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一大早，我头顶着大雨，走长长的一段路去搭乘长途汽车，去协和医院。一路
上，雨越下越大，乃至瓢泼大雨，真是少见，在无人的路段，眼泪和水流。然而更
让我伤痛的是——慕名而去，扫兴而归！
车行京津公路上，不紧不慢；快速路上快了10分钟，却堵到立交桥上，堵了1
小时；又倒一次车，10点多钟才赶到。到那儿那儿人多，大厅里人头攒动，仍然有
四、五十人在排队；奇怪，还有医托儿在寻找猎物。我刚进去，一位很不起眼的小
伙子，就上前来打破砂锅问到底，我说耳痛，他就说能治，也不想想这是什么地方，
真是好不量力。
我本想挂专家号，但上午没有，只好挂主任医生。
五官科在三楼，有个小小的等侯厅，要等着叫号。当被叫，我走进去时，不胜
惊讶，这诊所是设在走道内，右边是用木板间壁起来的4 块区间，大小形同火车上
座位，左边倚墙竖放着两张长条木质靠背椅，供病人等候，——这简直就是在列车
上的感觉。
区间内设施简单，一张病人坐的专用椅子，靠背上架设一个医用照明灯，一个
点滴药水点滴装置；医生办公用的是一张普通的三抽屉桌子、一把椅子，额头上佩
戴着一个反光镜，简单得不能再简单，象临时组合起来的。但转念想，只要有好脑
袋就行了。
我很快被安排在第一区间内。医生是一位40左右微胖的中年男子，看不出他是
不是主治医生，不过至少是一个知识分子形象。他接过挂号费单一看，便示意我坐
下，就开始为我诊治了。
我首先叙述了病情：右耳痛，已一年没有耳屎，这几天疼得更厉害。
医生于是打亮了照明灯，右耳看一下，左耳看一下，又回过头来，再看右边，
便说道：“没有问题，作一下听力检查看看。”
“我听力没有问题，会不会是耳朵进水的问题，我耳朵进过水。”我忙解释说。
“作一下听力检查再说。”
“得多少钱？我们都是自己掏钱。”
“好几十块钱。”医生含糊地回答我，并递过来一张单子。
我拿着他递过来的交费单子，便逃也似的回到楼下，心想得让专家作出判断，
那花钱才值。于是我又赶快排着队，挂下午专家号。我站在十几个人后，终于轮到
了我，我准备着15元钱，只接过10元钱。当接到递出来的挂号单和找回的零钱时，
我颇感意外，——专家号降价了，由原来的10元钱降到了7 元钱。
下午1 点多钟，上楼时，我赶快把病历第一页诊疗记录撕掉，做贼心虚似的，
怕被发现。这回等的时间较长些。当我再被叫到时，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生怕
那个主治医生还在，发现了我。当我扫了一眼，不见主治医生，我才释然。
护士又把我安排在 1号。1 号正坐着一位女病人，办公桌前还有一位年轻的女
大夫面壁而坐，旁边大夫坐的那把专用椅子空着，护士叫我等一下，示意大夫在2
号。长椅上已坐满人，有病人、有陪客，我只能站着等。环眼四顾，这时我看见在
2 号位上，不仅有一位年轻男大夫坐着，在他的面前还站着一位留着齐耳短发，50
岁左右的女大夫，正在给一位老夫人诊疗。只见她发号施令似的命令老夫人：张开
嘴、张大点，再张大一点。
“张不开，只能张多开。”老夫人回答着，老夫人的嘴又半张着。
“拍张片子，没有片子不好判断。”专家果断地命令道。
“拍过片子了，今天没有带来。”站在一旁老夫人的儿子赶忙应声道。“会不
会是面部瘫痪引起的？”
“可能是别的内部原因引起的，这不好说。”专家却十分迷惑地回答他。
“我回家把片子拿过来行不行？”
“你去把片子拿来再看吧。”
“我回去拿，能来得及吗？”小伙子急切地问。“来回大约要50分钟。”
“你只要5 点以前赶来就行！”
小伙子、老夫人真是象见到救星似的，说了一大堆好话，千恩万谢才走出门。
果然老夫人一走，那位专家就风风火火地回到了1 号。真是有点专家脾性，首
先发号施令似的：“都坐着、都坐着！”就伸过手生硬地拽着我挂号单问：“你挂
的什么号？”看清楚了才放下，让我等着。此时刚进来一个高个子中年男子上前瞅
到我的号，便不满地问：“她是6 号，我是4 号，怎么她还先看？”专家拿过他的
号看后，便很傲慢地说：“你挂的是4 块钱的号。”那男子便乖乖地到第二区间去
等候。我看了很自得，暗想谁叫你舍不得花钱？一分钱、一分货嘛！此时当我发现
才空出一个位子，我便欣然去坐下来等候。不过，很快那位男子已坐到2 号看病了。
专家已开始给那位小姐检查，看看喉咙，又瞧瞧鼻孔后说：“有点毛病。”就
开始作诊疗记录，写时象很不放心似的，转过头来，告诫病人说：“别猜我写的，
给你开点药吃吃看。”边写边与女弟子讨论药方，让女弟子执笔，很快打发了女病
人。
见那位女病人起身，我刚要上前去，斜刺里一位老太太——刚才也在外面等候，
冲了过去，一屁股坐下去，我只有干瞪眼。老太太操着浓重的上海口音，叙说了左
耳的病痛。于是专家就左耳看看、右儿看看，又回过头来看看左耳，再看看喉咙，
郑重地告诉老太太：“你左耳流浓了，挺严重的了！”
“唉，我左耳已不太管用了。”老太太无比忧伤地回答说。
“你再不治，要影响你的右耳的。”
“哎，要影响右耳朵，怎么治好呢？”
“每天来烤一次电，再开点药配合治。”专家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她，好象说
深奥了老太太听不懂似的，也许不必让人明之就理。
“先吃药不行呐，还要烤电？”老太太不解地问，并解释说：“我家离这儿远，
来这儿不方便。”
“烤，好得快些！”专家见老太太在犹豫，就对女弟子说：“你跟她说。”
女弟子于是操一口上海话与老太太唠了起来。与其说是信任老乡，不如说是老
太太想治好耳朵的急切心情，很快思想做通了。
“我开了，”专家却也扭转头征求老太太说：“要烤两个疗程，15天。”老太
太只一个劲地回答：“行、行、行。”
我在一旁听了倒很不满意。烤电，——不就是用周林频谱仪照射嘛，哪儿不能
烤？
老太太家附近不可能没有。我就早买了一台，我也会治。
老太太接过处方，很是感激，依依不舍才起身，并走向了那个小老乡……
然而意想不到的是，老太太刚起身，我正上前递过去我的病历和挂号单时，一
个小女孩已被放在座椅上，她的母亲同时也把病历和挂号单递了上去。——显然，
他们一家才闯进来的，她的父亲还站在门口。可见他们看病的心情是多么急切！
我由于没有看到他们是多少号，又不好意思问，只能无可奈何地退回来。
我回到座位上，无事可做，又密切注视着她们的举动。——只见那位母亲，焦
急地叙述着孩子的病情：“……左耳没有听力，6 岁多了，马上就要上学了，要影
响学习的。”
“你们怎么不早治？！”专家责备道。“耳朵聋了，上课听不好讲的。”
“我耳朵没有聋！”小女孩瞪了专家一眼，恶狠狠地说。
专家仍如是这般——左耳看看、右耳看看，又回看左耳，便断言道：“左耳鼓
膜没有孔，长死了，里面的浓流不出来。”女弟子也上来效仿专家左看看、右看看，
又左看看，却一声不吭。
“哪怎么办？”母亲却焦急地问。
“可以做手术。”专家回答说。接着又补充道：“正常的鼓膜中间有一个小孔，
她没有。要是孩子大一点就好了，一扎，浓流出来了，就能解决问题。”象是十分
有把握似的。
“那就扎吧！”母亲望着父亲迫不及待地说。
“象她这么小不敢扎，就怕小孩受不了，动，一动就不得了，耳朵就要扎坏的！”
专家便和蔼可亲地跟小姑娘讲：“小姑娘，给你用针扎一下，不疼，就象蚂蚁
咬一下，一扎就好，怕不怕痛？”
“我怕痛！”
“那你们最好还是住院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专家很是遗憾地对母亲说。“你
们经济没有困难就住院吧！”
“能住的进吗？有床位吗？”站在一旁的父亲更是急切地问。
“不知道。”专家很是骄傲地说，“我们协和床位一向来紧张，没有空的。”
“扎！”父亲象作一个重大的决策，把手一挥。
“我抱着！”母亲挺身而出。
“想好啊——”
“扎！”
“交钱，我去准备了。”专家说着去斜对面房间去取针了，看来很是自信。
“我把你抱着，你不要动，一扎就好。”母亲告慰着小姑娘。小姑娘已被侧转
着身子坐在母亲的膝上，母亲双手分别扒着小姑娘的左耳上下，做好了准备。
“小姑娘别害怕，我扎就告诉你，一点不痛，一扎就好。”专家花言巧语地说
时，操着一根长银针对着小姑娘耳朵孔瞄准，只听见她一声：“我扎了。”但见小
姑娘只是把肩头往上耸了一下，我便全神贯注等着听专家的好消息。然而出乎我的
意料，专家发出的是一种奇怪的口气：“没有东西流出来。”继而很轻巧地说：
“先开药吃，观察一下。”我真为小姑娘父母感到失望，更为专家感到尴尬。
然而专家更急于关心的是钱，她从女弟子手中抽过来父亲刚交上的交费单一看，
便责问女弟子：“怎么这么少的钱？”并责成女弟子：“你去问一下！”
“我去问一下。”女弟子正准备起身，恰好护士小姐走过来了，便主动地拿过
去交费单，帮她们去问。
“有一个扎针的价没有划。”护士小姐回来果然这么宣布。
那本是扎的一针无用的针，我真为专家脸红！
那位父亲补交完钱回来，专家一点也不觉得惭愧，仍然神态自若。或许是无能
为力，或许是良心发现，正当两位父母亲一筹莫展、无所适从之时，专家很不乐意
地建议说：“要不然星期五，再来一趟？找姓曹的教授，他在儿科方面比较有经验
些。”
“看的好吗？”父母亲不无焦虑地问。
“那不敢保证。”专家很生硬地回答，“他看的多些。”
……
终于轮到了我。
我简单地叙述了病情，她却不管三七二十一，或者说千篇一律更为确切——首
先命令道：“张开嘴！”
“舌头捣乱……滴一滴药水……等一会儿。”
就在这等一会儿之间，专家也不放过诋毁曹教授的时机。只见她轻蔑地对女弟
子说：“曹教授自己吹的，也不会高多少，现在好多人不都是吹起来的！……”
这两位大概也是滥竽充数来了，我真想嗤之以鼻！
“张开嘴。”专家诋毁够了、心安理得了，又一轮才开始。之后，就右耳看看、
左耳看看，右耳再看看，左耳再看看。
“右儿有一年没有耳屎。”我迫不及待地说。
“耳朵里没有东西。”专家不耐烦搭理说。
“跟头痛有没有关系？”我摸着太阳穴附近着急地说：“我这儿有一根筋疼。”
“没有关系。”专家才听到我两句话就训斥起来我：“别这么多话，我问你就
说。”
然后发号施令道：“做个听力检查！”
“我听力没有问题。”
“不检查怎么知道？”
“那检查一下。”我只好无奈地答应道，以免再挨训。但我立刻想到了郑人买
履。
“先交钱再作检查！”专家更硬邦邦地命令道。
我接过女弟子递过来的两张交费单，简直要把我气晕，我象40岁的人？罢了！
罢了！反正这儿没有人认识我。我硬着头皮去交钱。
药物费7 元，检测费45元，当我掏出52元钱，我象被重重地宰了一刀！然而当
操作员做完检查，递给我检测图、告诉我没有问题时，我很痛心，——我是被白挨
一刀，而且是第一个被宰的人！
“没有问题。”当我把交费单，连同检测图递给专家时说。专家第一个反应是
问：“还有一张票？”不就7 块钱，我已开始鄙夷她了，但我却很大度，急忙从包
里面找出来给她。虽然我不是有意的，我认为我可以拿走，但我却不屑与她讲。最
后专家却只淡然一句：“没有毛病，要观察一段时间。”
又是观察一段时间。都一年有余了，今天是最为严重，还得让我痛下去？——
但愿没病就好！气大伤身，也许恰好把耳朵伤了！比起前面一老一少，我还算幸运
多了！
回家的路上，我一直闷闷不乐，我真的老了？这就是饮誉国内外的协和？一次
次让我失望！——不是病怪，就是没有毛病，而今又变得这么庸俗、庸碌，——只
顾向“钱”看！无怪乎同事的女儿不明不白地死在协和而又不了了之。我不仅为我
个人感到痛惜，更深为中国感到悲哀！只恨自己与医学无缘！！想当年班主任老师
鼓动我填报首都医科大学，未能如愿而耿耿于怀！！！
也许社会就是变得这么不可理喻，那么晦涩难懂！只怪我孤陋寡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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