子,脑子一片空白。 对于吊树,我已感到很陌生了。即使在我小的时候,也很少听说有人吊树的。 那时候,上吊寻死的事件时常发生,但寻死的人大多是吊房,而不是吊树。虽然 都是上吊,但吊房同吊树是有很大分别的。吊房的人是因为受了委屈或迫害,用 根绳子吊死在自家的房梁,或半夜里吊在害他的人家的屋檐,表示怨恨,给活着 的人以一种无形的长远的压力。吊树则不同,是做了亏心事的人,自觉没有颜面 活在世上,到野地里寻棵梨树或老槐树,一死算数。 我正月里还去过阿紫婶家,一家人和和睦睦的,看上去日子过得蛮不错,怎 么就寻死了呢?而且还是吊树!要吊树,也应该是在二三十年前才讲得过去。那 时,她是上吊过一次的,但不是吊树,是吊房。我清楚地记得,她的男人在她被 救活过来后骂她:“你有面孔吊房啊!”那意思,她要寻死也只配吊树。 阿紫在有了第三个儿子后,就开始做野人。野人是文明一点的说法,难听的 就骂她卖X 货。不过很少有人这样骂她,骂得最多的是她的男人家土根,还有就 是游村的时候,她胸口挂的木牌上,也有这三个字。 土根是个好吃懒做的东西,每日两包八分头的经济牌香烟,还要灌一瓶三角 钱一斤的枪毙烧(一种白酒)。那个年代,一个正劳力一天的工分也不值一块钱。 我好像从未看见土根下过田。对土根,我一直是喊他名字的,没喊过土根伯,如 果同时碰到夫妻俩,我就先喊阿紫婶,然后喊土根,没有丝毫不自然的感觉。好 像也没有人喊他伯伯或叔叔,全村的老老少少没有人看得起他。 土根虽然懒做田地活,但在阿紫身上做生活却勤快得要命,连着使她生了六 个小把戏,全部是儿子头。也有人说小儿子宝兴不是土根的亲生子,是隔壁村李 光棍的种。宝兴是我的同学,从小学到初中毕业,我俩都是同座。我曾仔细观察 过,宝兴一点也也不像李光棍,也不像土根,倒是挺像仙山庙的赵师傅,尤其是 他俩的鼻子,鹰钩似的,越看越像。我把这一发现告诉母亲,母亲抬手给了我一 记毛栗子。赵师傅不是本地人,据说是新疆那边过来的,也有人说是外国的,解 放前就在仙山庙做和尚。文革中,红卫兵砸了庙里的菩萨,但没拆庙,也没批斗 赵师傅,更没把他从这里赶走。赵师傅不仅是个和尚,还是个文化人,这里的乡 亲可以为一把白菜翻脸,甚至打得头破血流,但对文化人却永远是恭恭敬敬的, 即便是红卫兵,也不敢对赵师傅下狠手,怕引起公愤。 阿紫做野人全是为了这家人家。上有跷脚阿婆娘娘,下有一帮小把戏,一张 张嘴都是要吃要喝的。男人家不争气,只有靠自己,而阿紫,除了做野人,实在 没有其它路子可走。一个女人家,即使再能耐,日工分最高也就七分,不比男人 家,只要满二十岁,不管力气大力气小,就可以拿十分工。这是不成文的规矩, 每个村都一样。土根当然也拿十分工,但他不出工,光知道吃烟吃酒让阿紫生小 把戏。阿紫就做野人,收点柴收点米,或者鸡蛋什么的,有时候也能收到点钞票。 给钞票的人相当难得,因为她接的都是光棍子,光棍子有钞票也就不做光棍子了。 对小伙子和有女人家的男人家,阿紫是不接的,这一点她守得相当牢。小伙 子同光棍子的唯一分别是年龄,满四十岁还讨不到女人家的男人家,就只能一辈 子打光棍了。阿紫不碰别人家的男人家,所以就没有女人家记恨她,也没有人觉 得她在做一桩丢脸的事情。土根只要有烟有酒,吃醉了骂上几句卖X 货,也不反 对她做野人,不仅不反对,还很配合,经常是吃过晚饭就到别人家去坐坐,留出 时间来给阿紫。 然而,厄运还是不可避免地降到了阿紫的身上。几乎每个村(生产队)都有 人被批斗过了,就我们村没有动静,因为我们村是全大队最穷的村,没有出过地 主,也没有富农,三十几家人家,家家根正苗红。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阶级斗 争在哪里都应该有新动向,于是,阿紫被揪了出来。也有另一种说法,说是阿紫 不接有女人家的男人家,恼怒了大队书记。这话虽然放在暗地里说,但似乎也证 据确凿,有人曾看见大队书记怒气冲冲地从阿紫家出来。 那是秋天的一个中午,很好的天气,太阳虽然明晃晃地挂着,但光线已不再 刺人,知了一声声叫着,也是不紧不慢,很舒坦的样子。突然就有一帮人闯进了 村子,闯进了阿紫家,几条狗惊慌而愤怒地叫了起来,把不知就里的村民引到阿 紫家的晒场上。我赶到的时候,阿紫已被剪了头发,她那头乌黑油亮的长发已经 变成了一只杂乱的鸡窝。然后我就看见了满脸横肉的大队书记,正指挥几个民兵 把一块木牌挂在阿紫的胸前,上面用红墨水写了三个大字:卖X 货。阿紫似乎一 点也不慌张,甚至脸上还有笑意,是一种冷笑,把头高高仰起。一个民兵把一面 铜锣和一根木槌塞到阿紫手上,游村,就这样开始了。 印象中,家乡的泥路从没像那天一样的尘土飞扬,以前没有过,以后也没有 过。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从这个村游到另一个村,再到另一个村。游行的速度 很慢,连小把戏们也没有像往常斗地主那样跑前跑后,然而,却是尘土飞扬!阿 紫把胸脯高高挺起,把头高高仰起,不紧不慢地敲锣,不紧不慢地走。有个民兵 走到她身后,伸出手,似乎想把她的头摁下,但最终还是把手收了回去,朝两边 的人群看了看,退到一边。大队书记在队伍的中间,时不时地举起手臂,高呼: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可除了几个民兵,并没什么人应合,显得有些滑稽。 滑稽,但没人笑,只有杂乱的沉重的脚步,和扬起的尘土。 人群突然混乱起来,一个女人冲进队伍,直扑大队书记。是大队书记的女人! 这个女人,披头散发,嘴里嚷着:“作孽呀,你这个老不正经的!”扑到大队书 记跟前,也不见她伸手,大队书记的脸上就多了几道抓痕。人们都楞住了,他们 从未见过大队书记的女人如此泼辣,随即笑声四起。大队书记的脸色涨得猪肝似 的,给了他的女人一记响亮的耳光,喝道:“把她给我拖回家去!”几个民兵上 来,把嚷个不停的女人架走了。“作孽呀!”的声音渐渐远去,游行的队伍又开 始扬起灰色的尘土。 一直到傍晚边,阿紫才回到自己的家里。土根虎着脸,坐在门槛上,见几个 女人陪着阿紫走到晒场,一下就站了起来,冲上去,一个巴掌朝阿紫甩了过去, 嘴里骂道:“你个卖X 货,你回来做啥,你去死啊!”阿紫的嘴角慢慢地淌出鲜 红的血,她怔怔地望着土根,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 半夜里,“阿紫吊房了!”的尖叫声划破小村的寂静。当我跑到阿紫家时, 看见脸色凝重的老桂伯在阿紫的下身摸索,摸索了一阵后,脸色便松了下来,说: “没出屎,没出屎!”同样脸色凝重的人们都长长出了一口气,纷纷地议论起来。 “你有脸吊房啊!”这是阿紫醒来后,土根说的第一句话。从此,土根在我的眼 里,不仅显得猥琐,而且是万分的可恶了。 阿紫便不再做野人,阿紫家也便一天比一天穷,成了村里头号超支户。直到 改革开放后,六个儿子也都成人了,阿紫家的日子才变得好起来,还盖上了五间 楼房。奇怪的是,土根也变好了,佝偻着身子,整天在田地里忙碌。 “怎么就会这样了呢?”我问宝兴。 “唉!还不是我那姑娘作的孽!”宝兴哭丧着脸回答。 宝兴说的姑娘,就是他的女儿,叫月明,刚满二十岁。月明高中毕业后没考 上大学,也不回村,同一帮小姐妹一起留在了县城,说是在饭馆里打工。慢慢地, 便有些闲话传到村子里,说月明哪里是在打工呀,是在让别人打洞呢!起初还没 多少人相信,直到有一天,一身怪里怪气打扮的月明出现在村子里,大家就不再 怀疑,这姑娘是真的变坏了。这种打扮,电视里天天都会出现,人们早已相当熟 悉。昨天,月明从县城回来,阿紫唠叨了她几句,谁知被一句“你年轻时做得, 我也做得!”给顶了回去。阿紫当即流下了眼泪,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连晚饭也 没吃。 “谁知道会这样呢?”宝兴说,“作孽呀!” 第二天晚上,赵师傅带着几个徒弟赶来,主持阿紫的入殓仪式。赵师傅早已 恢复了和尚身份,还收了徒弟,据说,即使在平时,仙山庙里的香火也是蛮旺的。 在一片木鱼声念经声中,赵师傅拿出一只布袋,从里面捧出鲜灵灵的杜鹃花瓣, 轻轻地撒在阿紫的身上。 “这是什么讲究呢?”“以前没见过的呀!”有人悄悄议论。赵师傅像没听 见似的,只管将一捧捧的花瓣往阿紫身上撒,神色虔诚而凝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