墙壁文化 作者:欧阳默 教学楼前有一片小树林,有一个学期它是我们班的卫生区。经常可以在小树 林里看到那样一棵树,刻着,“××我爱你地久天长”。刻痕深陷树中,起码也 得有七八年了。那多半是男生在失恋之后的发泄行为;当然也可能是恋爱中的男 女并肩携手、花前月下时,男生当面呈给女生的海誓山盟。 居然刻得那么深,他是用什么样的刀子刻的呢?他怎么忍心伤害树呢?所以 我想失恋男生的肇事可能性更大,他必定受到了跟树的刻痕一样深的伤害。不知 可怜的老树被迫付出的“血的代价”,是否为男生赢来女生的莞尔一笑?那渴望 爱得地久天长的一对,是否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大学里,这样的有创意的“刀工”几乎随处可见。教室里的课桌,厕所里 的墙壁,都是莘莘学子们“练笔”的好园地。骂骂老师,宣泄宣泄私愤;也可以 怀着某种目的散播一两条有关某师或某生的内幕,或者只是信手胡乱地涂鸦。就 像一张街头小报,课桌成了小道消息的策源地。反正年轻人有的是力气,有的是 时间,有的是话题。 难道大人们也跟孩子们一样,总是喜欢做涂墙画壁的游戏?我在一所大学的 外语系的教学楼墙体上,隐隐约约看到这样的字迹:“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 的话,做毛主席的好孩子”。这显然是特殊时代为我们留下的珍贵遗迹。好端端 的墙壁,为什么要刷上那么一行标语呢?中文系的教学楼上也有一行字,“鼓足 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不能否认粉刷者的真诚,但口号 在很多时候难道不是很苍白的一种声音吗? 我很小的时候就看到农村的墙上写着,“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或者,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那大概正是农村计划生育抓得最紧的时期 吧,所以有的村支书就深有体会地说过,做村干部没什么鸟事,只一件工作就是 抓计划生育。至于后来那些刷在墙上的“上吊给你绳,喝药给你瓶,多生一个就 不行”,以及“宁可错抓一千,不能多生一个”之类的标语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 这些标语我早就看在眼里,但并没有记在心里,直到写此文时它们才浮现出来— —大概是要提醒我,乱涂乱画的不止年轻人罢。前文所引的四条标语,前面两条 自然无可厚非;那后两条可就非同寻常了,岂止一个“乱涂乱画”所能概括? 其实堪与“树皮文化”、“课桌文化”等共享“墙壁文化”美名的,也还有 “厕所文化”。中学时候,学校西北角有一间“著名”的小厕所。我平常很少去, 在它“著名”之后,才去看过一次。原来那厕所的墙上有一个“动物世界”—— 主管学生工作的学校负责人恰好都姓些朱、牛、马什么的,有人便在这里借他们 的姓氏发挥创造力,藉以谩骂领导。厕所倒因之成了一道风景,不少人宁愿不去 宿舍楼后新建的“三星级”厕所如厕,偏要去那又脏又臭的“文化厕所”里接受 “熏陶”。 与年轻人在校园里的涂画相比,社会人员在同等事件上的恶劣、严重程度, 也是青年学生们所无法望其项背的。我现在的住处,旁边有一个公共厕所,厕所 的木制隔板及门上就写满了污言秽语,还有碳素墨水勾勒的一幅裸体女像。据说 是一群民工所为。前天到无锡去玩,在三国城的洗手间里看到的“厕所文化”就 有两条,一是那则广为流播的十六字性口诀,另一条就是云南某厂的某人“某年 到此一游”的手迹了。其他的“蹲位”说不定还有更精彩的。 厕所毕竟是个藏污纳垢的所在。衣冠楚楚、道貌岸然的话题谈得多了,蹲在 厕所里想点糗事倒也无妨,只是别太过分。鲁迅先生的皮袍下都能榨出个“小” 字来,何况凡夫俗子、芸芸众生呢?至于公厕中的淫言秽语,正如俗语所说, “叫唤的狗不咬人”,写的人常常也只是发泄而已。现代法律已经不按“意念” 定罪了,犯罪动机倘若仅限于念头、文字,那也还可以宽宥。连孔夫子都曾感慨, “吾未见有好德如好色者也”。人性既已如此顽劣,你还能有什么办法。 这种现象只能期待它减轻,不能奢望它绝迹。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人想通 过不同的途径发表不同的声音。想发表意见却又只能选择厕所的墙壁,这样的人 也实在可怜得让人同情,让人谅解。一个有破坏欲的人,或者心有郁积的人,倘 能通过对厕所的涂写和“摧残”,减弱做坏事的欲望与冲动,这倒是值得庆幸的 事情。 好在现在的厕所已经“瓷砖化”了,除了买那种挺贵的油性笔,普通的笔已 经写不上去,有此癖好的人怕是舍不得花钱去涂鸦了。城市里的洗手间也越来越 高档,即使有人写,怕也难敌敬业的保洁员手中那湿漉漉的一方抹布呢。 细究起来,“墙壁文化”的历史也可谓悠久矣。古代的文人骚客有酒后吟诗 作赋,并即兴挥毫于墙壁或岩石之上的雅兴;毛主席他老人家创造的“大字报”, 不也是“墙壁文化”的一种形式吗?至于课桌上、厕所里的“墙壁文化”,倘若 归结为今人的“道德水准”下降,似有不妥,因为我们不能根据一部分人的行径 观测这个时代的“道德水准”。况且有人也能从“墙壁文化”中看出“道德低下” 之外的意义来。“公婆有理,男女平权”,这是“民国女子”张爱玲在上海的电 车上看到的文字——不知道什么人用指甲在车窗的黑漆上刮出来的字。张爱玲就 从这则文字里看到了上海人的“幽默”,并以之为例证之一,说明在上海到处可 以找到“真正的性灵文字”。 不知当年的上海,是否也有些“墙壁文化”非但让人看不出丝毫的“性灵”, 反倒散发着熏人的浊臭?张爱玲没有讲。假如今日的“墙壁文化”也能让人看到 一点儿国人的“性灵”,那倒真是我们的造化了。我在南京的一辆公交车上亲眼 看见,车厢内一个承诺优质服务的灯箱上面,画着一个流里流气的汉子——仔细 一看,原来那本是一位美女,可好事者却给她涂上了胡须和浓眉。我看不出南京 人(也可能是来宁的外地人)的“幽默”,也实在无法找到“性灵”的踪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