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成山的日子 作者:一听 (上) 人的衰老是从自己觉得衰老开始的。过了三十七岁,我突然觉得自己不再年 轻了。虽然还不至于衰老,但已经不是年轻人了。我的腰围渐渐增粗,眼睛开始 出现毛病,一些奇形怪状的黑影在眼前漂来漂去,据说这是白内障的先兆。有一 天吃晚饭时,我端着酒杯呷了一小口,然后不慌不忙地用筷子去挑肉,忽然觉得 这简直就是个糟老头的形象,只有那些无所事事的老头才会架着二郎腿,一边喝 酒,一边吃肉,自得其乐。 十几年前我曾经狂热地喜欢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像Man Ray 的油画和摄影, Jacques Lipchitz的雕塑,Alain Robbe- Grillet的小说,现在都已经不能打动 我了,再看也是白搭,完全无动于衷,仿佛思想深处的某个闸门在我三十七岁以 后就关上了。我在灰尘累累的书架上找出那套曾经颠倒众生的《外国现代派作品 选》,翻来翻去,怎么觉得里面废话连篇,尽是垃圾,和一堆精神病患者的呓语 差不多。我不禁大为惊慌,仿佛衰老正像一个巨大的阴影慢慢向我逼近,最终将 把我完全吞没。 三十七岁那年,我的职业是自由撰稿人。我一直认为自己适合当社会新闻或 国际新闻的记者,我应该去采访巴黎地铁爆炸案、东京真理教派和拉宾遇刺案, 为了证明我是国际新闻的人才,在拉宾遇刺以后我马上开出了一份很详细的“第 二次世界大战后遇刺的各国领导人名单”,投寄给全国五十六家报社。这份名单 至今已经刊登了二十三次。 我除了编写被暗杀的各国领导人名单之外,还给报纸杂志的“时尚消闲”专 栏写些小稿,介绍衣食住行和吃喝玩乐。我觉得这种东西应该让那些对潮流非常 敏感,喜欢在酒吧流连,听摇滚音乐和谈论前卫艺术的年轻作者去写。但我至今 仍然坚守着这类专栏,因为我还不想放弃年轻的感觉,我需要拿出证明来。虽然 一想到需要拿出一点东西来证明自己年轻,这本身就是很可悲的。 然后,我还写小说。这是最难于启齿的,承认自己写小说就好比承认自己性 无能一样。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在去年夏天,准确地说是七月二十八日星期五,我得到 一个消息,电视台准备对我进行一次三十分钟的采访,让我谈谈对本地文学创作 的看法。我很感动,在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关心“文学创作”,我必须认真地 探讨这个问题。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家等电视台的电话,以便确定采访时间。可是没有人打电 话来。当我被一阵隆隆的雷声惊醒时,窗外已经漆黑一片了,正下着瓢泼大雨。 闪电不时把我的客厅照亮,显出一些稀奇古怪的造型。我在沙发上睡着了,睡得 像死去一样。这是不是衰老的迹象呢?我把两条腿盘在沙发上,趁闪电的机会眯 起眼睛打量着客厅,墙上贴满了各种各样的图片,有西藏布达拉宫的照片;有Blip 摇滚组合的海报;还有几幅油画,画的全是不同形状的花瓶。这一切都强烈地证 明着它的主人是一个处于反叛期的艺术青年,而不是一个爱看电视连续剧的垂暮 男人。 我忽然很想喝点什么,最好是一杯啤酒。我跳下沙发,从门后拿起雨伞。这 时才发现屋里原来还有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角落里,把我吓了一大跳。我不知道 妻子是什么时候回家的,她一声不吭地坐在黑暗中,怔怔地望着我,我很害怕这 种目光,有点像一只受伤的羔羊无奈地望着步步逼近的母狼。 “你要出去吗?”她问。 “是的,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回来个把小时了。” “你一直坐在这里?” “我在看你。” 我仍然僵立着。她的目光使我有点迟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你去吧。” 她说,“我等你回来。” 我想说别等了你先睡吧之类的废话,可是等我来到了大街上才想起什么也没 说。雨突然小了,几乎完全停了。但街头仍然泛着一片蒙蒙的水光,来往汽车的 红色行车灯,一串一串,在水中闪闪烁烁。我撑着伞,踩着人行道上的淤水,来 到街角处那家新开张的红蜘蛛酒吧。里面很安静,只有三四个顾客,都是俯着身 子在桌面上哝哝低语。我在临窗的桌子坐下。一名年轻的女侍应无声无息地绕到 我的身后,把一本价目表搁在桌上。我吓了一跳。 “请问先生要点什么?”女侍应问。 “一瓶啤酒。一碟果仁。” 女侍应转身离去。我注视着她的背影,一个非常纤弱的女孩子,看上去只有 十七八岁,却梳着一个奇怪的成年妇女的发髻,露出瘦长的脖子,使她显得更加 瘦弱。我看了看其他女侍应,全梳着相同的发髻。这女孩子有一种令我觉得非常 熟悉的外地口音,但一时却想不起是什么地方,反正不是广州本地人。在酒吧当 侍应的女孩子绝大部分来自北方的一些贫穷地区。这种现象使广州弥漫着一股暴 发户的腐败气息,令人反感。 我很快就不再留意女侍应了。酒吧的灯光十分暗淡,隐隐约约可以看见吧台 里面站着一个男侍者,也许是个调酒师,正和另一个女侍应低声交谈,女侍应不 时吃吃地笑着。这种调情的笑声使我浑身不自在,起鸡皮疙瘩。于是我浏览四周, 企图分散自己的注意力。这时,我看见对面的墙壁上有一幅油画。 身材纤弱的女侍应把啤酒端来了。我冲着对面的墙壁抬了抬下巴,不经意地 问,“那是什么?” “一幅画。” “画着什么?” “不知道。” “是一个躺在床上看书的裸体女人吗?” 女侍应低声笑着,也许认为我是故意挑逗她,所以带着一种使我不自在的笑 声向黑暗退去,像来的时候一样蹑手蹑脚。当她回到吧台后,和那对男女嚼了几 句耳朵,他们一齐用好奇的目光向我射来。 我端着酒杯,走到那幅画前仔细地端详着。那确是一个裸体女人,但不是一 幅油画,而是一张经过油画效果处理的照片,走近一看,画面上的网纹便显得虚 假和浮夸。一种莫名其妙的失望顿时涌上心头。当我犹豫不决,是继续站在原地 观察照片,还是回到座位上去的时候,忽然感到身后有人呼吸的声音。我转过身 来,那位身材纤弱的女侍应站在离我不到一公尺的地方。 “你喜欢这幅画吗?”她问。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喜欢的话,你可以开个价,把它买了。” 我眨着眼睛,“这幅画是卖的吗?” “可以卖。不光这幅画,你手里的杯子也可以卖,桌子也可以卖,所有东西 都可以卖,只要你的价钱合适。” “你说个价吧。” “七百。” “不,不,”我笑了起来,“决不值这个价。” “五百。” “也不值。” “那你说值多少呢?”女侍应把头一歪问。 “反正不值五百。” “你说嘛,到底值多少?我说五百,你可以还价嘛。三百也好,四百也好, 还个价嘛。” 我突然感到这种对话有点暧昧。我重新打量了一下那女孩子,她脸上的表情 异常清纯,像透明一样,并没有半点风尘的味道。我放心了。“你是四川人?” 我喝了一口啤酒,突然听出她的口音了,是四川某个地方。 “不,我不是四川人。” “一定是。我以前认识一个四川女孩子,也是这种口音。你叫什么名字?” “叫我阿珍吧,不过我真不是四川人。” “阿珍。” “你要买这幅画吗?” “不。”我慢慢向自己的座位走去。 “你觉得这幅画不好吗?为什么不买?”阿珍跟在后面问,她的声音流露出 明显的失望。 “不买。”我没有回头,“它不是一幅画,只是一张照片而已。” “管它是什么呢,只要好看就行了。” 我和这个叫阿珍的女孩子就这样说了一大通废话。阿珍是个可爱的姑娘,可 是我却让她失望了,因为她这么热心地推销那张照片,反而使我产生了怀疑。她 只不过是一名侍应,卖画并不是她的职责,但她的热情竟如此高涨,实在不合情 理。当我明确地说不买那幅照片以后,她竟推销起茶杯、餐巾和桌布来,于是我 断定卖这些东西是她收入的一部分。 我坐下了,她还站在桌前絮絮不休,像小学生在课堂上背书。 “你一定觉得我是个骗子。或者这家酒吧的老板是个骗子。怎么刚开张就卖 茶杯、餐巾?是不是生意不好要倒闭了?这是老板的主意,说让每个客人都带点 纪念品走,杯子也好,擦桌子布也好,灯泡也好,以后就会记住' 红蜘蛛酒吧' 了。我们都觉得这是个馊主意,只有傻瓜才想得出来,可是不敢说,因为我们不 是老板,老板叫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坐下说吧。”我建议。 她摇了摇头,还想说什么,说了两遍都停住了,说不下去,突然吃吃笑了起 来,把我吓了一跳。她一扭身,迅速躲进了吧台,消失在一扇窄小的门后面。那 两个男女侍应不约而同瞟了我一眼,正好遇上我的目光,立刻露出俗气而暧昧的 笑容。 我感到奇怪。为什么那个叫阿珍的女孩子会突然消失不见了呢?难道她以为 我有什么不轨的企图?我把自己的举止认真检讨了一遍,确信我的一举一动都是 彬彬有礼的,没有半点冒昧唐突的地方。于是我便不再思索阿珍突然跑掉的原因 了。 这年的夏天气候非常炎热,气温在摄氏三十七度左右居高不下。 我想把这种炎热的感觉写进我的新小说《垃圾》里,但对于现代读者来说, 他们并不需要知道炎热的感觉,他们不需要作者形容气候如何炎热,不需要作者 浪费笔墨去形容树木、草地和天空,他们会很不耐烦地质问,难道我连什么是炎 热都不知道吗? 可是炎热的意义对我来说却非同小可,因为就在这个炎热的夏天,我所居住 的那幢大楼四周的平房都已经拆毁了,成了一片乱七八糟的烂地,但却不见有人 来施工,大家都不知道这块地将来做什么用,也没有人去关心这个问题,这里便 理所当然地成了附近居民抛弃垃圾的地方。当天气炎热时,空气便弥漫着惊人的 恶臭。我把这一堆堆的垃圾视作人类的大结局,并准备写一篇小说,题目叫《垃 圾》。 其实我从来没有认真考虑人类是否会变成垃圾。我整天在家耽着无所事事, 或者躺在床上干瞪眼,或者坐在电脑前玩《梦城兔福星》之类的游戏。每次玩个 把小时,起初总是热情洋溢,但玩着玩着就厌烦了。到了傍晚,我便搬张椅子到 阳台坐下,和妻子一起观赏楼下的垃圾,我们几乎是目不转睛地观察下班的人们 是如何在一堆堆腐败的垃圾中穿行。这些人显然都是识途老马,熟练地沿着一条 踩出来的小径疾步而行,甚至有说有笑,根本不把四周的垃圾放在眼里。 炎热除了能使垃圾发臭以外,还会使人类做出疯狂的事情,比方说施放毒气 发动政变暗杀国家领导人什么的。据我所知,大部分刺客喜欢使用炸弹、手枪之 类的小型武器,成本很低,只有一九九四年暗杀卢旺达总统,用导弹一家伙把飞 机打了下来,令人精神一振,睡意顿消。 我经过红蜘蛛酒吧,看见那幅照片还挂在墙上,没有卖出去。有一两次我看 见阿珍站在门口,和咨客聊天。她穿着鲜红的侍应服装,不时撩撩头发,抬起腕 看看手表,眯起眼睛咯咯地笑,像个天真无邪的孩子。她没有认出我,甚至没有 瞧我一眼。这很正常,因为我和她没有任何关系,我并没有向她购买照片、杯子, 或者餐巾什么的。可是有一天我看见她和一个男人说话,那个男人的样子蠢透了, 一对眼睛像白痴似地离得很开,扁扁的鼻梁,穿着一件粉红色的衬衫,拿着一部 手提电话。我心里竟有点不大舒服,好象不乐意阿珍和这样的男人说话。我快步 从她面前走过,她盯了我一眼,不知认出来没有,我头也没回,但听见他们还在 说话,还有阿珍的笑声。 我强迫自己把精神集中起来,考虑向电视观众谈些什么。其实人人都知道文 学已经完蛋了,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连最后一点的耐心都已经失去了。广州再 没有作家。朋友们听说我还在写小说,都吃惊地瞪大眼睛,好象这是精神病的征 兆。 唯一支持我写小说的是我的妻子。我一共结过两次婚,第一个妻子在结婚后 第三年死于肝海绵状血管瘤,第二个妻子竟然也得了肝海绵状血管瘤。这种巧合 不仅毫无道理,而且非常罕见。我总觉得第二次婚姻是第一次的翻版,丝毫不差 的翻版,连每天上哪间医院,看哪个医生,做哪些检查,吃哪些药,都是一模一 样的重复。这使得我的时间观念变得有点模糊不清了,年份颠三倒四,许多事情 分不清是和第一个妻子做的,还是和第二个妻子做的。 但支持我写小说的妻子是现在的妻子,这个我倒很清楚。 我和妻子谈起阿珍。她一直仔细地倾听,不怎么说话。自从得了肝海绵状血 管瘤以后,她变得沉默寡言,常常坐在黑暗中发呆,或者盯着我看。“你想认识 她吗?”她问,“把她写进你的小说里?”妻子盯着我,神情懈怠,看上去像魂 游天外,可是隔一会儿,她又说一两句话,表示她的意识还很清醒。 “你怎么才能认识她呢?”她问。 “有很多方法。” 妻子点点头,表示同意。 我可以假装想买那幅照片。或者真的跟她买两只灯泡什么的,反正家里也用 得上。我想了解她的家庭,她的生活,以及她的一切。比方说为什么她在红蜘蛛 酒吧当侍应,而不是在别的酒吧呢? “你会和她好上吗?” “什么?”我吓了一跳,“你的脑子真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念头?她看起 来才十五六岁,我几乎可以做她的父亲了。”就在说这话的时候,我也拿不准自 己是不是在说实话。也许我更希望像阿珍的叔叔,甚至哥哥,而决不是父亲。妻 子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写吧。”她说,“把她写成一篇小说。你的小说最棒,写吧。” 于是我决定开始写一部新的小说。 其实我知道自己已经江郎才尽,再也写不出像样的小说来了,身体的腺体再 也分泌不出写小说的激情,甚至连产生性欲的脑下垂也好象停止了运作,处于无 休止的冬眠状态。我虽然已经八个月没和妻子亲近了,但丝毫也没有这方面的要 求,对此我十分惊讶,但事实确实如此。令我激动不已,并且无法忍受的是那里 永远没有动静,总是软绵绵一片。 我愈来愈频繁地从红蜘蛛酒吧门口经过,我对自己说这是为了小说创作。有 时我也会进去坐坐,喝杯咖啡、啤酒什么的。我已经清楚地知道阿珍什么时候上 夜班,什么时候上日班,也知道哪天是她的休息日。只要我从门口走过,凭感觉 就知道阿珍在不在里面。 “嗨,你来啦?”阿珍每次见到我都用热情的声音招呼,“要点什么?和上 次一样吗?” 我很高兴她还记得我上次要过的东西:一杯黑啤酒,一碟果仁;或者一杯意 大利咖啡。也很高兴她不再向我推销茶杯、餐巾之类的垃圾了。她一见我进来, 就丢下其他顾客跑来和我说话,没话可说时,就笑着站在桌前看我,使我觉得自 己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 “你是做什么的?”阿珍问我,可是不等我回答又急急忙忙地说,“让我猜 猜,你是记者?”不是。“专门给人打官司的那些……那些……律师?”不是。 “快餐店老板?”也不是。“骗我。”阿珍有些气馁了。 我说我是自由撰稿人。她神情困惑,显然碰上个闻所未闻的玩意。我解释说 我是写小说的。我不想说作家,因为自由撰稿人听起来好听一点。她明白了,高 兴得拍起手来,你写爱情小说吗?像琼瑶的那些爱情小说?我怎么没见过你的小 说?她呱呱呱地问个不停。 “我不写爱情小说。”我说。 “你写什么?” “唔,”我歪着脑袋想了半天,“我写过一本武侠小说。” 她爆发出一阵大笑,然后急急地捂住嘴巴,吧台后面的那个百无聊赖的男侍 者一听见阿珍的笑声,立即颠着屁股凑过来。“哎呀呀,你们说什么那么好笑? 也让我笑笑吧。”他说。 “他会写武侠小说。”阿珍指着我说,“喂,你能把你的武侠小说借给我看 看吗?”你会武功?是少林派还是武当派?男侍者喷着一嘴臭气,像头猪似地挤 到我和阿珍中间。 我开始胡言乱语了,我说我是一个孤儿,从小就没有父母,只有一个自称是 我养父的人和我一起生活,他的武功是顶呱呱的。我曾经怀疑他是不是养父,从 我五岁那年开始,他就硬逼着我跟他学猿猴献果、金钩钓鱼和鹞子翻身之类的武 功,直把我摔得鼻青脸肿,手腕脱臼为止。但我至今仍不知道猿猴献果有什么作 用。那天我说了很多废话,肯定不止这些,反正是一大堆,说得我舌头僵硬,上 气不接下气。 男侍者很认真地说,鹞子翻身是武功的基础。阿珍挥动餐巾把他轰走,他回 到吧台以后还对我说,你教我好吗? “你写小说,一定会看手相。”阿珍索性在我对面坐下,伸出右手,“帮我 看看,我的爱情线是不是很好?有人说我会爱上一个年纪比我大很多的男人,我 才不信哩。你帮我看看。” 我虽然根本不会看手相,却还是不由自主地拿起她的手。轻轻捏了一下,掌 心的肉很厚,很结实,手指粗短,和她纤瘦的身材一点都不相配。我看了一会才 把她的手放下,有点自卑地说:“我不会看。”“骗人,你总是骗人。”阿珍嘟 起嘴巴说。 我觉得自己很蠢,接下去又感到很快乐,然后又觉得这种快乐很愚蠢,于是 便结账离开酒吧,阿珍送我到门口。她问我什么时候再来,还告诉我她上班的时 间。开始我以为她希望我在她上班的时候来,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想我在她下班的 时候约会她,比方说请她吃饭,看电影什么的。 妻子在家里等我,她一直坐在阳台,呆呆地看着楼下的垃圾。我搬了张椅子 坐在她旁边,她关心地问今天的进展怎么样,对阿珍的了解是不是加深了?她多 大年纪?住在广州什么地方?我告诉她,阿珍大概有十七八岁,说实话我也拿不 准,也可能有十九了,住在冼村的一间出租屋里,我还没有去过。你打算去吗? 妻子盯着我问。我没有回答,伸了个懒腰。 “我把饭菜都热在锅里了。”妻子站起来,向房间走去,“你的小说什么时 候动笔?我真想看看。” “我可以把构思讲给你听。” “还是等你写出来再看吧。” “你不想听吗?” “我现在很累,想休息。哦,别生气,我相信你的构思都是最棒的。还有, 电视台' 城市早晨' 节目组的老张来过一次电话,我说你不在,电话就挂了。” “他说什么了吗?” “没有。” 虽然天刚黑,妻子却上床睡觉了,因为她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即使这 样她也不愿意听我的小说构思。到凌晨两三点她就会醒来,并且再也睡不着,眼 睁睁地躺到天亮。 我对着楼下的垃圾发了一个小时的呆,然后看了一集电视连续剧,今天的剧 情发展到妻子偷情丈夫在街上飞车开枪乱杀人。然后我就上床睡觉。通常妻子是 下半夜失眠,而我是上半夜失眠。这天晚上我躺在床上辗转难眠,离天亮还有很 漫长的时间,躺在床上有什么事情可想的呢?我伸出左手悄悄地摸了摸身旁,和 预料中的一样,我碰到了一个柔软而温暖的身躯。我转过头,一眼就看见妻子蜷 缩在薄薄的毯子下,并且听见她发出轻微的鼾声。 我拧亮了床头的小灯,从枕头底下掏出一本书,随便翻开一页便往下看。我 看书就喜欢这么胡乱地从中间看起。刚好被我翻中的那一页是这样写的:南方是 今年的岁破方位,而同时又有众多凶星混集在那里,故此今年虽有八白这颗当旺 的财星飞临,亦未可言吉。八白财星属土,飞临火旺的南方,有火旺土焦之象, 倘若缺水滋润,恐防会有火厄。化煞之道,可在南方摆放一个鱼缸,缸内养六条 黑色及一条银白色的金鱼,鱼缸内可放二十八粒小石。 我的第一个妻子在四年前死去。在她得病之前,我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样 东西叫肝海绵状血管瘤,就等于阿珍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撰稿人一样。没有人解释 得清它是怎么发病的,有人说是因为肝脏的某一部分停止了血液循环,使血管形 成海绵状扩张。但也有人说这不是主要原因,先天性发育异常才是主要原因。几 乎所有医生都说这种病发展缓慢,预后良好,并不需要怎么特别医治,但有一天 她忽然就死去了。没有任何征兆。 我非常害怕睡觉,就像小时候打烂了母亲心爱的花瓶,战战兢兢地等着母亲 下班回家一样。我从镜子看见自己恐惧得变了形的面孔。我为自己居然害怕成这 个样子而惊讶。虽然我已经长大成人,但这种恐惧的表情却一直难以忘怀。即使 在我成了自由撰稿人以后,仍然无法摆脱根深蒂固的恐惧。也许正是恐惧使我不 得不去写作。我相信治疗恐惧有很多方法,但我选择了做自由撰稿人。 天亮后我要陪妻子去肿瘤医院,然后我要继续等电视台的电话。我的小说也 该动笔了。还有很多废话等着我去说。我还要再去红蜘蛛酒吧和阿珍谈话,谈谈 她的童年、双亲,对未来的打算,还有其他无聊的事情。 我看看枕边的闹钟,才凌晨一点。现在阿珍还在酒吧里忙碌呢。一想起她的 音容笑貌,像春风绿叶、朝霞雨露那么确定,那么真实,那么活泼生动,我就觉 得心里涌起一种冲动,把心脏搅得阵阵胀痛。我喜欢这种心痛的感觉,于是把书 塞回枕头底下,关了电灯,在黑暗中努力捕捉她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和微妙的表 情。想着想着,忽然感到一股热流从腹腔深处涌出,在我的下肢蔓延激荡,仿佛 有什么东西在我身体内蠢蠢欲动,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激动人心。 我忍不住把手悄悄伸进了妻子的毯子里面。 (中) 做自由撰稿人的最大好处就是时间多得不知道怎么花,可以从清晨到晚上一 直无所事事,即使睡着了也尽做些无所事事的梦,于是妻子每次上医院看病我都 跟着去,帮她排队挂号、候诊、计价、交费、取药、慢慢走出医院、叫的士、上 车、用力关门、告诉司机上哪去,等等。 她每次上医院都找一个姓刘的医生。他给我第一个妻子看过病,现在又给我 第二个妻子看病。因为第一个妻子看病的结果是突然死去,使我对他的医术十分 怀疑,但第二个妻子却仍坚持要他看,那怕治不好也要他看。这种古怪的犟劲儿 也是令人怀疑的。这世界上可疑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哦,来啦?坐,坐。”刘医生见到我们时总是这么打招呼,好象我们是上 他家串门似的。我常想是不是该说些和看病无关的事情以显示我们之间熟稔的关 系?比方说:“啊,老刘,你家的老猫生小猫了没有?记住给我留一只哟!”这 样会不会使他看病时的心情愉快一点,看得仔细一点呢? 趁他给妻子做检查时,我准备开门见山地问他家的老猫生小猫了没有,可是 一说出口竟变成我打算写一篇新的小说,内容是什么,什么时候动笔,以及诸如 此类的废话。哦,是吗?他说,我还没读过你的小说哩,说真的,我有二十年没 读过小说了。他肚子显然有比我更多废话需要一吐为快,所以趁我一愣神的当口 马上接着说,昨天我接到一个朋友从英国打来的电话,这家伙到英国两年了,英 语还那么蹩脚,结结巴巴说了半天我一句也听不懂。我说你干脆讲中文吧。你猜 怎么样?他居然大大地吃了一惊说:啊,我怎么没想到,英国的电话也可以讲中 文的嘛!哈哈哈哈! 刘医生大笑起来。妻子也跟着笑起来。我也笑了起来。刘医生说,肝海绵状 血管瘤的治疗效果取决于肿瘤的大小、部位和生长速度等等。肝切除术是最有效 的方法,可根据病变范围作肝部分切除或肝叶切除术。 这些话好几年前我就听他讲过,我想,接下来他该问妻子有没有腹胀、腹隐 痛、食欲减退和恶心嗳气了。 “唔,最近你有没有觉得腹胀、腹隐痛、食欲减退,或者恶心嗳气呢?”刘 医生问。 “有。” 我一看刘医生那副准备发表演说的样子,就知道他马上要介绍肝海绵状血管 瘤和肝癌的区别了。 “你的病不是肝癌,你不用担心。”刘医生和颜悦色地说,“由于肝癌是我 国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很容易将海绵状血管瘤误诊为肝癌,特别是小血管瘤和 小肝癌有时很难区分。不过,你作了B超和肝CT检查,还有核素肝扫描,都确 认为是海绵状血管瘤,不是肝癌,所以大可放心。” 我用纸巾拼命擦着脖子上的汗,心里暗暗祈祷:求求你可别举那个四十六岁 得了特大肝海绵状瘤子的男人作例子哟! “我们医院曾经为一个四十六岁的男性病人切除重达一万八千克特大肝海绵 状血管瘤。术后恢复顺利,随访十年,情况良好,可以参加正常劳动。” “我想生孩子。”妻子说。 “要孩子就得把瘤子切掉。不然妊娠可能会使瘤子迅速增大,分娩时也可能 使肿瘤破裂,危及生命。” “那就把瘤子切掉吧。”妻子说。 “应该,应该。”刘医生松了口气,“你这个是小瘤子,早点切掉,免得它 作怪。我给你安排一下,尽快住院做手术吧。” 刘医生趴在桌上刷刷地写着什么,我终于逮到这个机会问他,你家的老猫生 小猫了吗?他头也不抬地说,我家没养老猫,什么动物都不养,我讨厌动物,包 括老猫。 那一天在医院里听了很多废话,多得简直无法形容。我就是不明白刘医生干 嘛非要我们弄懂瘤子的形状和特点不可,他不厌其烦地描述,这种瘤子是紫红色 或者蓝紫色的,界线很清楚,表面光滑极了,质地柔软有弹性,肿瘤的切面像个 大蜂窝,充满血液,在显微镜下可以看见大大小小的囊状血窦,血窦里面有一层 内皮细胞。血窦充满了红细胞,有时会找到血栓,血窦之间由纤维组织分隔,幸 运的话可以发现被压缩的细胞素,大的纤维隔里还有血管和小胆管。如此等等, 讲个没完。 我和妻子忙着在办入院手续时,刘医生又说起另一个笑话。 我说个笑话你们听吧,他清了清嗓子,开始把他的废话往外抖,医院饭堂的 早餐天天都是面包。有个姓王的医生得了细菌恐惧症,一天要洗一百遍手,吃面 包时一定要把外面那层皮撕掉再吃。有一次被院长发现了,生气地嚷着,王医生 你怎么把包皮都撕掉了?包皮是最好吃的,香甜爽滑,味道一流,我最喜欢吃包 皮了,以后你的包皮都给我吃吧!哈哈哈哈! 刘医生大笑起来,我也跟着笑起来,但这次妻子却没有笑,她脸上露出类似 困惑的神情,望望我,望望刘医生。 妻子就这么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手术要十天后才做,这几天先进行一大堆的 检查,其中最可怕的是一项叫“肝动脉造影”。刘医生以安慰为名,滔滔不绝地 向我们解释这种检查怎么痛苦,如何难受,是一种“有创性检查”,还会出现并 发症,但对肿瘤的定位和了解血供却很有帮助。如此等等,我觉得他仿佛以恫吓 我们为乐。 晚上,我一个人回到家里,累得小腿抽筋。我望着空荡荡的客厅问自己,下 面该做什么事情呢?是洗澡还是煮面条?我打开录音电话。嘟,你是不是在电话 机旁边?如果在就请拿起电话机……看来你是不在。嘟,给我复个电话。嘟,你 为什么不给我复电话?嘟,我是电视台“城市早晨”节目组的老张,请你明天上 午和我们联系。嘟……去他妈的城市早晨,我累得要死了,搬张椅子到阳台看垃 圾。现在那个地方空无一人,只有一两盏街灯很孤寂地亮着。屋里也是一片死寂。 我突然觉得妻子不在身旁,看垃圾也成了一件枯燥乏味的事情。 我回到房间里,打算继续整理那份遇刺各国领导人名单,从一九四八年圣雄 甘地的遇刺到一九九五年的拉宾遇刺,其中有几次是很轰动热闹的,像美国总统 肯尼迪、埃及总统萨达特,都是在大庭广众之中被人用枪轰得血肉横飞。我的名 单目前只写了三十人,据我统计,至少有一百二三十人。这笔稿费足够我喝一个 月啤酒了。但我躺在床上干瞪眼。然后又到客厅的沙发坐坐,去厨房转了一圈, 真奇怪,怎么都觉得浑身不自在,不知道究竟想干什么。我把墙上那张Blip的海 报扯下来,但马上意识到这并不是我想做的事情。我需要一点新鲜的玩意。 忽然间一个念头冒了出来:不如到红蜘蛛酒吧喝杯啤酒吧,把我的新小说构 思讲给阿珍听!今天一天我几乎把阿珍给忘掉了,现在想起来竟有久别重逢的感 觉。 我走进酒吧时,里面几乎是没有人的。光线很暗,只有吧台那儿亮着灯,其 他地方全是黑乎乎一片。空调开得很足,让人冷得发抖,一股奇怪的味道在空气 中弥漫。我连连打了两个喷嚏,使劲揉着鼻子,然后在我常坐的那个位置坐下。 阿珍不在。在吧台后面擦杯子的男侍者听见我的喷嚏声,冲我点点头说这是油漆 的味道。你来找阿珍? “是啊,她没上班?”我问。 “她在,可能在里面偷懒。”男侍者伸手敲了敲那扇窄门,大声叫道,“阿 珍,阿珍。” 过了好一会儿,阿珍才揉着惺忪睡眼从里面出来。“什么事鬼叫?想睡一会 都不行。”她骂骂咧咧。男侍者朝我努了努嘴巴,低声说了几句,阿珍吃吃笑起 来,还拍了一下他的脑袋。不知为什么,我瞧着这个男侍者就是不顺眼,心里不 痛快。 “你来啦?”阿珍走过来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用带点嘶哑的嗓音说,“怎么 这个时候来?这里的蚊子真多,叮了我一二三四个包。你老婆呢?” “住院了。” “哦?什么事?”阿珍抬起头,关切地问。 “肝那儿长了一个小瘤子,要动手术。” “不要紧吧?” 说实话,我常听见人们这样问,“不要紧吧?”可我真的弄不清不要紧指的 是什么。是说不会死吗?我含糊地应了一声。 “这么说你不用急着回家了?可以一直陪我到下班了?太好了。还从来没有 人等我下班,你是第一个。” 我心里猛地跳了一下。 “你知道刚才那家伙对我说什么?”阿珍瞟了吧台后面的男侍者一眼,“他 说那个老头又来找你了。” 一股血猛地涌进了大脑,我的眼睛都花了,真想冲过去把那家伙狠揍一顿。 “你觉得我老吗?”我竭力保持着僵硬的笑容问。她故意把脸凑过来很仔细地观 察了一会,突然“扑哧”一声笑了,“你不老,我喜欢你这个年龄,很成熟很性 感。” “你能把你的小说讲给我听吗?讲其中最有趣的那些故事。”阿珍很孩子气 地请求。 “可是我那些小说都是不好讲的。” “是三级的吗?” 我为难地挠着头皮,不知道怎么解释才好。“不是三级,它们都很干净。不 过,它们没有什么故事性的。” “那你就挑个最有故事性的讲吧。” 我实在无法拒绝她的这个请求,何况把准备动笔的新小说构思向她端出来, 也是今晚上这儿来的原因之一。于是我便把那篇构思已久的故事说给她听。 小说的一开始,我站在客厅里,本来屋主人叮嘱我要看顾她的小男孩,可是 她走了以后,我环顾四周却不见了男孩的踪影。突然间,我听见浴室有孩子的叫 声,我三步并作两步来到浴室,没有孩子,地上只有一滩污水,我马上拿起挂在 墙上的浴巾铺在污水上面,再把洗手池旁的椅子踢到浴巾上,踏上椅子,取走架 子上的肥皂。不料肥皂一滑竟掉到了地上,我想捡起它时却摔了一跤,肥皂又一 滑最后跌落马桶里。我把墙上的风扇插头插进插座,风扇便开始转了。我再把天 窗打开,准备好一切以后,我便踏上椅子,跳到架上,从架上跳到洗手池,再弹 到马桶里。我还拉了一下马桶的拉水掣,于是我便被马桶里的肥皂泡所包围,随 着风扇的风从天窗飘了出去。 我看见阿珍的表情十分滑稽,她把自己的左手举到眼前,仔细地瞧着指甲, 瞧完这根瞧那根,仿佛在琢磨这些到底是手指甲还是脚指甲。我知道她对我的小 说丝毫也提不起兴趣。 “你还要听吗?”我问。 “当然,写得不错。” 其实我也没有把握这到底算不算小说,但我只会写这些乱七八糟的废话,别 的都不会写,真是可悲。 好吧,那我就继续往下讲。我离开浴室以后,来到大街上。我落在一棵树上 面,一只乌鸦被我吓得飞上天,它也把我吓得掉到地上。而那只乌鸦掉了一根黑 羽毛,羽毛在空中飘啊飘,刚好落在广告牌的小丑脸上,小丑打了个喷嚏。我发 现那棵树是一棵苹果树,上面结了很多小苹果,我小时候听外婆说不断摇苹果树 可以使小苹果快点长大,所以就拼命摇着苹果树,把许多还没熟的小苹果都摇了 下来,如此等等。 “讲完了吗?”阿珍问,她伸了伸腰,胡乱地找些话说,“我没什么文化, 真的不大明白你的小说。现在几点了?噢,总算快下班了。” “这么晚了,还回冼村吗?” “是啊。” “一个人?” “你不陪我,当然是一个人。” “你不怕吗?” “怕也要回。总不能睡马路吧?” “一个女孩子,路上不安全。” “不安全也没办法,我的命硬,死不了。” “我在想……”我迟疑不决。 “你在想什么?”阿珍盯着我问。 “要不……” “要不什么?” 我沉默不语,内心非常矛盾,有些话现在不说也许就永远不会说了,我犹豫 了半分钟之久——有时候半分钟足可以改变人的一生了。当然,这是上了年纪的 人才有的老生常谈。我猛地鼓足勇气说:“不如……到我家过夜吧……你放心,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我只是……担心你的安全……如果你不愿意,我也不勉强。 好吗?” 阿珍目光闪闪,盯紧了我。“我不知道。”她说。 “你来还是不来?” “我从来没有和男人单独过夜。” “我们可以分开房间睡。” “好吧。”她轻轻点了点头,“如果你保证什么也不干,我就去。” 这个晚上确实什么也没有干。阿珍到我家后,匆匆忙忙洗了个澡就要睡觉了。 我睡一个房间,她睡另一个房间。除了互道晚安外,我们几乎没再说话,沉默得 像两个哑巴。 “我在那边,有事就叫我。”我指了指我的房间。 她点点头。“那我睡了。”她用征询的语气说。 “唔,睡吧。” 她似乎不大情愿地走进房间,在门口站住了,转过身,神色迟疑地望着我, 我也望着她。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勇气才走到这一步,似乎心有不甘。但我们却又 小心翼翼地不敢惊动心里面的那只怪兽。我们定定地对望了一会,她终于把门轻 轻掩上。 那天晚上,我被一种忐忑不安的孤独感所包围。客厅里寂静无声,厨房里寂 静无声,阳台也是寂静无声。比没有人的时候还要静。我的听觉似乎变得非常敏 锐,就像一只孤零零的老鼠。这种孤独感甚至比我真的一个人时更加强烈,更难 排遣。 天一亮阿珍就走了。我看见她的眼睛通红,脸色苍白而憔悴,看上去像受了 伤一样。她没吃早餐,甚至没洗脸就走了,一下子逃去无踪。我坐在她睡过的那 张床前面,呆呆地看着床单上皱折,空气里仿佛还保留着她的气息,一个十七岁 少女的气息,从她用过的枕头、被单、拖鞋、茶杯和每一件家俱里缓缓渗出,如 烟如雾地充满整个房间。于是我傻坐在那里没有了思想。 大概过了一两个小时,我觉得我发的傻已经足够抵消昨晚的经历了,便收拾 了一下房间,把阿珍过夜的痕迹统统打扫干净,连一点气息也不留下,然后给电 视台“城市早晨”节目组的老张打了个电话。 我并不认识这位老张,这是第一次和他通话。我听见电话铃响了两下,有个 男人拿起话筒,说老张上厕所去了,我在电话机旁耐心地等了约摸十分钟,他终 于来了。“久仰,久仰,”老张在电话里热情地叫着,我觉得一股厕所的味道从 听筒传了过来,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他盛赞我的小说出于反历史的目的,致力于历史事件的叙述,甚至创造了一 个新的历史。在我的小说里历史与虚构的界限已经模糊不清,整个世界是多元和 无序的。“你,同意我的分析吗?”老张气喘咻咻地问。 我好象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堆连自己也弄不懂的废话,比方说我的小说对无选 择性的强调和丰富的物质生活所产生的选择困扰是一致的,如此等等。他好象又 把一堆废话投掷到我的头顶上,这种废话的交流大概持续了二十分钟。我真为电 话的发明者感到悲哀,这玩意本来是为了节省时间的,现在却成了浪费时间的最 佳工具。 最后我们都觉得所说的废话大概可以证明我们思想的成熟和新颖了,老张才 问我采访定在明天下午行不行。我说行,没问题。他又说了一通很高兴认识我的 废话。现在我心中有数了,明天的采访将是一场废话的攻防战,晚上我得找几本 专门讲这类废话的书看看,免得明天哑口无言。 打完电话一看时间,已经十点多了,该去医院探望妻子了。 马路上热气蒸腾,等我赶到医院时,浑身上下已经散发着薰人的汗臭。妻子 不在病房,护士说她做检查去了,我问是不是肝动脉造影?她说是啊。我说那个 瘤不是很小吗?还不到五厘米,干嘛要造影?护士瞪了我一眼,语带嘲讽地说你 好象还挺内行嘛。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百无聊赖地等待着。空气里有一股呛人的乙醚和药物 的气味,使我想起第一个妻子住院的情景,我也曾经坐在这张长椅上等她,当时 我消磨时间的方法是注视着地上的一块痰迹,看有谁踩上去。我扭头看看那个地 方,不禁吓了一跳,居然有一块痰迹在相同的地方,和当年那块痰迹一模一样! 我被这种惊人的巧合所吸引,情不自禁地重复着当年的举动:目不转睛地盯着那 块痰迹,看谁先踩上去。 当年是什么人先踩上那块痰迹,我已经记不起来了。我在长椅上坐了半个小 时,终于看到痰迹被一个趾高气扬的护士踩着了。她没有发觉,还是那么趾高气 扬地往前走着。当她经过我跟前时我默默地说:祝贺你了。 这种无聊的等待一直持续到下午两点多,妻子才做完检查回来。她躺在床上 大汗淋漓,脸色和早上我看见阿珍的脸色一样苍白而憔悴,非常虚弱。我握住她 的手,冰冷冰冷的。她说觉得疲惫不堪,很想睡上一觉。 我用纸巾轻轻擦去她额头上的汗。她感激地看了我一眼。“回去吧。”她说。 “让我再陪你一会吧。” “不用了。我没事,只是好想睡觉。” “那么我先回家了,明天再来看你。好吗?”我说。 她仍然望着我,目光好象舍不得离开我。含笑点了点头。低声说我不在家你 也要做饭吃,每餐起码一菜一汤,别太马虎了。冰箱最下面的抽屉里有汤料,你 每天煮点汤喝吧。你能答应我吗?啊?能答应吗? 我答应,我会煮的。瘦肉莲子淮山汤,生鱼西洋菜汤,霸王花汤,莲耦汤, 一天一个样,可以了吧?妻子笑着闭上了眼睛。 我给红蜘蛛酒吧打了个电话,其实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我觉得已经掉进了一 个陷阱,就像迷上毒品一样无法摆脱。我约阿珍来过夜。她迟疑着,但还是答应 了。我知道不应该约她,但还是约了。 她十二点多就来了。“我补休半天。老板问我干嘛补休,我说肚子疼。他问 我干嘛肚子疼,我说你怎么不问你老婆去?”阿珍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两眼不 安地打量着四周,似乎地板和墙壁都在盯着她似的,“我们那儿的点心大佬是个 很好的人,和我是老乡,不过不是我们家那个县,隔着有一百多公里哩。他很照 顾我,我当他是大哥。他下星期生日,你说我送什么礼物给他好呢?”她一个劲 地说着。 我没有回答。阿珍凝视着我,突然也不说话了。我们之间冒出一种说不出的 紧张和不安的气氛。她站起来在客厅踱步,看着墙上的油画和海报。“这些花瓶 是你画的吗?” “不,不是。是朋友送的。” 我依然坐在椅子上端详着她。她穿着一件薄薄的连衣裙,嘴上抹着鲜艳的口 红,越发像个小娃娃。一想起可能比她大二十岁时,我内心便泛起一种自惭形秽 的绝望之感。 她拿起茶几上的一件小装饰品问这是什么东西。我接过来时碰上了她的手, 心里不由一动。她突然转过身来,离我很近定定地盯着我,热辣辣的呼吸喷到了 我的脸上。我们面对面地僵立了好几分钟,我忍不住用双手揽住她的腰,把她整 个儿拥进怀里,她浑身战栗,但并没有拒绝。那对乌黑发亮的眼珠凝视着我,泪 水一下子就涌出来了。我低下头开始吻她的额头、眼睑和面颊上的泪水,然后是 那两片薄薄的红红的嘴唇。她把嘴微微张开,迎接我的舌头。 “把灯关上好吗?”她恳求。可是当我去关灯时她却抱紧了我,“别离开我, 抱着我。” 我们在黑暗中站了很久。我说,我们上床吧。她点点头。然后猛地推开我, 大步朝房间走去,一边走一边伸手到背后去拉连衣裙的拉链。 我们在床上紧紧拥抱,空气又热又闷,可是我却像得了疟疾似地索索发抖, 从大腿到脖子都在筛糠,无法压抑从黑暗深渊中奔腾而来的恐惧和快乐。我那儿 终于有动静了,它猛烈地搏动着,挣扎着,像一只破笼而出的猛虎。我把全身的 重量都向她小小的身躯压过去,仿佛要把她压碎了我才能获救。她的身体扭动着 退缩着,带着一阵阵粗重的喘息,她叫了出来,虽然不是那种高声的尖叫,但却 是一声真实的,痛苦的哼叫。我立即瘫软了,好象犯了奸淫幼女的弥天大罪,那 种可怕的感觉就像电击似地使我一下子从高山之巅滚落了冰冷的深谷。 我和阿珍赤裸着并排躺在床上,呆呆地望着屋顶。她低声说:“对不起,我 不知道是这么疼的,真的受不了。对不起对不起……”她喃喃说着。 “不要紧,说对不起的应该是我。”我带着无限的愧意说。 她哭了,泪水夺眶而出,汨汨流下,鼻子两翼顿时一片潮湿。她把脸别向一 边,不让我看她的哭相。 我们不再说话,就这么躺着。夜已经很深了,寂静无声。我毫无睡意,但阿 珍却很快就睡着了,面颊上的泪痕还没有干,枕头上湿了一大块,她在梦中发出 “吧嗒吧嗒”的咂嘴声。我久久地注视着她,这辈子大概是最后一次和十七八岁 的女孩子有这么亲密的接触了,我将渐渐老去,永远不会再和十七八岁的女孩子 有缘了。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忍不住用指尖轻轻地抚摸着阿珍光滑细腻的肌肤。 这样的肌肤将永远不会再属于我的了。 我内心充满了疲劳、悲伤,不知什么时候也沉沉地睡去了。 (下) 在我接受电视台的采访时,必须提及我的第一篇小说,即通常所说的“处女 作”。那是写于一九七九年的一部长篇童话故事,部分章节发表在大学的油印刊 物上。当然是没有稿费的,还要自己掏钱去印,然后像圣诞老人似地把那本印有 童话故事的小册子硬塞到别人的手里。那一年阿富汗总理在政变中被人杀死,他 的死对我的生活没有产生丝毫影响。 我的处女作是这样开头的,也即我的创作生涯是以这样一段文字开头的:当 黑色的月亮遮住了太阳的光芒时,邪恶的魔王复活了,三千黑色兵团也复活了。 他们要夺取玫瑰国作为邪恶的基地,一场正邪大战开始了。玫瑰国变成了血肉战 场,国王逃到了海岛,人民被绝望之心击败,纷纷逃亡。这时,一位武士挺身而 出,带领绿色兵团向恶魔反攻,消灭了十二名魔将,获得了无上的功名。国王要 封他为大将军,做玫瑰国的守护神。这位武士却说,我不是为了荣华富贵才去作 战的,而且在战争中我身受重伤,不能担当大将军的重任。国王问他需要什么奖 赏。武士说:在战争中有很多孩子成了孤儿,我愿意收养他们,做他们的养父。 国王非常感动,同意了他的请求。在武士收养的十几名战争孤儿中,有个刚满六 岁的男孩…… 老张对这个故事很感兴趣,问我还有没有保存这份童话的底稿。我说早就不 知丢到哪里去了。 “你知道我在你的小说里找到了什么吗?”老张问。 “不知道。”我老老实实地回答。 “是一种过分的游戏性和强烈的愤世嫉俗,破坏性的愤怒和无政府主义的热 情并存,但带有极度绝望的潜在意识,这种潜在意识在从嘲弄到辛辣的讽刺的各 种态度中表现出来,有时显露出近乎感伤的隐蔽的浪漫主义,以及矛盾的乐趣, 甚至毫不掩饰的攻击性和缺乏乌托邦式的观点。” “说得太好了!”我严肃地搓着手,虽然我完全不知道他在说些什么,“你 的观点很正确。这是一种以西诺配创始人的态度奉行的犬儒主义,与贫困、讽刺 和傲慢无礼相结合的一种次等理论的卑劣的缺乏尊重,这种理论鉴于单纯头脑知 识的理想主义的抽象概念与枯燥乏味和艺术的空洞浮华,试图逆理想主义之风而 行。” “啊,你谈的问题使我的神情不得不严峻起来了。”老张说,“你认为缺乏 尊重是一种最准确的描述吗?” “我对带有强烈的理性偏见因而明显缺乏洞察力的理论的种种前提是缺乏尊 重的。” 老张拍案叫绝,甚至站起来向我行了个礼,仿佛遇见了革命同志。他说几年 来盘桓在心里的许多疑问,被我一席话说得透透彻彻,就像大热天喝了杯冰冻可 乐。他问我有没有计划把那部失传的童话小说重新写出来。 我说目前还没有这样的计划。那篇小说的大部份情节都是抄袭的。现在我已 经忘了抄袭哪里了,但一定是抄袭的。我以为没有人会看,因为它的情节太过荒 诞了。不过有一回我经过校园的枫树林时,发现有个女孩坐在树荫下,聚精会神 地读着我的小说。我感动得浑身发抖,一转身就逃之夭夭了。 那个女孩也就是我的第一个妻子,四年前得了肝海绵状血管瘤,在没有任何 征兆的情况下突然死去。 老张说这次采访将在下星期五的“城市早晨”节目中播出,让我留意观看。 然而,我每一次打开电视机,除了一些洗发水广告商铺招租广告寻人启示有线电 视交费通知之外,并没有看见我和老张的表演。星期五的“城市早晨”是“介绍 标准蒲耳五百种股票价格综合指数”和“什么是金融期权的标准合约”,中间插 播三万元做业主的全海景别墅广告。 妻子终于要做手术了。这天,刘医生来到病房,很详细地向我们讲述手术的 过程。我问他为什么要讲这些,他说他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说这番话的,因为我 先后两个妻子的肝海绵状血管瘤都是他经手治疗的,因此,在他心目中已经把我 们当成老朋友了。 “可是你对我的前妻也讲这些。”我有些恼怒。 “那是因为她不肯做手术。”刘医生瞟了我妻子一眼,“我觉得你这位妻子 比去世的那位聪明多了,她以后一定会生个大胖孩子。” 我的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我憎恶任何人说我前妻的坏话。“我可不想要大胖 孩子,孩子太胖是不正常的!”我想奋起争论,妻子拉住我说,“算了,让他讲 吧,反正我也想听听。”刘医生得意地挺了挺腰杆,看样子还想吹几声口哨。 “这种手术在切除肿瘤之前,要仔细分离肿瘤周围韧带和粘连组织,这是为 了控制出血,明白吗?主刀医生会选择在偏向或靠近正常肝组织的地方下刀,用 血管钳边钳夹,边切断结扎所有的血管和胆管,直到肿瘤完全切除。这样做止血 比较安全可靠。” 刘医生一边说,一边做手势,他怕我们听不明白,又在纸上画了一副肝脏的 草图,把哪里是下刀位置,哪里是肝动脉支,哪里是颈外静脉,一一解释清楚。 妻子很认真地看着肝脏草图,还把它颠倒过来看。 “肿瘤切除并彻底止血以后,我们会用一片游离大网膜覆盖肝切面,并加以 固定。明白吗?还会在膈下放置两套管持续负压吸引。听得明白吗?” 刘医生热心地望着我的妻子。我不喜欢他的目光。妻子点点头说明白了,其 实我知道她并没有明白。 刘医生离开了病房。妻子坐在床沿望着窗口,外面阳光灿烂,又是炎热的一 天。她显得若有所思,心不在焉。我问她在想什么,她说什么也没想。为了表明 心中平静,她向我笑了起来,但笑得很轻,很快就停住了。 “害怕吗?”我问。我握了一下她的手。 “不,不害怕。”她也回握我的手。握得很紧,而且很久。接着她问:“为 什么她不肯做手术?” 我吃了一惊。“因为……因为……”我感到犹豫不决,“因为她的瘤子比你 的大,医生说做手术可能会大出血。她害怕……所以……也不是不肯做,只是没 安排好时间……突然就……” 妻子闪闪发亮的眼睛向我投来迷惘的目光。“你说,上天是不是为了让我和 你结合,所以才让她离去的?”她问。 我不回答。她也没再追问。我们就这样久久地呆着,手握着手,一动也不动 地坐在床沿,直到护士来通知她准备进手术室。 “祝我好运吧。”她微笑着对我说。 在妻子做手术的时候,我无事可做,只好呆在病房看报纸。“拉宾之后的以 色列将何去何从?”“北约新秘书长难产”。我略感诧异,北约新秘书长是个孕 妇吗?“爱撒点小谎的小男孩和小里小气的大女孩”,这篇的题目还有点意思, 再往下看,文章说,没看过女孩的男孩看女孩比女孩看男孩还要女孩。我颠来倒 去读了几遍,脑筋硬是转不过弯来。只好说去他妈的全是垃圾。 妻子的手术做得非常成功,刘医生说她很快就可以出院了。我顿时如释重负, 离开医院后给电视台“城市早晨”节目组挂了个电话,问为什么没有看到采访的 播出。老张用惊讶的语气说已经播了,我说放屁,星期五我一直呆在电视机旁。 他说怎么会是星期五呢?是星期四播出的嘛。 “那你干嘛要说是星期五呢?”我愤怒地质问。 “没有,你弄错了,我说的是星期四。” “你明明是说星期五。” “哎呀,看来我们的沟通出现了点问题。我确确实实是说星期四,可能是你 听错了。非常不好意思。这样吧,我帮你录一盒带子,你自己在录像机上放来看 吧。好吗?” 我一个人坐在阳台,干巴巴地望着楼下的垃圾。连自己都觉得有点僵硬、过 于一本正经。我在等阿珍,她答应下班以后来我家。她是晚上九点下班,现在门 铃随时都会响。 门铃突然真的响了。 我踉踉跄跄地奔向门口,几乎滑了一跤。阿珍进来了,身上还穿着侍应的制 服,鲜红鲜红。她这样上楼来我家,一定会引起邻居们的注意。但她像孩子似地 无所顾忌,一进门便搂住我,踮起脚尖说:“亲我一下。”然后一头倒在沙发上, 神情兴奋地说:“今天是好日子,你猜是什么好日子?是点心大佬的生日!等会 儿我还去参加他的生日会,唱卡拉ok. 我给他买了一条皮带做生日礼物,你说好 不好?” “皮带是送给男朋友的,好把他绑住。” “他在追我。你说他做我的男朋友好不好?” 我吃惊地瞪着她,弄不明白这女孩子的大脑里转些什么念头。“你是认真的 吗?”当然。找男朋友还能不认真?她笑着说。我一下子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似的 无话可说了。 “我妻子明天就要出院了。”我嗫嚅着,喉咙好象被棉花堵住了。 是吗?她抬起头盯了我一眼,那目光就和那天听见我妻子住院时一样。她就 要回家了,一切就要恢复旧观了,我将要重新变回一个年近四十的中年男人,每 天喝一小杯酒,不慌不忙地用筷子挑肉,看电视连续剧,揉着发胀发软的肚皮。 如此等等。 “你家有酒吗?我想喝点酒,给点心大佬庆祝生日。”阿珍说。 我从酒柜找出一瓶HennessyX.O ,倒了半杯给她。她叫了起来,“你以为我 不会喝酒吗?倒那么一丁点。告诉你,我喝一大杯也不会醉!喝完酒我还要去卡 拉ok呢!”她抢过瓶子,倒了满满一杯,一口气就喝完了。 不到一刻钟,我便知道她根本不会喝酒。因为她已经醉得一塌胡涂了,开始 还能歪歪扭扭地走路,但很快就连站也站不起来了。她又哭又笑,在地上乱滚乱 爬,我使劲按也按不住。好不容易把她扶上床,刚一松手,她“扑通”一声又翻 到了地上。 她嘟嘟哝哝地说着,我从第一次见到你就深深地爱上了你……你长得那么英 俊,像个律师……我的朋友都说你像律师……你不知道我多么爱你,我想给你做 饭,给你洗衣服……我给你打过好多电话……你不在,我知道你去医院了……我 真希望是我生病在医院,你天天去看我……我见不到你好难受…… 她哇哇地吐了起来,简直吐得昏天黑地,她在自己的呕吐物里爬着,弄得满 身都是秽物,头发上也沾满了晚饭吃下去还没来得及消化的饭菜,恶臭逼人。我 把她的脏衣服一件一件脱光了,丢进洗衣机里。我用随手能抓到的衣服、被子、 枕巾、床单给她擦那些吐出来的东西,但刚擦完又吐,刚擦完又吐。 等我把她的衣服全洗干净烘干,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她还在不停地抽搐, 吐着白沫,但已经不再滚下床了。我在她身旁躺下,紧紧地抱着她,听着她微弱 的呼吸,开始担心她会不会死在这里了。 快天亮的时候,阿珍渐渐安静下来。我就这么抱着她,躺在酒气弥漫的床上, 她现在变得像一只驯服的小动物,蜷缩在我的怀里酣睡。我是那么的疲倦,困意 一阵阵袭来,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当我们醒来时,天色已经大亮。阿珍又恢 复了正常,既没有死掉,也没有因为酒精中毒而变成疯子。 “我的头要裂开了!”她起床时用生硬的语气说,“该死的酒,我以后再也 不喝了!我以为和啤酒差不多,没想到这么厉害。我全身难受死了!咦,你怎么 把我脱光了?我的衣服呢?”她跳下床,在干衣机里拿出她的衣服,蹬蹬蹬地进 了厕所。 我躺在床上,听着她洗头洗澡时溅起的水声,懒洋洋一点也不想动。她从厕 所出来时,形象焕然一新,虽然脸色还是很憔悴,但至少像活过来了。“你干嘛 还躺着不动?你干嘛不说话?”她不耐烦地问,“你不是要接老婆出院吗?” “我很累。”我说。 “那你睡觉吧,我先走了。”她斩钉截铁地说。 我仍然躺着不动。她站了一会,看着我好象想说什么,但没有说,一转身离 去了。我听见她关上大门的声音。顿时万籁俱寂,四周变得像沙漠一样荒凉。 妻子出院了。那天晚上,我又能够和妻子一起坐在阳台,专心致志地观察人 们是怎么熟练地穿过一堆堆的垃圾。白天,总会有些衣着破烂的拾荒者在垃圾山 上乱翻乱扒,但现在天色已暗,那些拾荒者却还不肯离去,继续在垃圾堆寻寻觅 觅。重重叠叠的晚霞已经消失,化作了浓厚的乌云;远处高楼的霓虹灯也亮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黄昏竟变得那么漫长,那么沉闷。 妻子规规矩矩地坐在椅子里,双手交叠轻轻搁在膝盖上,脸上的表情就像一 泓平静的秋水,她说回到家的感觉真好,家里的桌子、椅子、衣柜、小茶壶、书 籍,每一件物品,虽然盖满了灰尘,毫不显眼,但都是那么亲切动人,流露出活 生生的感情。 “你的小说开始动笔了吗?” “还没有。” “你一定已经很了解阿珍了吧?你常和她见面吗?” 我吓了一跳,不知道她这么问有什么特别的用意。我一直沉默着。 “你有没有想过我可能会死在手术台上?”妻子问,“有没有想过我再也回 不了这个家?” “没有。”我摇头。“我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 “很难说。”她伸手过来,覆盖在我的手上面,“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 情?我躺在病床上常想起小时候和邻居女孩子玩跳橡皮筋的情景,那时我就会嘻 嘻哈哈,无忧无虑地玩,怎么想到今天要做肝手术呢?其实这个手术已经在等着 我了,那个时候它就已经呆在我三十五岁的这一年,很有耐心地等着我了。” 妻子笑了起来,她很少一口气说这么多的话,这不是她的性格。我忧心忡忡 地望着她。她把脸微微扬起,望着被霓虹灯映照成橙色的夜空,此时此刻的她仿 佛置身在一个梦幻的、柔和的、平静的境界里。 “我的这些想法是不是很奇怪呢?好象什么都是注定的,连你一辈子穿几双 鞋子也是注定的,假如你注定要穿七十双鞋子,现在已经穿了四十双了,那就是 说还有三十双在前面等着你,在你不知道的地方呆着。它们不慌不忙地等着你去 穿,你把它们穿完了,你一辈子也结束了。” 我有点惊慌失措,于是把她的手捧起来,装作深受感动的样子,其实是不知 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想会不会是这次手术触动了她身体内某个一直被封闭着的 机关,使一些本来潜伏着的东西突然发作起来呢? 她转过头盯着我,好一阵子,她微笑着说,“你不明白,你不会明白。” “你解释给我听我就明白了。” “不。”她缓缓地摇着头,“每个人都只明白属于自己的东西,你不会明白 别人的。” “你希望我怎么样呢?” “就这样。什么也不用做,就这样……” 她的眼睛里蓦地充满了泪水,把头倚靠在我的肩胛上,我感到她的泪水正顺 着面颊往下淌,一直淌到我的肩上,把我的衣服打湿了一片。 一九五九年锡兰总理被一名佛教僧侣杀死,一九六一年多米尼加独裁者被不 明身份的刺客杀死,一九七五年孟加拉国总统被年轻军官杀死。这些人的死对世 界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这种结局实在可悲,对死者和刺客都太不公平了。夏天过 去了,秋天来了,气温还是那么炎热,楼下的垃圾愈积愈多,白天是拾荒者的乐 园,晚上成了硕鼠的天堂。 我再也没见过阿珍。我已经很久没去过红蜘蛛酒吧了,有一天晚上我去了, 那儿还是那么冷清,灯光黯淡。男侍者看见我,脸上掠过一丝惊讶的神色,“来 找阿珍?”他说,“阿珍半个月前就辞职了,她没跟你说吗?”我的心猛地沉了 下去,好象一下子掉进腹腔里去了。 “没有,她没跟我说。她上哪去了?”我问。 “不知道,”男侍者一边用白毛巾擦着杯子,一边说,“她和我们的点心大 佬一起辞职,大概是回老家去了吧。” 我随便找了个座位坐下,漫无目的地打量着四周。阿珍不在了,她再也不会 从那扇窄门后揉着睡眼出来了。没有了她,这个酒吧好象变得空空荡荡,死气沉 沉,看上去快要倒闭似的。这时,我突然发现墙上那幅裸女读书的大照片也不见 了。我问侍者怎么回事,侍者说是经理命令拆掉的,换上了一幅山水国画。 “那幅照片还卖吗?”我问。 侍者说不知道,要问经理。他转进去里面一会,和一位胖胖的经理模样的男 人一起出来。 “我想买那幅照片。”我说。 “挂了很久,太旧了。我也不好意思卖给你。”胖经理说,“这样吧,听说 你是我们这里的熟客,那幅照片就送给你吧。”他吩咐男侍者上去阁楼把照片取 来,还特别叮嘱他先把灰尘擦干净。 男侍者很快就把照片拿来了。经理瞪起眼睛,生气地骂道:“怎么不拿纸包 好它?这样也能送人吗?真是蠢得像头猪,什么事都要我叫才会做!”男侍者一 声不吭地又进去了。 “当初卖这幅照片的价钱到底是多少?”我问。 “我吩咐他们,客人出到三百就卖。”经理骂骂咧咧,“这些人一点用都没 有,你别想请到有用的人,看上去好象挺聪明,其实全是笨蛋,头大没脑,脑大 长草!这么久了连块餐巾也没卖出去,就会偷懒。” 男侍者把照片包好了。经理满脸歉意地说送这样的东西给你真不好意思,而 我一个劲地表示感谢。我拿着包得严严实实的照片,离开了红蜘蛛酒吧。这幅照 片在我的小说里将成为重要的道具,因为它是我和阿珍那段短暂关系的证物。我 在人行道上慢慢走着,内心一片死寂,不胜凄凉,忽然想起第一次来红蜘蛛的那 个下雨的夜晚。这个漫长、迟缓、沉闷的夏天,看样子还没有结束,它死守着这 个城市不肯离开。 一九七五年,沙特国王被自己的亲戚杀死,一九七九年韩国总统被自己的情 报官员杀死,一九八四年印度总理被自己的保镖杀死,一九九六年我将被自己的 小说《垃圾》杀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