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节

    1974年，对我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年，我上小学。

    在我后来所填的所有个人履历表中，我的人生都是从1974年开始的。在此之前，
时间、年月对我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就好象我的人生历史，1974年以前是按照记
事本末体记录的，而1974年以后，就是按照编年体了。

    大院的孩子们基本上都是在重机厂的子弟学校上学的。那是个比较特殊的年代。
当时，在高年级里还有一种习惯叫法，管年级和班级叫作“连”、“排”。所以你
在那时的校园里，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对话：“你是几连的？”“我是8 连2 排的。”
不知道还以为进了军营了。

    1974年，我们还赶上了一年的抗大。大旗、小强、马蛋、冷虹，还有红军，我
们都在一个班。

    所谓抗大，其实就是街道办的类似现在的学前班性质的非正规的学校。抗大设
在大院附近街道的一个废弃了的托儿所里，条件很艰苦，只有长条桌，没有椅子。
我们只好从家里自带小板凳。因为每个人的板凳高度差异，所以教室里真应了那句
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在学校里，以前的习惯决定了我们现在的立场。我们男生基本上还是象上学前
一样分成两派，大旗和红军是两派的头儿，女生则保持中立。

    抗大的日子是无忧无虑的，上课也很有趣。那时，我们上课也就教一些简单的
加减法和“毛主席万岁”、“我爱北京天安门”之类的生字，但我们班有一个叫杨
旭东的，给我们带来许多乐趣。

    他本来就口吃，一紧张就口吃得更厉害了。偏偏老师还就喜欢提问他。于是，
杨旭东站在那里梗着脖子“啊就——啊就——”地吭哧半天，也回答不上来，却往
往由于用力过度，一下子坐回小板凳，有时，就歪倒的地上。我们就开心地哄堂大
笑。

    那个时候，学校的功能主要就是把各年龄段的孩子分别召集在一起，给他们一
个活动空间，好让家长们去“抓革命，促生产”。至于学校的教育功能，倒摆在一
个次要的位置上了。记得当时我们订的一本《红小兵》杂志，宣传的都是象张铁生、
黄帅之类反潮流的英雄，给我们不爱学习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老师们积极性也
不高，只求明哲保身，不犯路线错误，对我们，只要不出大格，便采取放任自流的
态度。学校倒是时常组织我们参加一些社会活动，理由是不让我们成为“温室里的
花朵”。但由于我们太小，暂时只能做一些我们这个年龄力所能及的事情，比如灭
蝇、积肥什么的。

    对于我来说，上学的意义还在于，我终于可以跨出父亲给我划定的活动范围界
限了。世界在我眼里，好象一下子变得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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