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年代以后还有真正的摇滚吗？
                  
                             作者：任晓雯

    六十年代以后还有真正的摇滚吗？
    看看美国：标榜平民的发了财，标榜反明星的成了明星。
    如果说后期的、 深受印度宗教浸淫的Beatles通过形式创新和对内容深度的挖
掘， 把摇滚的边延拓展到了另一个层面，如果说The Doors用Jim Morrison的诗歌
和颇具迷幻色彩的完美配器，把摇滚作为一种音乐形式推向了极致，那么在此之外、
在此之后，一切一切的朋克、后朋克、后后朋克，几乎都成了力比多过剩所产生的
排泄物。请允许我用这样不雅的词来作形容，因为在听Sex Pistol或者其他一切疯
狂的、零乱的、无音乐创新的、标榜无产阶级的其实只代表了流氓阶级的……所谓
摇滚之后，我只能想到这样一个让我自己也觉得难过的比喻。
    再来看看中国：中国的摇滚是把一锅放久了、冷了汤再端出来煮一煮，味道自
然没有原先刚烧的时候新鲜。我只能说，崔健很幸运，因为他赶了个早场，他也很
聪明，因为他会活学活用，加个古筝什么的就可以算中西结合了。但是，《无能的
力量》 真正显露了他“无能的力量”，RAP式的快速独白，只能半遮半掩他音乐上
的苍白无力。张楚还行，因为他在某大学的中文系混过一段时间，旁听了点课，所
以他的文学功底弥补了他音乐上的先天不足。再来看看其他的中国摇滚乐队，无论
地上地下，惨不忍闻的居多。因为大家听说，Sex Pistol的主唱原先是个五音不全
的街头流氓，又听说，只要懂三个吉他和弦就可以搞朋克什么的。于是，所有的愤
青、伪愤青就“忽然一夜春风来，千队万队铁花开”。中国摇滚那个繁荣啊! 看看
旷热嘶吼的中国朋克吧，往台上一站，面对台前的满腔热血的少男少女们，大叫一
声：“资产阶级傻×”，那种千篇一律、例行公事，就和港星们大声疾呼“上海的
观众们你们好吗”没什么两样。
    反媚俗不可避免地媚了俗，地下的千方百计想往地上跑。
    地下的资态成为利用人们的逆反心理换取同情的资本，而地上——纳入商业体
系，灌唱片、开演唱会，那才是他们行为的真正指向。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音乐
里的《中国火》，比如电影里的张元。
    当摇滚变得不再注重形式，它作为一种音乐就死亡了；当朋克从无意识变成了
一种姿态，摇滚作为一种精神也彻底走向了瓦解。
    有人曾经说，“西方的大众性文化在中国具有了精英意识”，我想这句话是不
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摇滚在中国是作为反主流文化出现的（听林志炫、李纹的显
然比听崔健张楚的多得多， 中国不可能像美国那样，出现类似于Woodstock的“全
民运动”），它代表了反叛，代表了少数，而这个被代表了的少数往往自认为得到
了某种程度的启蒙（卡夫卡和金斯伯格的启蒙），于是他们就具有了不自觉的精英
意识，他们批判白领、批判小资、批判消费文化，他们摇摇滚滚在新长征的路上。
其实，愤世嫉俗是一种多么的不成熟和矫情：让我们来看看愤青们的精神父亲吧：
当金斯伯格穿上了西装，他对别人说的是：“我原来不知道我穿西装这么好看”…
…
    当零点乐队长发披肩，黑夹克闪闪发光地站在台上时，他们一开口竟然是缠缠
绵绵的：“你到底爱不爱我……”；当李皖作高深状在那里奋笔疾书“听者有心”
的时候，稍微懂点英语并且关心音乐的朋友，都可以看出我们的著名乐评人其实是
个“读者有心”的文抄公；当我们的第一代乐手披长发，第二代乐手剃光头，第三
代乐手染了漂漂亮亮的黄头发一身休闲装的时候，  我们的视觉已经对千遍万化的
Pose产生了厌倦。难怪摇滚在中国会成为一种青春期的呓语，就像少男少女时代的
篮球鞋、小发夹一样，留在了记忆一个可有可无的尴尬位置上。
    在上海的一次摇滚演唱会上，来了两个广州的乐队。我听着，对自己说，摇滚
真的死了。我很冷静地站在那里，看见有人开始“旱地拔葱”。问了问身边的一个
朋友，回答说：没什么，就当摇滚演唱会是体育热身的运动场所吧。
    而我连把摇滚演唱会当舞厅的欲望都没有了。 我情愿躲在家里听4AD唯美的低
调迷幻，或者索性翻出来些Miles Davis之类的自由爵士乐怀怀旧。
    也许，那些过了青春期还能留下来的东西，才是真正的艺术。

                                            写于200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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