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冷虹有一半日本血统。 从她搬到我家隔壁的那天,父母就告诉我她家是日本遗孤——她的父亲是日本 人,要我尽量少和她家来往。在那个血统论甚嚣尘上的年代,这是可以理解的。何 况,这里还搀杂着两个民族之间的宿怨。 但是,这更加使我对她家产生了一种好奇。我经常偷偷观察她家的每个人,但 也看不出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如果说有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她父母对别人都十 分客气,始终保持着一定的距离。 那是1972年,我6岁。 由于我的父母是双职工,白天都要去上班,就给我脖子上挂把钥匙,把我自己 留在家里。这在大院里是很普遍的。 刚开始的时候,我个子太矮,够不到门鼻儿,父亲就在门口放个小板凳。 对于这件事,他们起初也有些犹豫,对我自己在家有些不放心。为了我的安全 起见,父亲给我划了个活动范围:规定不许我出大院的大门。在当时,也实在没有 其他办法——幼儿园太远,离大院起码有三站地,父亲没有自行车,早晚接送实在 不便;而我的姥爷家那时正好在农村下放,也是鞭长莫及,帮不上什么忙。所以只 好如此。 提起我的姥爷,可算得上重机厂的元老了。30年代从山东闯关东来到这个海 滨城市之后,他就是在这个满铁机械制作所当学徒的。建国以后,姥爷曾当过全国 劳模,还到北京和毛主席握过手——那是他一生中最辉煌的颠峰了。 后来,姥爷因为没有文化,出了个笑话:从北京回来后,姥爷被人邀请到处做 报告,讲他见到毛主席的幸福时刻。有一次,一个记者大概是想把姥爷的事迹整理 拔高,树个典型,就问姥爷是出于什么想法为建设社会主义国家而拼命工作的。姥 爷颇为得意地说:“咳,啥想法不想法的,俺打小鼻子那时就是这么干活的。”结 果,姥爷终究没成什么气候。 七十年代初,走“五七”道路,姥爷稀里糊涂地就被下放到离市区百多公里远 的农村,遭了几年莫名其妙的罪。关于历史的宿命,是姥爷所解释不清的,以他的 文化水平,也难以明白国家的大政方针。总之,要不是后来落实政策,姥爷怕是要 一辈子扎根在那里了。 所以,从我记事开始,父亲就偷偷地给我灌输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思 想,并给我举了一些事例作为证明,其中就包括姥爷。 那天,我跟着大旗、马蛋、小强等一帮小孩疯跑,不知不觉越过了父亲划定的 活动界限,来到了大道边。这时正好有一队头戴柳条安全帽、肩扛锹镐的工人列队 从工厂方向跑步过来,往炮台山那边进发,边跑还边喊着口号: “深挖洞,广积粮,备战备荒为人民……”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坚持到底,去争取胜利……” 当时,炮台山上正在挖战备防空洞。尽管那时我对口号的意思不甚明了,但却 被那整齐划一的气势震慑住了,不觉张大了嘴傻看,心里颇有些朦胧的向往,以至 于连大旗的大声报警都没听见。等我猛然惊觉来自后脖领的一股巨大的力量把我拔 离地面的时候,一抬头才赫然发现那队柳条帽中的一个不知何时已经变成父亲,正 象老鹰抓小鸡似的对我怒目而视。 我只有瑟瑟发抖的份儿了。 这次事件,使我失去了人身自由。 父亲对我的严厉是家属大院里出了名的。 父亲家在黑龙江农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这个厂子。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 正感到凄惶,车间里一个淳朴的钳工姑娘——也就是我妈——进入他的视线,并进 而互相产生了好感。再进而就有了我。我的母亲也是这个厂的工人,在她八个兄弟 姊妹中有四个在这个厂里。父亲是母亲所在车间的技术员。 但是父亲和母亲的结合,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他的孤独感。在母亲的大家庭里, 工人阶级领导一切,使他这个外来的书生更加呈现一种游离状态——不论在单位还 是在家里。 我的诞生,可能是唤醒了父亲内心某种沉睡已久的东西。总之,父亲对我青眼 有加,总感觉我将来是要离开这里,离开这个破旧的大院的。他的儿子要过不同的 生活——尽管在那个“抓革命、促生产”的年代父亲对这“不同生活”到底什么样 也不甚了了。 于是,父亲对我的要求就格外严厉,因为他深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的古 训,生怕我和周围那些车工、铣工、翻砂工的孩子打成一片,沾染上什么不良习气, 所以对我的行动便多加限制。 这次越界事件之后,作为惩罚,父亲剥夺了我的人身自由。确切地说,就是把 我锁在了家里。 这一惩罚的直接后果,就是使我和冷虹成了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