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离开 我回到了这个山城里,提着箱子,背着包。上海的大都市生活,对于我,如心 头压抑着的一股闷热空气,就这样,我便打点好行装回来了。 四年前,我离开是带着份怨恨的。我的表哥羽子,是一个爱“闯”的人,大我 二岁。高考落榜后,他便南下深圳闯一番事业,他的父母死活不同意,要让他 继续“高四”。他没妥协。背着包一甩门,走了。 走后不多久,传回来一个消息:他出了车祸,死了。表姨夫撇下一句:“这种 儿子死了也白搭。”表姨没那么斩钉截铁,她还是哭得死去回来,用手缉边抹着脸 边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很怕表姨这句话,因为这个山城里盛传这 么一个荒谬的故事:一个老人和一后生人在路上讲话,话不投机,后生烦了,扭头 便走,没跨几步,便被不远处驶来的车给活活撞死,那老人便在不远处直摇头: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 表哥死了后,这个故事传得更广了。 我很怀念那些年中和表哥一起“疯”的日子,特别是去山神庙砸神像的日子。 我恨家乡人对表哥的冷漠。 想得入神,撞在一胖交警的身上。交警温柔地出奇,笑曰:“小伙子,幸好我 管车,没让车撞你,下回走路要注意。” 这个交警我早已闻其大名。他是市优秀工作者,报上宣传过。前些年,有一亡 命之徒在他的执勤岗亭公然杀人,他十分镇静地站在围观人群的后方,眯着眼看-- 可能他近视。 我也无暇向他道谢,又对其优待同性的温柔而诧异,带着惊奇的眼神离开。这 样很不礼貌的行为,惹得他不顾交通指挥,直教育我“年轻人要有修养”。结果放 跑了三个闯红灯者,给国家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山城是一个很封建的地方。却也是小有名气。历史上曾出过一个著名诗人,写 下“一枝红杏出墙来”这样的诗句。为了招揽游客,政府把一堵泥墙敲上招牌-- “红杏出墙”指定用墙。这墙曾经轧死过人,有一对“红杏出墙”者--也就是姘头 俩,幽会于此,不幸墙倒,他们被轧死在墙下,做了对亡命鸳鸯。后来政府又人工 砌起一面摇摇欲坠的泥墙,再标上--“红杏出墙”指定用墙。 山城人也很会评头论足。小山城很穷,却已很会讽刺比自己更穷的地方,就好 像大都市的人很鄙夷这小山城的人--这也是我回来的原因之一。 我在上海的几年,听到家乡的消息并不少,其中有关于莺的。莺是个好女孩, 可不是好学生--她没有考上大学。城里开了间“迪吧”,她便到那里做“小二”-- 卖饮料和调洒。一次公安来检查,查出“蹦迪”里副业卖淫,便带走了许多嫌疑人 物。莺因为漂亮,也被带走了。虽然审讯后,证明她是无辜的,并被放了回来,但 是却整日埋没在街坊邻居议论的口水中,父亲忍无可忍,叫她滚。她很无助,跳楼 了,死了。她的脸上带着很讽刺的笑容--她死时的表情。关于这点来说,她已经超 过徐志摩了。徐志摩死时比莺逊色不少,据说志摩当年同飞机一起坠下,脸上充满 狐悲,一生大雅毁于一旦。 我和莺很好,我爱她。我们彼此都明白,这种爱是近似于一种兄妹之情。当时, 我听到了她的死讯,想跑回来参加他的葬礼,可系里的教授死也不让,一定要我完 成论文,事关毕业,我只得作罢。莺的妹妹燕写信给我。她告诉我,莺的葬礼很凄 凉,来的人很少,亲戚都为莺而感到颜面无光;葬礼上莺的父亲没有哭,也许是忍 着。只有很爱他的妈妈、外婆和妹妹哭了,当然还有一个我--我哭了一场,哭得很 努力。 到家了。母亲赶忙去给我倒水。父亲阴着脸,抽烟。坐下。他问我打算。我说 没有想好呢。他很反对我回来,希望我留在上海,因为那里才更大的发展。我只好 说,也许在这里不会呆太久,我还会走的。他愁苦的脸上才转来一丝笑容。我好像 成为了这里的客人。 我安定下了,便去找工作。有了钱的人自我感觉真的很好,似乎是开飞机俯视 人。我去应聘,自信地拿出我的本科历表。老板一看,把我暴骂一顿:“你以为大 学生就了不起了!?如果一个中国人叫‘范导弹’,他就真能够研究并放出导弹来 吗?知道不可能就好,要是有我情愿挨他导弹一下。”他说得过于激动,嘴里的金 牙就掉了出来。我趁他满地找牙的时候,走了。 我又走进一家事业单位,这时里的领导没有金牙,也斯文的许多。他看了我的 简历后,平心而论:“年轻人爱家乡,回乡建设,这很好呀,但是人员已满啊……” 我转身走人,他挽住我继续喋喋不休。他一手插腰作半月状,一手指着空气不停地 比划,把那伟人的样子摩仿地逼真至极。我甩开他,走了。 我又走访了几家,都以失败告终。 最后,父亲帮了我一次。他动用关系,将我调进一单位搞教研工作。 渐渐地,我又习惯回一度过着的小山城生活。光阴消逝到年末,举家去山城边 的一个山村过年。因为那里,在很久的远古,曾有一群猴子--一群在劳动中学会直 立行走的猴子,演变成为人。他们便是我的祖先,无论何时,我都不能忘记祖先-- 这是父辈们对我的谆谆教导。 过年是一段很怪的时间,不能随心所欲地说话,凡涉及到“死”、“病”一类 的话脱口,就会看到一屋子阴沉沉的脸。我也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结果满屋子的乡 里乡亲极不友好地看我,看地我直记起鲁迅的那篇《立论》--人可以坦然面对赞扬 和祝福,却不可以面对死亡;赞扬也许是一种吹嘘,祝福可能无法实现,而死亡却 是人所要面对的,可事实上,人们都无法把脸正面死亡。我无法不佩服莺,她是用 笑容来面对死亡的。我又不能学那聪明人的一连串中庸,于是我说:“祝大家新春 愉快,新年发财,老人家长命百岁,娃儿们个个出息。”结果招来满屋的掌声和喝 彩。我缓了口气。 在山村的几天里,我终于见识到了赌博风。别看这些农民年收入低得要命,打 起赌来却如张飞,毫无顾忌,赌桌上的十元钞只能挨边作小卒儿。我很怀疑这钱被 叫作“血汗钱”。村里人赌着赌着便发了疯,不住地把钱抛上赌桌。围观的人一层 又一层,就像当年欢迎毛主席送别周总理。时至今日,伟人们依旧受欢迎,不过是 印在了钱币上而格外受到推崇和仰慕。不时传出污言秽语和豪放的笑声。有一句话 说的好--赌场出疯子。我被拼命往里拥的人群刷了下来,无奈地摇了摇头。 在亲戚家里看书,看带来的杂志。杂志上有一栏“健康咨询”,是非常热门的 栏目,总有一些无知的少男少女问这问那,不求自身探索,专门依靠别人。其中竟 有一个14岁少女说想要隆胸。我在心里和表皮都笑她。看到这里,有一丝害怕,怕 乡亲们看到这样的东西,会以为我不正经,便收起来。我又为此无奈地摇了摇头, 能与这些人讲民主吗?我看讲完民主,中国的天都会塌下来。 到了离开山村的日子,这个我早已迫不及待的时刻,不免有许多轻松。 正月里,我找了一个高中同学去饭馆聊天,回忆校园生活。他叫乐子。我们无 所不聊。聊重点中学那蹩脚的校牌(校牌又曰作“出入通行证”,就像医院挂号, 你开张单子去皮肤病性病专科,那医生绝不让你进乳腺癌专科一样,校牌差不离这 个意思);聊逃课时写的请假条把我们综合地全身是病,如林黛玉……“你现在在 干什么?”我问。 乐子告诉我,他干起了剽窃。他把港台的报纸上一些文章取来,然后寄给国内 报社,标注是自己翻译的,以此为业。我笑得很苦,我也不能干涉他什么,人是需 要有自己的一套谋生方式的。 我们又聊到了官。乐子讲了个很有意思的笑话:有一个贪官,他死了仍瞪着眼 睛,家人作什么都不能让他合眼;最后他老婆急中生智,掏出一张纸,在他眼前晃 了晃,再放在他手上,他才愉快地闭上眼睛。乐子讲完就笑了,我没笑,我想到了 山村里的赌桌。 乐子又讲到了莺。他说莺的墓在城北边的山上,通往北方的路边的一座孤山上。 又过了一段时间,我写了一篇教学论文夺得了一个国际什么奖,要去国外领奖。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处长,处长一看,说事情非同小可,要陪我一起去,并上报局里。 局里又上报市里。 不久后,一纸通知,让我如受了惊吓的兔子:上面有十几个出国人员的名字, 其中包括处长、局长和市里一些领导,但没有我的名字;市里是这么解释的--“名 额有限,特删此人”。我颤抖着,不由抱紧凉透骨的身体。栗栗地。 愤怒之火,燃烧了。我记住了这个日子,永远。我辞职了。 我向父母宣布了,我要离开山城,北上上海,重创一番事业。 送行的那天,父母没有伤心,反而有一些欣慰。他们笑了,笑得金烂烂地,像 天边的太阳。 车行到了城北的那座孤山边。我下了车。这时正值清明节,淫雨霏霏,来扫墓 的人很多,他们站满了山道。不知他们是一堆活的僵尸还是一群死的魂灵。 莺的墓在很高处,也是很偏僻的山顶上。我带给她的,是一朵哀淡的白花。 花开的真的很一灿烂,因为工业废气的洗礼太多。 我认为莺是乐观的,乐观到了极端,否则,人们怎会把死称为去极乐世界呢? 花的瓣被雨打得凋落了,似在诉说,我听不懂。 我向北望,莺的墓碑也向北望着,不肯也不会把视线移开。 我也许还会来这里,但现在我要走了。继上次离开这里后,我再次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