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儒林 人获得知识为了什么?这在今天是个不难回答的问题:从宏的方面说,是为了运用 于社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造福于人类;从微的方面说,是为学会一点谋生的技能, 更多地为自己和他人创造财富。读书人有何用?还不是在于他们能够创造出更多的生产 力! 可在十九世纪前的中国,这些问题不仅很多读书人没回答好,就是整个社会亦偏了 轨。你看《儒林外史》中社会之窳败,风俗之浇薄,儒林之下流,真的是到了无以复加 的地步。 吴敬梓可是从深处摩透了那个异化读书人到可怜地步的社会,他的开篇词说:“功 名富贵无凭据,费尽心情,总把流光误”。盖统治者参透了一般人喜上达而厌俗流,爱 富贵而践贫穷的心态,以科举把一帮才智之士整得颠三倒四,人不人鬼不鬼的。其中人 物除王冕外,找不到一个品格端正之人。凡举业失意之人,皆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 凡登科学士、贪官污吏及乡里豪绅,皆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害人;凡礼教弟子、斗方名 士,皆逐功名富贵不得而日趋下流;凡失意清客、精神漂泊士子,皆假托蔑视功名富贵 而最终被人识破耻笑。读书人何以沦落如此呢? 首先得归结于封建统治者的自私。封建社会是不讲民主的,天下既归朕一人,天下 读书人也就如朕的走犬厩马,只有供役使的份儿。你们企慕功名富贵吗?对不起,得先 学会做皇家的奴仆,科举考试的内容,便是“忠君”、“礼”的说教,便是“文死谏” 的熏陶,便是“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信条。独裁者最喜的是唯主子旨意是从的奴仆, 最厌的是脑袋聪明、具独立人格的思想者,前者多多益善,后者则要换脑子,换不了的 必得打、压、杀,非此不能安一家者之天下,营一孤家之乐园。 其次得因之于孔孟儒学之敝端。固然孔孟学说有许多可取之处,固然后来的儒学非 孔孟之时的儒学,但儒学之一贯成分——愚忠君主、重德轻技却是一脉相承,由此造成 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畸形病态,两千年自然科学技术的基本不发达。正因为如此,在下 多年来总对孔孟的一套说教窃存不敬。你看《儒林外史》中的那帮腐儒,均是除了读死 书而无经世之才甚至不能养活自己的社会蠹虫,这不能说与孔孟的那些所谓治国平天下 的说教绝无关系。据顾炎武在他的《生员论》中估计,清初全国生员巳达50万人,其 中仅极少数能攀青云而就高官,余皆“稂不稂莠不莠”,身无一技可以谋生,除一小部 分以蒙馆求食外,绝大部分生员均流为无业游民。据清通典选举:“每科乡试,天下中 式解额共一千二百余人,其经吏部拣选以知县注册保选知县者动至数千,积久愈多,遂 成壅滞,是以需次竟至三十余年”。举人欲求得知县实缺,需待三十余年之久,无怪乎 外史中张敬斋以打秋风、刮民财为生。 此种社会体制和科举制度行而久之,影响所及,普天下之民,莫不视之为天之经, 地之纬,所滋养出的儒林中人,只会阐释“四书五经”中的微言大意,却无经世致业之 胸襟和才能;只会作官僚的帮闲文人,却无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创新,于发展社会生产 力何益?与民生疾苦何补?也正基于此点,笔者特别颀赏明之李贽、清初之顾炎武之类 具独立人格的思想家,特别钦佩宋之沈括、明之李时珍、徐光启之类的自然科学家。笔 者每见国人以“四大发明”自豪,均反有一丝悲哀的意绪,难道四千年的文明古国只以 此沾沾自喜?老祖宗的成就和荣耀不更反衬出其不肖后代的无能和厚颜?两千年来中国 自然科家的历历可数,自然科学著作的凤毛鳞角,社会生产力的蜗行,国势的颓败,均 可从科举制度的腐败和儒林的下流中找到症结。 自古荣禄开而文行薄,岂只明清之际如此呢!如今无聊的旧儒恶习在读书人中时不 时见到,这总使我想起外史中儒林的下流,想起哺育那些腐儒的那个社会。 由此想到,当今具独立人格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新儒”确是太少了,尤在社会科学 领域,诠释派长期占据主流,过去有汗牛充栋的考据注疏,今天有无数拾人牙慧不厌其 烦地发掘他人只言片语之微言大意的理论著述,新的学说、新的理论体系的诞生很是鲜 见。如世界的经济学理论紧随社会和经济的发展早已跨越了多个阶段,出现了多个流派, 我们的教科书依然是几十年如一日,炒卖从前苏联教科书中搬来的脱离当今社会实际的 几篇教条,为什么不能创造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理论呢?为什么不能建立我们自己的微观 经济学呢?难道我们就永远只能将凯恩斯、新剑桥、熊彼特、罗斯托等的学说挂在嘴上、 写在纸上?我们有自己的制度,自己的经济模式,自己的国情,难道每人“一亩三分地” 的承包责任制便永远是包医中国农村经济百病的灵丹?那承包责任制相对于“大呼隆” 的人民公社是一个矫正,但从中国土地制度历史看,究竟有多少新的成份?那个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发源地小张庄为何吃了多年额外的补药至今依然贫穷?不知自己是否孤陋寡 闻,在笔者所见的一些地方,农民为将好田差田分均,每一户的土地都七零八落,甚至 无奈只得将每块田分给很多户,过去尚能用牛耕,现在只能用锹挖了,规模经营、新生 产技术的运用从何说起?连过去所说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都少见了,难道这就是中国 农民的现代化之路?我常常为我们的经济学家感到汗颜,为父老乡亲们似乎茫无尽头的 贫穷忧心,为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感到悲哀。 国家的强盛,民族的振兴,必须有赖于一个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这个新的群 体应当是能够有卓立的人格、不惟上、不惟教条、能够面对现实创造新的思想、创造新 的社会生产力的群体,是能够面向世界、站在最新科学技术前沿的群体,是摈弃一切旧 儒恶习、将经世致用作为学术目的、为普通老百姓创造美好生活的群体,正是这样一个 作为新的生产力的代表的新“儒林”的兴起,才能够为中华民族创造出更加美好的新世 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