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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连几天，我们几个都象霜打的茄子——蔫了。
　　尤其是我，见了冷虹低头就走。遭此打击，我的自尊心丧失殆尽。冷虹倒没什
么，还主动跟我说话，夸我那天表现很勇敢。而我只有苦笑的份儿了。我自己最清
楚，在面对枪口的那一刹那，我的内心其实是多么怯懦。
　　我陷于深深的自责而不能自拔。
　　　　　　　　　　　　　　　　　　　　　　　　　
　　一天，我在独自坐在操场边的双杠上发呆，狗剩凑到我面前。他磨磨叽叽地跟
我解释那天他们不是见死不救，而是对方手里有家伙。我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了，不
怨你们。他又说要是我们手里也有家伙，我们就不怕他们了。我忍无可忍了，说你
这不是废话吗，还用你说，我们不是没有吗？
　　“嘿嘿，”狗剩暧昧地笑了，“没有——不——会做？”
　　我一时没有明白他的意思，跳下双杠，推了他一把：“你什么意思？你是说你
会做枪还是咋的？”
　　“我——不会，可有——人会。”
　　“谁？”
　　狗剩盯着我，清晰干脆地吐出两个字：
　　“红军。”
　　　　　　　　　　　　　　　　　　　　　　　　　
　　在大院的孩子们当中，我只知道建国手里有自制的火药枪。我曾亲眼看见建国
和他的小兄弟们骑着自行车呼啸而过，风吹起衣襟，露出别在腰带上的火药枪——
就是那种用铜管做枪膛、木头枪身、里面装填铁砂的枪。
　　传说有一次建国手下的人被外面的人打了，建国发誓要报仇。他把枪膛里的铁
砂倒出，装进两根钉棺材的长钉子，封好枪口，就去寻找仇家。该着他的仇家命大，
建国走到半路，自行车一颠，火药枪走火，两根钉子正好钉进他的脚背。建国躺了
一个月才一瘸一拐地在大院露面，而他的仇家早已闻风而逃，不见踪影了。
　　据狗剩讲，建国做火药枪时，红军从头看到尾，记住了每一个细节。后来，红
军自己也偷做了一把，还拿着上山打山鸡。
　　　　　　　　　　　　　　　　　　　　　　　　　
　　当晚，我和大旗他们几个凑在一起商量此事。
　　大旗兴奋得跃跃欲试：“妈的，我去找红军，他敢说个不字，我就揍他狗娘养
的。”
　　“别冲动。”我制止他，“这事我们还真得好好合计合计。”
　　　　　　　　　　　　　　　　　　　　　　　　　
　　次日中午，趁红军一个人时，我们把他堵在操场边上的杨树林里。
　　“你们想干什么？”他充满敌意地问。我看到他眼里闪过一丝惊惶的神色，双
拳紧握，好象随时准备和我们拼命。
　　“不干什么，和你说件事。”我搂住他的肩膀，作出一副亲热的样子。
　　“什么事？”他不解地看着我。
　　“前两天，我们上山，遇见山那边那帮养殖场的小子，他们说咱们大院的都是
熊蛋包，让我们滚下山去，以后不许再上山。”
　　“然后呢？”他平静地看着我。
　　“什么然后？没有然后。”我盯住他的眼睛，“我们就下山了。”
　　“那你们就认了？就承认自己是熊蛋包了？”红军不相信地反问。
　　“不认又怎么样？”
　　“和他们干呀！”
　　“可是，”我盯着他一字一顿地说，“他们手里有枪。”
　　红军的眼里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得意之色，他慢吞吞地说：“为什么告诉我这
个？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好了，挑明了说吧，”大旗抢前一步，急不可耐地说，“你也是大院的，我
们需要你帮忙。”
　　红军忍不住笑了。
　　　　　　　　　　　　　　　　　　　　　　　　　
　　我们两帮孩子在争斗了几年之后，终于在外来压力之下和解了。
　　红军答应帮我们做枪，而我们则不再与他为敌。红军成了我们当中的一员，他
不再孤单。这是他帮助我们所得到的回报。
　　若干年后，回想起当年在学校杨树林里的这次“谈判”，已经成为“铁子”的
大旗、红军、狗剩、马蛋他们几个，仍津津乐道，开心不已。
　　——而我，已不是他们生活圈子里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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