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荒者笔记 作者:汤守道 忠君不等于爱国 1998年,《文汇读书周报》先后发表了陈福康先生的《赵孟俯也成了“爱国 名人”》和张建智先生的《评判还是理解》两篇文章。陈先生认为赵孟俯以赵宋 宗室的身份在元朝做官,是不能称为爱国名人的。张先生则认为,在没有明确爱 国的标准之前,不能随便下结论。张先生的态度,显然是慎重的、负责的。可是, 有一位署名李牧的先生对张先生的文章大为恼火,写了《“理解”的艰难》一文 予以驳斥(载98年11月18日《中华读书报》)。我认为,现在争论赵孟俯是不是 爱国名人,并不仅仅是赵孟俯个人荣辱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关评判历史人物的是 非标准和价值取向的问题,即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尺度来衡量历史人物的功过与 是非的问题。 要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爱国名人,首先要搞清楚爱国的标准。爱国的标准是什 么呢? 陈、李二先生是根据以下五点认定赵孟俯不是爱国名人的:一、赵孟俯是赵 宋宗室;二、赵孟俯在元朝当了官;三、明朝的史鉴和清朝的韩骐写诗讥讽过他; 四、元世祖给赵孟俯出过要他评论赵匡胤等人的难题(意思是说元世祖是不太尊 重赵孟俯的);五、清朝的乾隆皇帝曾经表示,象钱谦益、吴伟业那种原来是前 朝的臣僚后来又在新朝当官的人是不足齿的。按照陈、李二先生的观点,如果赵 孟俯不是赵宋宗室而是一个与赵匡胤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那么他在元朝当了官是 不会影响他被称为爱国名人的;如果赵孟俯虽然是赵宋宗室,但象赵孟坚、郑思 肖一样不在元朝当官,也是可以称为爱国名人的(陈先生为《爱国主义教育词典》 没有把郑思肖列入爱国名人名单而愤愤不平);并且,按照陈、李二先生的观点, 还可以这样理解:即使赵孟俯以宋朝宗室的身份在元朝当了官,如果元世祖没有 给他出过那样的难题,史鉴、韩骐没有写过那样的诗,乾隆也没有表示过那么个 意思,即如果没有后来这一系列的类似“法律依据”性的东西,赵孟俯的爱国名 人的称号,恐怕也还是可以考虑的。 我实在看不出这五点与“爱国”之间有什么逻辑关系。宋朝是中国,元朝也 是中国,在宋朝当官与在元朝当官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在哪一点上触到了“爱国” 这根弦?赵氏家族与非赵氏家族都是中国人,为什么非赵氏家族的人在元朝当官 不是耻辱而赵氏家族的人在元朝当官就是耻辱,并且这种耻辱与“爱国”联系在 一起?为什么元世祖、清乾隆不尊重、不喜欢的人就不能是爱国名人,爱国名人 非得得到这些帝王的称赞和喜爱不可?一般来说,诗歌的语言是模糊的,诗歌的 意蕴是含蓄的,自古以来诗无达诂,怎么后人的诗歌也成了作为论证前人的证据? 史鉴、韩骐是代表什么人发的言、下的结论?他们的权威有多大?陈、李二人可 能会说,赵宋是正统、是中国,元朝是非正统、是夷狄之邦。赵宋果真就那么正 统吗?难道它不是赵匡胤篡位夺权的产物?站在宋朝王室的立场,赵匡胤当然可 以说是一个合法的皇帝,站在后周王室的立场,赵匡胤何尝不是一个名符其实的 乱臣贼子?或许赵孟俯正是意识到了赵匡胤的双重人格和两副面孔,在元世祖要 他对赵匡胤加以评论时,他才感到是一个难题的。视元朝为外国,那是宋朝人的 见解,作为二十世纪末的中国人,实在是不应该的。 显然,陈、李二先生的爱国标准是:爱宋朝就是爱国,维护赵氏家族的尊严 就是爱国,忠与皇帝就是爱国,得到皇帝尊重才算爱国。一句话,忠君就是爱国, 除此之外,都是不能称为爱国的。遗憾的是,陈、李二先生在自以为对的爱国标 准中,把元朝当成了外国,把狭隘的民族气节、宗族观念当成了爱国精神,把赵 氏家族当成了中国的化身,把忠君当成了爱国,把帝王的言谈当成了法律,把帝 王的好恶当成了评判是非的标准。坦率地讲,陈、李二先生的这个标准是极端错 误的,也是十分有害的和危险的。 什么叫爱国?从字面上解释,爱国就是喜爱自己的祖国。爱是一种情感,爱 什么和不爱什么,本无所谓光荣不光荣的。然而,自从人类中分化出帝王和臣民 以后,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强盗逻辑便被当成了真理信奉,暴力和阴谋常常得逞, 僭越与正统频频易位。于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国家 成了皇帝的私有财产。正因为如此,马克思才在《共产党宣言》中说:“工人没 有祖国”。在帝王专制的社会中,臣民对帝王的无条件效忠,不但是明文规定的 政治任务,而且被规定为伦理道德的行为准则,对君王特别忠诚、驯服的人,常 常被冠以“爱国”的称号得到奖励和表彰,从此,“爱国”就成了一种荣耀,一 种功劳。“爱国”也就成了忠君的代名词。然而,皇帝和国家,毕竟是两个完全 不同的概念。忠君和爱国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码事。随着历史的发展,文明的进 步,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和君主专制制度的被普遍唾弃,爱国者爱国的受体, 是人民而不是皇帝。忠君不等于爱国,爱国不一定要忠君。不顾人民群众死活, 死心踏地地为昏君效忠,难道是爱国行为吗?实际上,忠君纯粹是皇帝个人的需 要,忠君教育是统治者的一种愚民政策,忠君精神实质上是一种伦理化的奴才精 神。什么叫爱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立场,标准是不一样的。张建智先 生说:“爱国的标准有点像哥德巴赫猜想”,显然就是指爱国的标准和内涵将随 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不会永远停留在封建时代由帝王 为巩固其专制统治而作出的界定上。李鸿章忠于大清王朝,慈禧说他是爱国的, 但不少人认为他是卖国贼;康有为被政府通缉逃亡国外,清政府说他叛国投敌, 但不少人认为他是爱国人士。谁爱国谁不爱国,标准不同,答案也就各异了。李 牧先生在文章中说:“民族气节一直是读书人心中不倒的旗帜,丧失了它,还奢 谈什么爱国”?在狭隘的民族主义者的心目中,在把封建伦理作为唯一的道德标 准的时代,李先生这句话也许是对的。但是,在当今人类共同利益日益得到各国 人民认可和维护的时代,在多民族和睦共处、同舟共济的国度,我却只能这样说: “不讲求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视帝王为神圣,视人民为无物,视他族为寇仇, 还奢谈什么爱国? 我赞成以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的爱国主义,反对希特勒、东条英机式的不 惜牺牲千百万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他们挥舞着“爱国”的旗帜,为了实现个人 的野心,驱使千百万老百姓赴汤蹈火,给本国人民和他国人民造成了难以估量的 灾难。我不认为不分青红皂白地效忠皇帝是爱国行为。忠君和爱国是不能混为一 谈的 .在君主专制的情况下,在无道昏君当政的时候,忠君和爱国应该是水火不 相容的,忠君只能是一种无知和罪恶,把昏君彻底打倒,才是爱国的正义之举。 历史之树常青。我们不应苛求古人,也不应墨守陈规。王安石早在八百多年 前就讲过:“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古人之言、祖宗之法, 应该重新审视。观念的枷锁,必须打破。 如何评价历史人物,葛剑雄教授在《乱世的艰难选择:冯道其人其事》一文 中有一段震聋发聩的话:“冲突中似乎没有一方握有全部真理,忠于一方的代表 必定是是非参半,或者是造成更多的财产损失。这样的忠臣越多,战争持续的时 间越长,人民蒙受的损失也越大。如果有第三条道路,那就是以人类的最高利益 和当地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前提,不顾个人的毁誉,打破狭隘的国家、民族、宗教 观念,以政治家的智慧和技巧来调和矛盾,弥合创伤,寻求实现和平和恢复的途 径”。 标准和方法,应该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