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叔 作者:疯子 我二叔因“右派”和“反革命罪”在监狱里关了十多年,出狱时精神已经失常。 父亲为了照顾不能自理的二叔,提前退休,与母亲一起回到了太行山深处的老家。 二十年前,父母才五十多岁,身体也好,我从不为他们担心什么。近几年来,父亲 来信总是流露出淡淡的愁绪:母亲得了脑萎缩病,身体越来越差;他虽无大病,但 到井台上打水已经感到很吃力了。我曾多次去信劝他带二叔回到城市生活,我们也 好有个照应。可是父亲说,二叔已经不能适应城市生活,他不可能撇下他可怜的弟 弟独享清福。我搞不明白,父亲已经是奔八十岁的人了,自顾不暇,却要为个疯人 这样委屈自己。去年春节,我和丈夫终于决定回去看看,一则想说服父母,二则也 想看看久别的故乡和近四十年未曾见面的二叔。 当坐上北去的列车,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荒野,我们的话题自然地集中到了二 叔身上。 在我的记忆里,二叔当时在临近的村子里当小学教师。每逢假日他总是穿着雪 白的衬衣和浅灰色的中山服回家,总是给我带回许多好吃的东西。二叔教我识字; 也给我讲过许多猫儿狗儿的故事。 二叔很喜欢看书,看起书来我喊破嗓子也不理。在我们家的老屋里有他一个大 箱子,里面盛满了他的书。那箱子是决不让我碰的。听母亲说,二叔读书很杂,天 文、地理、文学、史学、中医学等什么书都看,尤其喜欢看太极、周易之类的书。 他读书有个怪毛病,每次总要洗手,说是怕弄脏了书。说实话,小时候我并不太喜 欢我二叔。 后采二叔考上了大学,成了我们村里的“状元”。在大学里,二叔多才多艺, 一表人才,追他的女孩也有好几个。大学毕业以后,二叔被分配到河北徐水的一所 中学里教书。时逢五十年代中期,学校开展“与党说心里话”活动,涉世不深的二 叔在讨论会上讲了一句实话:“解放这么多年了,我们那里农民的生活比解放前没 有多大的改善”。紧随而来的“反右派斗争”中,二叔和他那个年代的许多知识分 子一样,理所当然地戴上了右派的帽子。交了几年的女朋友与他划清界限分了手, 他也被开除公职,“押送原籍,劳动改造”。 在押送返乡的路上,二叔由于不堪忍受押送人员的百般污辱和虐待,纵身跳下 了飞奔的火车。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家里人都以为二叔已不在人世。 三年后的一个腊月天,刚下过一场大雪,奶奶在院子里扫雪。猛然间一个人闯 了进来,他满脸污垢,一头乱蓬蓬的头发;穿着破烂的秋季衣裳,浑身冻得发抖。 在阳光和白雪的反衬下,就像一个从地狱钻出来的怨鬼。奶奶被吓呆了。谁知那人 “扑通”一声给奶奶跪下,变了声地喊道:“娘呀,您不孝的儿子回来了!”。奶 奶揉揉那早已因悲伤而失神的眼,恍惚人若梦中。她那苦命的小儿子没有死,真的 回来了。母子二人抱头恸哭…… 在三年多的时间里,二叔有家不能回,东藏西躲,沿街乞讨,所受的屈辱、劫 难,只有他自己知道。 “文革”前夕的一段时间里,二叔过得还算安稳,但那时他已经精神恍惚,时 常自言自语,也干一些叫人莫明其妙的事。村里人可怜他,安排活也随他挑。脑子 清醒时,他也帮乡亲们看看病,帮生产队理理账,偶尔还替村里的小学校代代课。 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二叔的遭遇也只能算他们那代人中并不鲜见的例 子。 文革初期,二叔原单位的造反派发现他还活着,就派了四五个人把他押了回去, 当作单位阶级斗争的靶子。批斗、游街;被人当马骑,被逼学狗叫,当时造反派流 行的把戏,几乎都在二叔身上施展过。半年后二叔回来了,他的精神已经完全失常。 六七年春季的一天,二叔迷迷糊糊地去了县城,看到广场上挤满了人,在庆祝 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鬼使神差,二叔竟冒出一句:“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好庆祝 的?”。这样一句话在当时无疑是“现行反革命行为”。随后他被人扭送到了公安 局。一查,原本就是一个右派,数罪并罚,准备判他死刑。后来看他确实精神失常, 最后判了十八年监禁。监狱里他是怎么过来的,没人知道。因为那时父亲也正挨整, 自顾不暇,更不敢去看望他。 文革结束后,二叔得以平反提前出狱。在父母的照顾下,二叔总算过了几天人 的生活。回故乡的一路上,我把所知道的二叔的一切细细说与丈夫听。我发现丈夫 的话越采越少;讲到伤心处,我们夫妻俩都流下了眼泪。 进村时,已经是半夜。全村一片寂静,偶尔听到几声狗叫。我对村里的路太熟 悉了。令我不解的是,四十年了,它竟没有任何变化。不知怎的,一种莫名的压抑 感伴随着我,我仿佛正通过时间隧道回到我的童年。 到家了,我敲响了门,开门的是父亲。月光下,我望着父亲的身影,宛如见到 了当年的爷爷。进了屋,我才看清父亲头发已脱光,满脸皱纹,其苍老远超出我的 想象;母亲的头发已经全白,脸上有些浮肿,只是从她那呆滞的眼神里还。能看到 往日的慈祥。刹那间,我从内心感到愧疚:这些年来,我们为生计忙忙碌碌,对父 母的关心实在太少,他们的境况比我想象的要糟得多。我急着要见二叔,父亲不肯, 说是明天早晨见也不迟。我明白,他实在不忍心让二叔的伤心事冲淡我们相逢的喜 悦。 第二天一大早,我家的小院里热闹了起来。母亲在灶台旁忙碌着,父亲哼着京 剧段子拉着风箱。忙碌中有着一份宁静,是性急的丈夫叫开了二叔的门,打破了这 一切。二叔茫然地望着我们,一句话也不说。面对四十多年未见面的二叔,我既激 动又害怕,盯着他不断打量,想从他身上找回四十年前的踪影。但是,我办不到。 我无法想象当年那个自豪于全村人的二叔,如今成了这般模样。我含着眼泪,蹲在 他的面前问:“二叔,你还认识我吗?”二叔摇摇头。我重复着我的小名,把事先 洗好的苹果递给他;他接过苹果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没有马上吃。母亲走了过来, 对二叔说:“吃吧,这是你侄女给你的。”二叔站了起来,郑重地给我鞠了一躬, 然后蹲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母亲说,他现在只剩下了吃的心思,如同一具 行尸走肉。我哭了,嚎啕大哭。全家人也都陪着我默默地流泪。 中午时分,在外地工作的妹妹带着她的新女婿回来了。妹夫是个军人,穿着一 身斩新的军服,显得格外英俊洒脱。他拉着父亲手问长问短十分亲热。突然,二叔 从屋里冲了出来,哆哆嗦嗦地跪在妹夫面前,用颤抖的声音说:“我认罪,我交待。 队长,可别抓我哥嫂……”。我们大家都被二叔的举动搞糊涂了,妹夫更是丈二和 尚摸不着头脑。父亲赶紧把妹夫拉进屋里,不断地向他解释:“你二叔是个疯子, 他害怕穿军装和警服的人。对不起,让你受惊了。”事态好容易平静下来,谁知二 叔却不见了,于是大家分头去找。最后,是父亲从邻居家的猪圈里把他找了回来。 他浑身的泥土和猪粪,鞋子也不知哪里去了。父亲拉着他那沾满猪粪的手,替他暖 和着,一边不断地向他解释,安慰着他那被吓飞了的魂魄。二叔睁着惊恐的眼睛, 茫然地望着父亲。 吃晚饭时,我们与父亲商量能否把二叔送到精神病院治疗一段时间,父亲坚决 不同意,说:“他害怕医院,害怕穿白大褂的。文革期间,他被当成反革命抓进监 狱,精神已经失常,可人家不信,给他注射过大麻一类的镇定药,实施过电击,受 尽了折磨,再也不能让他受刺激了。”我和丈夫相对无语。 二叔怕军装,怕警服,怕吉普车,怕广场和主席台,怕红色旗,怕红袖标和红 皮书。凡能使他联想到文革的一切东西,他都怕。这一怕,要么逃跑,躲避;要么 揪自己的头发,打自己的耳光,撕自己的衣服,自己往墙上撞。原本一个谦谦君子, 竟被所谓的政治运动整成了这个样子。 马上就要过年了,我给了二叔十元钱,要他到村里的小店买点喜欢吃的东西。 快中午时,他带回了几支铅笔和几个作业本然后像贼一样躲进了他的屋。吃午饭时, 我去敲门,他不开,爬在炕上不知写些什么。父亲砸开了门,他竟没有听见,仍在 本子上不停地写着。父亲走过去,要夺下他手中的本子。二叔发了疯的挣扎,竟把 父亲推倒在地下,然后慌张地将作业本扔进了灶堂的火中。我很想知道他都写了些 什么,急忙从火中抢出那本子,可惜只拿到了烧剩下的半张纸,展开一看,竟是鲁 迅一首诗的残片:“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我明白了,二叔也有烦恼。 从老家回来以后,我的心一直沉甸甸的。最近父亲来信说,二叔病倒了。我想 一个七十多岁的人了,也许再也爬不起来了。趁二叔还活着,我一定要为他做点什 么。我不可能替他讨回什么公道——谁也不能!但我要做些什么,必须做。反复思 考,限于自我的能力,只能以文字来记述他被人遗忘了的经历。这是我竭尽全力仅 能为他做的。 至少我可以让他知道,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着他无端蒙受的屈辱与苦难。同 时谨以此文告示国人:再也不能让“文革”重演,再也不能搞那种人整人的“政治 运动”。让已经不再年轻的我们和正年轻着的后代,能够平安并尊严地活着。 --------- TOM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