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戴高乐 戴高乐将军逝世后,在科隆贝双教堂镇举行的葬礼上,醒目地摆放了毛泽东与 周恩来送的两个花圈。毛泽东在给戴高乐将军的夫人的唁电中说,“戴高乐将军是 维护法兰西民族独立与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不屈的战士。” 据知情人介绍,这是毛泽东对一个西方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的仅有之举,除 了一九四五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逝世后,毛泽东在《新华日报》上大作文章的那一回 之外。在那篇文章中,充满了言不由衷的溢美之词,有所批评,又暗含期待。当时, 在罗斯福死后不到一个月,德国即被彻底打败,日本的战败投降的最终结局已不可 避免,中国国内的两大政治军事力量正处于或者即将处于既联合又斗争的微妙形势 下。两者中较弱的一方有求于美国人在不远的将来介入与调停,破坏优势者的如意 算盘。归根结底,那些姿态无非就是利用美国人的虚荣心与自负感而已。 英雄相惜,对戴高乐的破格之举暴露了毛泽东的内心深处的敬佩与认同之情。 虽然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衡量,戴高乐作为一个激烈反共的政治家,其政治立场是 极为坚决,毫不动摇的,但是说他完全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也未免也是过分的。 戴高乐之所以反共,完全是因为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反国家主义与反民族主义的群众 性的运动对他的至高无上的领袖地位形成了干扰。他一向自视为法兰西民族唯一的 代言人与拯救者,而共产主义运动正是这类角色强有力的挑战者,两者之间的意识 形态争论倒还在其次。戴高乐本人,不事聚敛,清正廉洁,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的繁 荣与民族的昌盛而奋斗。在两次担任最高领导人期间以及两次退隐后,连按照合法 的规定可以享受的所有特权与优厚待遇都全部谢绝了,完全依靠自己的军职退休金 以及稿费收入来维持生活需要。在这方面,他完全可以与任何一位无产阶级政治家 相媲美。 笔者与很多仰慕这两位伟大领袖的人们一样,以戴高乐没有与毛泽东见面而感 到万分遗憾。但是,仔细分析后又觉得,尽管英雄相惜,两个人不见面也许还好些, 至少可以将彼此的良好印象与倾慕之情保持得更久一些。 他们的出身与性格差异极大,戴高乐出身于一个富有教养与保守的笃信天主教 的破落小贵族及公务员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受到父亲的熏陶与教诲,终身以继承 法兰西民族昨天的遗产、保护今天的利益、又给她带来明天的希望为己任。学习极 为勤奋,生活极为严谨,在军界中逐步获得了提升。毛泽东则出生于一个闭塞落后 的乡村里,父母均为农民,都没有什么文化修养。他几乎是全靠天赋与自学才广泛 地接触到了各类知识,生性浪漫,不喜欢受任何拘束。 这两位伟大的领袖人物,一个循规蹈矩,自律甚严,不苟言笑;另一个幽默豁 达,不修边幅,任性而行。两位伟大领袖见了面的话,毛泽东那种海阔天空、漫无 目的的神侃,也许会教戴高乐极度不能容忍。戴高乐在他早年时,曾经在记事本上 记录下了雨果的名言——“风格简洁,思想精确,遇事果断”,并且终身奉之为圭 臬。而毛泽东一贯喜欢在言语中暗含讽刺与挖苦,按照自己的偏好任意解释历史与 现实,随心所欲,举重若轻。 但是,这两位伟大领袖在本国与本民族的历史地位与历史作用却有着惊人的一 致。他们在祖国处于灾难深重的危亡时刻,接受了民族的呼唤,领导了一场波澜壮 阔的复兴与拯救的运动。他们胸怀恢复本国的世界大国地位的宏愿,致力于古老民 族的新生,终身为了这个伟大目标的实现而奋斗不息。 中国与法国这两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遭遇有相似之处, 她们都是在惨烈的战争中重新获得了新的生命。这两个古老的民族在历史上就经历 了多次的投降、亡国、同化与复兴,在抗日救国与抗德救国两场战争中,经过了初 期的动摇与屈服后,终于在盟友的帮助下获得了来之不易、代价惨重的胜利。整个 民族为一种伟大的献身精神所激励,在濒于灭亡的最危急的时刻,生存的意志、战 斗的勇气与必胜的信念迸发了出来。在伟大领袖的率领与推动下,这两个古老的民 族终于焕发了青春活力,下决心要摆脱任何强国的控制,掌握自己的命运,为自己 争取完全的独立与自由。这就是毛泽东与戴高乐两位伟大领袖一切权力合法性的真 正来源。 当然,这两位伟大领袖的政治事业还是有差异的。戴高乐是要在战争的废墟上 进行改革,这种改革早就该进行,只是被第三共和国的那些昏庸无能,目光短浅的 达官贵人们耽误了。戴高乐的改革对于法国来说是有继承性与连续性的,本质上他 也是一个极为传统与守旧的人,不适于也不愿意扮演一个造反者的角色。法国当年 是世界一流大国,只是由于不利的地缘政治环境与英美两国刻意扶德制法以及自身 社会经济政治制度的种种缺陷导致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惨败与崩溃。对于戴高乐来 说,这种缺陷与弱点他曾经亲历其事,因此他要极力纠正,下决心永不重蹈覆辙。 对于毛泽东来说,他是要彻底改造旧中国,改写历史,改变人性。他对旧中国 的统治阶级抱有不可调和的仇恨,重演了中国历史上那些造反者的传奇。中国当时 是一个半殖民地的国家,列强通过扶植买办阶级,雇用地方军阀以及收买政治与文 化代理人来间接地统治中国。日本统治集团发动的侵华战争打乱了这个稳定的格局, 使得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压制中国独立,侵害中国主权的统一战线彻底破裂。日本人 的种族主义与文化清洗的倾向,也使得旧中国的统治阶级不可能与之妥协。本是同 根生的各国统治阶级自相残杀,有利于革命者壮大力量,各个击破,这种复杂微妙 的机遇被毛泽东紧紧抓住,充分利用。在反侵略战争结束后,毛泽东运筹帷幄,决 胜千里,经过全面的内战,彻底清洗了旧中国的统治阶级,从此便可以将整个国家 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改造了。 掌握了绝对权力之后,毛泽东开始将他对中国未来的设计全盘付诸实施,希望 中国早日变得富强起来。他对中国的地大物博与人口众多以及三千年来的大一统的 历史传统充满了信心,自命为“马克思加秦始皇”,在有生之年希望中国恢复到世 界第一强国或者至少是一流强国之一的地位。他对自己所开创的人民战争的胜利经 验,有深厚的自信,希望这为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与被压迫的人民指出一条光明 的大道。归根结底,他对全世界的劳苦大众还是未能忘情,梦想成为全世界被压迫 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导师。他在支援世界上弱小国家的革命的问题上,不理会客观 现实的限制,有急功近利之嫌;对外援助不发达国家时,不顾国家的财力,常常是 大笔一挥,慷慨得很。 戴高乐其实也有类似的情绪,当年他对马尔罗说过,“在法国的伟大与他国的 自由之间有绵延两千多年的公约。”他认定,“在任何时代,法国出于天性要完成 ‘上帝的伟业’,传播自由思想,做人类的旗手。”并且还说过,“如果法国衰亡, 对于世界上每一个民族来说,……归根结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法国的销 声匿迹将会是全世界的灾难。”这是法兰西民族的,也是他个人的兼济天下,传播 自由与正义的伟大雄心与抱负。 这两位伟大领袖的雄心壮志归根结底是本民族的民族自信心与民族自豪感的最 直接的体现。这也是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在历史上,中国与法国只要是国势强盛 就必定对外传播自己的文化与政治制度。这两大民族都是持文化至上主义的信念, 在扩张时都是以文化传播与种族融合为导向,与那些以种族清洗为特征的民族有天 壤之别,因此较少受到反抗。这种周围民族望风归附的长期态势,更强化了中法两 大中心民族的这种以救世主与启蒙者自居的心态。 君师合一,为万世法,立德、立功与立言三不朽,这应该是戴高乐与毛泽东的 真实想法。至于毛泽东的那些激烈的意识形态宣传其实不过是些“空炮”罢了,真 真假假,虚虚实实,令人将信将疑。这两个伟大领袖的雄才大略与兼善天下的热情 因为本国的国力所限未能充分施展,因此最终的结局就倾向于以均势来界定本国的 长远利益,意识形态的考虑都在其次了。 戴高乐认为对法国的生存与发展最大的威胁是美国,至于苏联,他认为迟早它 会淡化其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追求本民族的利益。因此他呼吁建立从大西洋到乌 拉尔的欧洲,以抗衡盎格鲁·萨克逊人统治的世界。当然法国可以凭借着传统的政 治文化影响在其间至少在西欧充当领袖的角色。 毛泽东也有类似的打算。当新中国建立起来以后,随着经济实力逐渐强大,势 必将恢复过去在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传统领导地位。在这个独立与发展的过程中, 必将严重侵犯美国的利益,因此在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国与美国互相视为不共戴天 的敌人。但是在朝鲜与越南战场上与美国进行了交手后,毛泽东觉得美国人也不过 如此。在这两场战争中,美国分别损失了三万多人和五万多人就已经承受不了牺牲。 尤其是在后一场战争中,国内反战运动如火如荼,社会分裂,整个国家士气低落。 在毛泽东看来,一个只牺牲了几万人就不能继续战争的国家显然就不是一个强国。 至于毛泽东,他可是准备中国死一半人,至少是四亿人,这样一换算,中国比美国 至少要强大一万倍了。难怪他要以苏联为首要敌人了,因为苏联红军也是以不怕死 而著称的。何况苏联领导人极力希望通过控制中国来控制亚洲,这是心高气傲,不 甘人下的毛泽东所绝对不能接受的。 长期以来有一种看法,认为毛泽东反苏或者戴高乐反美完全是因为个人的利害 关系或者是出于个人恩怨,其实,这未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表面上看, 这似乎合情合理,有根有据。因为毛泽东长期遭受斯大林的忽视,不被莫斯科培养 出来的那些教条主义者所信任,甚至遭受他们的排挤,有冤无处申。毛泽东在党内 的领袖地位确立后,斯大林又把铁杆斯大林分子王明派回中国,意在监视其动向或 者随时取而代之。 而戴高乐在法国战败投降后,寄人篱下,受尽白眼。美苏英三大国,极力排斥 法国参加战后欧洲与世界格局的安排,美国甚至想把法国一劳永逸地从大国行列中 永久地排斥出去。罗斯福处处与戴高乐作梗,从来不接见戴高乐派往华盛顿的特使, 刻意扶植吉罗跟戴高乐分庭抗礼,甚至想利用臭名昭著的卖国贼达尔朗来代替桀傲 不逊的戴高乐。美国对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的援助是与其庞大的国力不相称 的,在所有的反法西斯盟国中,罗斯福政府是最后一个承认戴高乐领导的抗战运动 的合法地位的。因此很多人认为,这才是毛泽东与戴高乐后来不顾一切地反对各自 的盟主的最根本的原因。 公正客观地来分析,这些个人恩怨的因素也许也存在,但是伟大领袖最为重要 的考虑就是为民族的生存与安全做长远打算。不管盟友是如何地关怀备至,同仇敌 忾,他们都知道,一个能对本国施加绝对保护的国家,就能够对本国施加绝对的毁 灭。这种情况下,势力平衡已经遭到破坏,应该加以补救与修复。否则的话,子孙 后代就要彻底受制于人了。至于那些意识形态的玩意儿,就留给后人慢慢地去处理 吧!只要成为了超级大国,就可以高叫:民族利益假,某某主义真。不要分彼此, 本是一家人! 毛泽东与戴高乐这两位伟大领袖都知道,意识形态当然不能置于民族利益之上, 理论分析不能代替现实利益。但是,从其对力量对比与势力组合的复杂关系的算计 来看,他们都认为,意识形态上的一致,还是有重要的价值的。戴高乐无论如何反 美,但是他绝不会忘记,苏联才是不可调和的敌人,法国的安全有赖于美国的保护。 对于毛泽东来说,苏联无论如何具有威胁,但那只是对他个人统治的威胁,并非对 社会主义本身有威胁,美国的威胁是更加根本意义上的。因此,同时反对美苏两霸, 反对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雅尔塔体制”是这两位伟大领袖的长期外交战略。在六 十年代初期时,美国表现得更为咄咄逼人,是全球均势的主要威胁。联合起来反抗 最强者,维护势力平衡是弱者的必然选择,这是中法两国在一九六四年决定建立正 式外交关系的最关键的因素。 在获得政治威望,登上政治舞台以及第一次掌握最高权力的的过程中,毛泽东 与戴高乐两位伟大领袖的经历都充满了传奇色彩与戏剧性。他们的早期的政治活动 经历是极为相似的,也充分地体现了着两位伟大领袖在青年时代的叛逆者与异端者 的素质。纵观历史,只有高瞻远瞩,忧国忧民,胸怀大志,腹有良谋的潜在的领袖 人物才具备这种向守旧与黑暗势力挑战的勇气,才不会为了蝇头小利而向当权者妥 协,他们也因此为当权者所不容。他们所选择的是一条充满了挑战与冒险的坎坷道 路,也只有充满了为国为民献身的精神与无穷无尽的斗志与勇气的探索者才敢于走 上这条光荣的荆棘丛生的道路。 毛泽东一开始就以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的身份投入了政治运动。首先试图在知识 分子中进行联络,紧接着搞工人运动,随后深入农村搞农民运动,最后开辟了红色 根据地,进行了游击战,试图以武力夺取最高政权。经过了数次挫折后,无法在根 据地立足,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经过了艰苦的长征,进入了西北地区,建立了巩 固的政治军事基地。最终在抗日战争期间与其后的有利形势下,经过土地革命释放 了农民的伟大力量,将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农村大地主以及依附于他们的知识分子 的联合政权彻底打垮,夺取了全国政权。 他在湘赣地区进行游击战时,冒着巨大的风险,违反当时的国家法统自是不必 说了,这些举动其实也违背了党内的正统主义者的教条。正统的共产主义者都主张 工人是革命的基本力量,主张搞城市暴动与工人运动,但是毛泽东从中国历史上的 经验以及当时的国情出发,主张农民才是革命的主力军。对于毛泽东来说,不仅是 当时的国家政权要置他于死地,而且他还遭到了党内的教条主义者的残酷迫害与打 击,被剥夺了政治权力,并且差一点就断送了性命。他数次从死神的魔爪中逃脱, 其后在遵义会议上挤进了最高领导的行列,但是没有实际职务,不得不拼命地揽权。 幸好周恩来与王稼祥以及张闻天三个人都不争权,以党的利益为重,最终成全了毛 泽东的绝对领袖的地位。不过,毛泽东后来照样要发动延安整风来巩固自己的绝对 权威,要在政治上彻底清算他掌握绝对权力之前的党内路线,要对党的历史做一个 总结,以衬托出自己的一贯正确。 戴高乐则是一以名军事学院的异端者开始了政治生涯。他反对军方保守派极力 主张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得到验证的防御战的陈旧形式,主张建立一支职业化的, 以坦克为主要装备的机动化的军队。他坚持自己的正确见解,为此遭受到了军方守 旧的高层的极力压制。从军事学院毕业起,就被刻意贬低,军方掌权人物一贯拒绝 他进入决策层。最终由于法国军方拒不接受戴高乐的正确主张,导致法国在二战初 期的迅速失败。相反,德国人倒是很重视戴高乐的军事思想,乐意将他的思想付诸 实践。并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法国惨败,政府投降后,戴高乐只身飞往伦敦,在丘吉尔的支持下,开始了 抗德救国的历程。这一举动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声望与政治合法性,使法兰西坚 持战斗,最后基本上获得了一个战胜国的全部权利与荣耀。这一勇敢坚决的举动为 他将来独掌大权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与改革政治体制奠定了基础。 戴高乐在伦敦宣布“自由法国”开始行动时,其实什么都没有,只有一腔报国 热情。经过不屈不挠的努力,终于借重盟友的力量凯旋回国。当时大部分知名人士 认为投降卖国的维希政权是经过合法的权力机构选举出来的,代表了国家的法统, 怀疑与反对戴高乐行动的合法性与权威性者大有人在。但是戴高乐在这个问题上毫 不妥协,坚持认为,法兰西的法统是掌握在坚持抗战,维护祖国的荣誉与利益的人 手中的。他针对有人攻击他不是通过民主程序选举出来的合法领袖人物的论调反驳 说,圣女贞德也不是通过选举出来的,但是她拯救了法兰西。这个反驳给了迂腐之 辈当头一棒,在抗战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戴高乐知难而上,百折不挠,终于 形成了以自己为重心的合法政府。在解放后,他也坚持对自己早年的保护人与提携 者,维希政权的头子贝当进行公开审判,为的是剥夺贝当的法统与荣耀,巩固自己 作为法兰西唯一代言人与国家利益守护者的伟大形象。 纵观这两位伟大的领袖人物的全部政治生涯,可以发现其实他们第一次甚至第 二次获得最高权力时的确都使用了不太合法的手段。不过我们不应该过分计较这些 形式上的合法性问题,真理在谁的手中,谁的所作所为有利于国家与民族,有利于 伟大事业的成功,我们就应该追随他,服从他。归根结底,祖国的利益与人民的需 要就是最高的法律,谁也不能僭越这一条。 在获得夺取全国政权的胜利方面,毛泽东与戴高乐有异曲同工之妙——两者都 不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胜利的。毛泽东获胜是因为日本侵略军把蒋介石打得 丢盔弃甲,苏联红军又将日本人打得落花流水,接着又将美国人拉下水,借美国人 之力来压制蒋介石不轻举妄动,又在敌占区发动了反蒋运动,待天时地利人和三大 要素具备后,便一鼓作气地夺取了全国政权。 戴高乐也是有类于此。先是借重丘吉尔的支持,在英国获得了立足之地。然后 随着自由法国运动的军事进展,在美军登陆北非后,为了摆脱英国的控制也为了遏 制美国对北非的图谋以及保护法兰西帝国,将其中心迁到了阿尔及尔。最后随着盟 军的登陆,以胜利者的姿态进入了首都巴黎。 大恩不言谢。对于这两位伟大领袖来说,固然是盟友的帮助才使得自己获得了 全国政权,但是难道又要将自己的国家主权奉献给盟友不成?在这个世界上,要想 做好事,先要做好人。做好事要做到底,并且不要心存索取回报的念头,这样才不 会愤愤不平,悔恨交加。对于那些一心扶危济倾,存亡续绝的“仁义”之国来说, 只有对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了如指掌,对盟友的一切忘恩负义、背信弃义甚 至恩将仇报的行动都处变不惊,视之为理所当然,势不可免,这样才能将盟友关系 保持到底。 当然,毛泽东与戴高乐这两位伟大领袖也的确是属于那种不善于感恩的人,对 他人的恩惠视之为理所当然,对事实或者想象中的侮辱念念不忘,睚眦必报。任何 一位伟大的领袖都是绝对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而且这种自我中心的意识如果放大成 为民族或者伟大的运动的代言人与化身时,就更是不可遏制了。无论丘吉尔给予了 戴高乐,斯大林给予了毛泽东多么大的帮助,都被后两者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因为 联盟关系或者某种道义性的义务的存在,他们便对盟友的牺牲与奉献安之若素,但 是自己的利益一旦受到任何一点微小的损害,便做出了过激的反应。 戴高乐在回忆录中对自由法国的种种不良形象竭力美化,对丘吉尔为法国仗义 执言的举动,都理解为英国对欧洲霸权的图谋。至于对美国,戴高乐就更加不信任 了,一开始,戴高乐还寄希望美国将会给予自己比英国更大的支持,结果,他发现 罗斯福根本不将他放在眼里,处心积虑地试图将法国一劳永逸地从大国行列中驱逐 出去。最后不得不更加紧密地依靠丘吉尔的支持,甚至跟斯大林来建立联系来抗衡 美国的压力。虽然他自始自终依靠丘吉尔的全力支持,但是他对丘吉尔毫不感恩, 在事关法国的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毫不妥协。以至于他周围的人都认为, 与其说德国是戴高乐的头号敌人,不如说英国是他的头号敌人。 十九世纪伟大的战略家,统一德国的领袖人物俾斯麦有言,“切不可为了感情 而结盟,因为我方所做的牺牲将被对方视为一种完成高尚目标所应当付出的代价。” 的确,建立在交易基础上的友谊较之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交易更为可靠。在戴高乐 看来或者口头上极力宣传,基于民主国家的立场,反对共同的敌人——法西斯德国 就是英法结盟的基础。英国无论给予自由法国的援助有多大,在道义上都是应该的。 虽然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运动处在弱势,不得不借重英国的力量,但是戴高乐在 国家利益的问题上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其不妥协的作风令追随他的人觉得不合时 宜,令丘吉尔与罗斯福大感惊异与困惑。这样目中无人,不知天高地厚,怎么对自 己的实力与处境毫无自知之明?但是,非常之人,方能行非常之事,方能建非常之 功,而戴高乐正是这样的一个非常之人! 在毛泽东看来,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存在,是苏联无偿援助中国革命的道义基 础,至于苏联本身的国家安全与外交困境,毛泽东就管不了那么多了。他在这方面 有极为强烈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现实感,当年共产国际的主席季米特洛夫要求八路军 对日本军队发动大规模的进攻,以减轻苏联所承受的战争压力与威胁。这个要求被 毛泽东一口拒绝,理由是八路军太弱,不足以与日本军队抗衡,此举等于白白送死。 但是在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击败日本关东军后,国民党的军队暂时还没有开进,美国 势力依照雅尔塔协定不得进入,东北地区暂时出现了政治与军事真空。良机千载难 逢,毛泽东于是千方百计地要求斯大林与苏联红军在自己的军队进入东北的问题上 给予最大的帮助,拿得上台面的理由当然就只有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 来!”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驱车前往北京机场时,在评论戴高乐在下野的十二个年头时 说,“逆境是一个伟大的教师”,“那些一生都走着平坦大道的人是培养不出力量 的。一个伟大的领袖逆着潮流而不是顺着潮流游泳才能培养出力量。”这一点也适 用于在一九五九年以后退居二线的毛泽东。对于一个伟大先知型的领袖来说,挫折、 退隐与反思是其一生事业中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只有在经历巨大的挫折,超脱了利 害关系,从而将得失荣辱看得无足轻重,才能探求到民族的命运、历史的脉络和宇 宙的神秘本质,才能获得老而弥坚、愈挫愈奋的斗志与勇气。 毛泽东与戴高乐在第一次掌握最高权力后,都“自愿”经历了一段挫折与退隐 的时间。戴高乐是主动辞去政府总理的职务,在家乡科隆贝隐居与沉思以及写作《 战争回忆录》。毛泽东则是主动退居二线,将国家主席的职务让给了刘少奇,自己 集中精力研究哲学与国家命运的问题。 之所以这样,对于戴高乐来说,是因为他不愿意再看到导致第三共和国覆亡的 下流无耻的政党政治的复兴并且与之合作,另外其对美国的强硬姿态不合国内垄断 资本集团的需要。那些第三共和国的政治余孽们,丝毫不知改悔,丝毫不觉惭愧, 将戴高乐视为眼中钉,唯恐自己的私利遭受破坏,宁愿维持一种使政治局面趋于瘫 痪的状态。只是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无法解决时,法国面临军方暴动的险情,统治集 团这才不情不愿地让戴高乐上台执政。 毛泽东则是在“大跃进”运动遭受全面挫折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饥荒动摇了他的 威信。他采取了以退为进的方法,将国家主席的职务让给了刘少奇,自己则在暗中 积蓄力量,渴望重新获得神授的魅力,重新掌握亿万人的命运。 在阿尔及利亚危机期间,戴高乐利用铁杆戴高乐派德尔贝克穿针引线,诱使军 方表示出拥护戴高乐上台的意向。(甚至在此以前可能就已经利用蓬皮杜与法国垄 断资本集团达成了政治上的交易,这是以后蓬皮杜对戴高乐突然解除其总理职务以 及剥夺其继承人地位耿耿于怀的原因。)戴高乐当仁不让,几小时后立即做出正式 反应,做出了接管国家权力的姿态,此举激起了人民的想象力与政治冲动,导致了 合法政府的崩溃。 戴高乐重新执政后,吸取了第一次执政的教训,制定了一部宪法,将总统的权 力大大加强,使之成为政府稳定与国家利益的监护人,由此导致了第五共和国几十 年来的政治上的安定局面,避免了第三与第四共和国期间那种倒阁频繁的政治灾难。 这是戴高乐留给法国的最大的政治遗产。 毛泽东当年频繁地回韶山,回长沙,重上井冈山,其实是为了在过去的人生事 业的起步阶段与最困难同时也是最光辉的岁月中所处的地方汲取复兴的力量。毛泽 东进行早期的革命活动时的处境与发动“文化大革命”前的处境是一样的,在党内 他受到了普遍的怀疑与孤立。但是他自信自己的选择是绝对正确的,当年是如此, 现在也一定是如此。毛泽东最后在武汉畅游长江,显示了他老当益壮的风采,此举 是其政治复兴活动的经典象征。最后他在林彪策划与推动个人崇拜的浪潮中利用学 生运动所导致的无政府地混乱状态,再次登上了政治舞台的最中心。 在国家处于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下,他的巨大权威无人能够怀疑与 动摇。他利用一帮热情冲动的青年人,将合法的,但是已经对其不驯服的党政机关 打得粉碎,重新确立了自己对国家的绝对控制。在退隐反思的岁月里,他逐步完善 了关于建设平等与正义的理想社会的蓝图,并且按照这种蓝图领导了亿万人民进行 了一场最为浪漫与宏伟的革命。一直到临终前,还在念念不忘怎么将“文化大革命” 这笔遗产交给后代。 这两位伟大领袖为了重返政治舞台的中心都作了充分的准备,先是主动引退, 养精蓄锐,静观其变。一旦出现无法控制的动荡局面,自己登高一呼,应者景从。 伟大领袖所具备的神授魅力,不是那些循规蹈矩的凡夫俗子们所能梦见。 当然,我们应该以同情的态度来认识这一点。真正的领袖人物就不会是通过选 举产生的,他们的权力要靠自己去争取。所谓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就是不经选举与不 可制约的人。历史上的那些群众领袖,都是在群众运动的暴风雨中所诞生的,凭着 神授魅力,对群众实施催眠术般的统治,如佛祖释迦牟尼、耶稣基督、先知穆罕默 德、圣女贞德与拿破仑大帝等等。 如果某个领袖人物是经过了合法的程序推选,并且其言行都受到强有力的制约 (且不说这种制约来自何处),那么他是否是一个名副其实、货真价实的领袖人物 则大有疑问。正常的情况下,基本上就只是个政治象征物了。另一方面,人民如果 没有高度的自觉性与政治才能,致使国事糜烂,公共利益得不到维护,就只有让那 些神授魅力的伟大领袖待从头,收拾旧山河了。其间的种种小节,还是不必深究了。 圣人云,“大德无亏,小节出入可也。” 当然,领袖的权威也有受到挑战的时候。在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期间,面 对人民群众对他的权威的直接挑战,戴高乐毫无准备,几乎束手无策。他私下里自 艾自叹,“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了虚弱,我不为自己感到骄傲。”但是戴高乐的 意志显然并没有完全崩溃,他做了最后一搏。五月二十九日是反对派预定举行大游 行的日子,这一天也应该在爱丽舍宫总统府举行例行的内阁会议。但是这一天戴高 乐突然失踪,谁也不知其去向,由于权威真空,全国处于一片恐慌之中。那些政治 经验不足的对手们急于分赃,因而内讧与分裂。第二天,戴高乐突然回到巴黎,发 表了广播讲话,表示,“应该改革,不许胡闹!”迅速地稳定了局势。 原来戴高乐秘密到达了巴登巴登法国驻德国的部队,询问了司令官马絮的态度, 得知军方对其完全支持的表态后,获得了充分的自信。戴高乐返回巴黎,部署了政 治上的反击,亲戴高乐的力量举行了五十万人的反示威,在随后举行的大选中,戴 高乐派在国民议会中赢得了绝对的多数从而大获全胜。戴高乐终于化险为夷,在五 月风暴中与反对派进行的这场较量是他一生中玩弄权术的登峰造极之举。 对于毛泽东来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利用林彪势力与四人帮集团,也是他一 生中玩弄权术的登峰造极之举。为了争取林彪的绝对支持,不得不破天荒地在党章 中写明了将其列为接班人的条款。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是史无前例的,并且 违背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组织原则中的几乎每一条。其后毛泽东加紧扶植“四人 帮”集团与林彪势力分庭抗礼,导致林彪自觉接班人地位不稳,因此铤而走险,试 图抢先接班。阴谋失败后,林彪仓皇出逃,身死大漠。最后毛泽东在临终前将权柄 交给了厚重少文的华国锋,将积怨甚多的“四人帮”集团弃之不顾,甚至留下了江 青等人的问题“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 决不了,后年解决”的讲话。将这些忠心耿耿的走狗,出卖给了最后的守灵人。 玩弄权术,这是古今中外任何一位政治家所不能避免的职业病,毛泽东与戴高 乐这两位百年一遇的伟大政治领袖就更是如此了,他们玩弄权术的水平也是前无古 人,后无来者。当然,我们应该以同情的态度来评论这些举动。一个终身以救国救 民为己任的政治家,如果没有掌握权力,连生存都会有问题,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为国家奉献?再说他们的那些政治对手也绝不是一些非礼勿视,非礼勿行的谦谦君 子。没有深沉的心机,迷信公道自在人心,只是一个百无一用的书呆子,只会在政 治斗争中被无情地打倒与消灭,不要说荣耀,连一点怜悯也不会得到。 戴高乐在一九五九年阿尔及利亚危机中上台,被议会授予解决阿尔及利亚危机 与改革政体的绝对权力,直至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人民对其统治普遍与大规 模的抗议,其间是十年。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中重新建立了绝对的 权威与对国家的全面控制,到一九七六年“四五运动”,其神圣不可怀疑的形象在 青年一代的大规模的抗议中被动摇,其间也正好是十年。当这种不可遏止的怀疑与 不满来临时,这两位伟大领袖还浑然不觉,自认为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绝对拥护,因 此对这一切的来临是毫无准备。最后都受到了精神上与政治上的巨大的打击,不久 后便终结了生命。 戴高乐在暴风雨般的群众运动中被动摇了威信,丧失了与人民心心相印的感觉, 心情极度沮丧,破口大骂法国人是畜生,对伟大的人物忘恩负义,拒绝使法兰西变 得再度强盛起来,以不辜负她在历史上所体现的崇高的理想与所扮演的伟大角色。 最后借口一个无关宏旨的小问题,急流勇退,返朴归真。 至于毛泽东,先是利用学生运动造成的破坏效应重新获得了无上的权威,在本 人所掀起的惊涛骇浪中奋勇搏斗,自觉其乐无穷。他强迫人民完全按照他的一整套 斯巴达式的平等人的公社体系来生活,完全不顾他们的本来意愿。随着时间的流失, 人民的不满在增加,因为人民尤其是青年们觉得自己被愚弄,被忽视了,在献身精 神的热浪消逝后,他们的心中充满了自怜自娇的委屈。 他们两个人都自称是民族的领袖,是人民的儿子,对人民无比信任与热爱,但 是他们心目中的人民是他们所想象出来的人民,并非是现实中真实的人民。在他们 的想象中,人民无欲无知,纯朴真诚,愿意将一切甚至生命奉献给伟大领袖,完全 按伟大领袖的指挥与需要行事,除此以外,别无它求。这种印象在某些时候是正确 的,例如法国的青年一代积极投身于印度支那与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战争,为了捍卫 法兰西帝国的荣耀而英勇牺牲。中国的青年一代则在抗美援朝与援越的战场上洒下 了鲜血,在贫瘠的边疆与农村地区奉献他们的智慧与青春,同样是为了使祖国重获 大国地位,使祖国变得繁荣富强。但是一时的冲动所导致的奋勇牺牲过后,人们也 许就会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对国家大事与民族命运充满了厌倦。 其实人民并非永远是那么的勇敢,那么的纯洁,那么的正直。在他们心中,时 刻充满了苟且偷生与损人利己的愿望,让我们发财吧!让我们得过且过吧!让我们 自由自在吧!我们有完全属于自己的梦想!总而言之,我们只愿意过一种平庸与惬 意的生活!别再让您的那些宏伟的英雄梦想来干扰与诱惑我们了!就让那些在名利 竞争中获胜的既得利益者去为了他们的荣华富贵去战斗吧!一无所有的人要休息了, 要完完全全地为自己而不是为伟大领袖而生活了! 伟大领袖终究是要交出权力的,不管是在生前还是在死后,但是这两位雄才大 略的伟大领袖都是不愿意以法定的形式来确立自己的接班人的至少是对自己的接班 人充满了防范之心。戴高乐选择了蓬皮杜,最后又因为蓬皮杜在“五月风暴”中真 切地感受到了戴高乐的权威的退潮,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了自信,完全独立行事,不 把戴高乐放在眼里了。因此戴高乐对他感到极为厌恶,导致其被解除了总理职务。 最后蓬皮杜在戴高乐在全民公决失败后还没有正式宣布辞职时,就擅自宣布将竞选 下一任总统。此举彻底地激怒了戴高乐,导致他与蓬皮杜的私人关系彻底决裂。戴 高乐在离开爱丽舍宫时表示,“蓬皮杜只能在我寿终正寝时再见到我。” 毛泽东选择了林彪,但是一直对他有防范之心。因为历史上林彪就一直表现得 极为狡猾精明,自己的观点深藏不露,极善于察言观色,见风使舵,韬光养晦,诿 过于人。后来林彪为了测试自己的权威,发布了一个“林副主席的第一个战斗号令”, 此举触动了毛泽东的忌讳。后来的一系列原因导致林彪的接班人的地位不稳,林彪 最后狗急跳墙,图穷匕见,试图以暗杀毛泽东来抢班夺权,中国差一点就处于内战 与分裂的灾祸之中。 两位伟大领袖都没有看错,这两个接班人都是贡献多少就要索取多少回报与好 处的人,精明势利,锱铢必较,决不会逆来顺受。当他们得知自己的接班人的地位 并不巩固,伟大领袖可能另有所钟而且将他们当作一个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小人 物时,都产生了抱怨——自己与伟大领袖之间的关系“原来只不过是一种临时的职 务关系,而并非是一个伟大人物和一个完全忠实于他的勤勤恳恳地以自己全部才干 为他服务的人之间的特殊关系。”最后都是毅然叛变,不过一个是折戟沉沙,一个 则如愿以偿。作为一个接班人,尤其是那种伟大领袖的接班人,其地位永远都是微 妙的。一点都不能干或者一心一意韬光养晦就不能够获得或者保住自己的地位,但 是太过于锋芒毕露,目中无人,却会引起伟大领袖的猜忌与不安。生前不能驾驭, 死后就更加不能令自己放心了。 由于制度的限制,毛泽东可以用终身制的手段来维护其神授魅力的统治体制, 因此可以将权力永远掌握在手里,并且可以指定接班人。相比之下戴高乐就没有这 么么多法宝了,不管是主动辞职海是任满交权,都不可能指定下一任总统。当然, 后任总统蓬皮杜也不是庸才,但是他是背叛了戴高乐的,这令那些忠于戴高乐的追 随者耿耿于怀,永不宽恕。戴高乐在一九七零年“6 ·18”纪念日期间访问西班牙 时,对佛朗哥为什么能够长久地保持权力,感到十分惊讶。感叹自己一招不慎,满 盘皆输,留下了永远的遗憾。其实他要是放下架子,早日来访问中国,与毛泽东来 交换意见,肯定就不会吃后悔药了。 对于毛泽东来说,林彪政变未遂与叛逃事件动摇了他的威信,使他在精神上与 身体上深受打击,以致再也不愿意与公众见面了。之后,他批准了公布《“五七一 工程”纪要》与《滴水洞来信》,其真实用意是向人民求助,坦白自己的心迹,重 新获得人民的信任。但是这种做法事与愿违,那些极度热爱伟大领袖的人无论对伟 大领袖有什么污蔑之词都不会相信,但是对于那些好学深思、半信半疑的青年一代 来说,公布这个充满了恶毒攻击的纲要与吞吞吐吐的信件,起到了思想感情转变的 导火索的作用,使他们终于与伟大领袖彻底决裂了。这跟戴高乐在“五月风暴”后 企图将参议院与地区改革的计划诉诸全民公决来鼓舞人心,重获威信的失败做法可 谓异曲同工,殊途同归。在旁观者看来,画蛇添足,多此一举,费力不讨好,又是 何必?有人干脆认为,这伟大领袖算计失误,玩火自焚。其实笔者倒认为,这是这 两位伟大领袖的诚实本质的最好体现,他们都不愿意永久地与人民隔绝,渴望重建 与人民互相信任的关系。至于事与愿违,有其历史必然性,不能认为是玩弄阴谋, 故作姿态。就毛泽东与戴高乐的一生中充分地表现出尼采所言的的超人意志与柏格 森所言的生命冲动而言,他们是高度一致的。这两位伟大领袖都散发出一种“粗犷 的而凝聚的意志力”(基辛格语),一贯神秘莫测,大权独揽,从来不把内心的真 实想法告诉任何人。说来说去,任何一个国家的伟大领袖与其他国家的领袖人物相 比,总会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似之处,远远大于他们与本国的普通人甚至非领袖型的 政治家之间的相似之处。他们的一致,归根结底是在权力结构中的处境与地位方面 的一致。任何一个人,经过奋斗到达了权力的巅峰,其所作所为都是类似的,尤其 是处在国难当头时诞生出来的救世主类型的英雄人物就更是如此了。领袖的意志也 会有衰竭的时候。当戴高乐在全民公决中失败时,毅然决定引退,其决绝的姿态令 当时的人极为不解。其实戴高乐是一个极为高傲的人,不愿意在没有获得人民绝对 信任的情况下继续执政。本质上戴高乐不是一个喜欢靠收买人心与小恩小惠的手段 来拉拢部下以及与对手妥协的人,他更喜欢靠领袖人物的神秘意志与威慑力来迫使 他人无条件地服从。这方面,他与毛泽东极为类似。他们两个人都是刚多于柔,以 致皎皎者易污,挠挠者易折。揣而锐之,不可长保,不如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功 遂身退,天下之道。这是不分古今中外的普遍的历史规律,并不因为伟大领袖的存 在而例外。恩恩怨怨,生生死死,过去的一切都已经永久地逝去了。死亡不会放过 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凡夫俗子还是伟大领袖,衰老对于伟大领袖人物的摧毁是彻底 的,说来说去,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死神是最终的胜利者! 戴高乐的政治遗产——宪法、外交政策与总统集权制等等都被法国的政治家们 全盘继承了下来。那些在他生前极力反对他的政治对手,自己当上总统之后觉得这 些设计实在是高明,一届还不够,还要再争取连任,一共当了十四年总统,比戴高 乐还多四年。在戴高乐的生前,无论是他的追随者还是对手,都对他非凡的勇气与 业绩都表示了肯定,在他死后更是众口一词地赞美。比较起来,毛泽东心目中的最 重要政治遗产——人民公社制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种种设计却被全盘否定。本 人被三七开,或者一分为二。而且在逝世后的较长时间里,遭受到了刻意的冷落。 看来世界还是公平的,有所得必有所失,终身掌权就免不了受后人的微词,生前退 隐,倒有可能被全盘接受。 还是俾斯麦说得好,“在地球上所遂行的事情,总有一种堕落天使的特质:漂 亮,却不意味着和平;概念伟大,就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并且未必会实现;骄傲 的同时必定就是孤独。”“无人得以不朽而勿须付出代价。” 写于2001年五月间 ---------- 中国读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