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谈权力的故事 作者:西南隐人 法律使道义有了行为上的保证和标准,但再好的法律也是有民族差异的,特 别是当这个民族不接受普遍认同的价值观的时候。政党使阶级有了利益上的纲领, 但再先进的政党也是有其历史局限性的,如果这个政党不懂得自身建设的话。一 个没有政治身份的小老百姓,如果他犯了法,自然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如果一个 有政党身份的显赫人物犯了法,比如战争、腐败、卖国等,法律对它的界定就要 困难得多。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还是一个政权高于法权的时代,世界尚未大 同的时代。 曾几何时,爱国主义让我们愿意为之奉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是因为别人想来 略夺我们的东西,但爱国主义容易被狭隘的民族利益所利用。国际主义让我们愿 意倾注更多的爱心,那是因为别人在受到不应有的苦难,但国际主义容易被帝国 主义所利用。这说明国与国之间的政治并不都是最好的,谁也不能说自己的政体 就是唯一的。由此而言,国际法便是各国都必须遵守的东西。只有在国际法的保 护下,国与国之间才不会以强权说了算。这是任何一个政党都明白的道理。不管 你承不承认,如今的国家政府已经自觉不自觉在完善、维护和实施国际法——虽 然还没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国际法。 有人说,我们在台湾问题上使用的是三重标准,比那些惯用双重标准的强权 者还多一重。比如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这是大前提,一重标准,中性词, 讲给外国人听的——你别插手这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 府”,这是小前提,二重标准,政治标准,讲给大陆人听的——好好珍惜这大好 形势:“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又小前提,三重标准,是地 理标准,没有丝毫的政治意义,讲给台湾人听的——早统一比晚统一好。也就是 说,这句话从一开始就没有把台湾现有的政治因素考虑在统一之列,台湾之所以 和法只是因为它的地理因素在起作用,政治因素嘛——免谈。所以幼稚的台湾当 局提出来什么“一国三制,”不过就是想比港澳有更多的自主权。 一句话,都是为了权力,一个国家政治上的最大权力。国家没有强大的政权, 别人就会窜到你的家门口来,国际法也就成为一纸空文。所以我在《权力的故事》 里说,“真正懂得政治和权力的人应该是了不起的人。”谁是这样的人?邓小平 先生是也。 最近在播放电视剧《长征》,它是我看《大决战》之后又一部从内心深处产 生痛楚的作品,因为那是同胞杀同胞的战争,是为了民族的解放而不得不自相杀 戮的战争。毛泽东不是懂得政治权力的人吗?毛泽东当然是懂得政治权力的人, 也是懂得军事权力的人,但他晚年却把自己的政治权力当作军事权力来用,其境 界自然就低得多了。 长征中毛泽东得意之作的“四渡赤水”是《孙子兵法·军争》一篇的具体实 践。所谓“委军而争利,则辎重捐。是故卷甲而趋,日夜不处。倍道兼行,百里 而争利,则擒三将军”,更有“焚舟破釜,若驱群羊而往,驱而来,莫知所之。” 也就是说,红军已经到了丢盔卸甲,亡命争利的危险境地。要不是拼命在山沟里 跑来跑去,三军将士均将被掳。就像今天的经济工作是第一位一样,当时那种纯 军事斗争便是当时最高形式的政治斗争,都是为了最终政治权力的确立。到了三 渡赤水的时候,毛泽东更是不得以使用了兵法的下道,即所谓的“能愚士卒之耳 目,使之无知。”也就是说,根本就不让疲于奔命的属下将士知道最高领导层的 作战意图,把红军战士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下了最为险峻的几招棋,即“善用 兵者,携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我们在“土城之战”和“兵临贵阳”几个长征战役中可以看到,作为领袖的 毛泽东和蒋介石其实是很可怜的。他们打胜了固然是阶级利益的最高代表,可以 拥有最大的权力,打败了则要让个人承担历史的罪名。在那些瞬息万变的危险时 刻,实际上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个人之间在演绎他们的智慧。这就有点像奥运会上 的运动员,不管你在赛场上多么勇敢机智,一旦比赛结束,民族荣誉和爱国主义 只能让胜者笑谈,而败者是要承担一切责任的。当然了,战争是不能倡导重在参 与的。也由于领袖背负着比常人要多得多的担忧,所以他们的孤立无援是非常具 有悲剧色彩的。 艺术作品中领袖们在那里谈笑风生,幽默无边,其实哪有那么轻松?如果说 湘江之战靠的是五万红军宝贵的生命换来实事求是的真理,那四渡赤水则是靠毛 泽东用孙子兵法挽救了三万中央红军,挽救了革命的火种。想想前辈将士的悲壮 和他们前仆后继的牺牲精神,再看看今天那些坐享其成而搞腐败的党员们,真真 是不应该呀!连我这个党外人士都为他们脸红。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的确是一句老百姓的真心话。但如果我是一名 共产党员的话,我会永远不能忘记另一句话,没有劳苦大众,同样也就没有共产 党。 我不是共产党员,当然就不知道人家是不是这样想的了。 记得刚进初中的时候,低年级同学都还佩戴红领巾。有一天邻班的几个同学 欺负我,我正处于需要一种正义的力量来帮助的时候,前面走来了我们班的几个 班干部。他们做的是什么呢?他们没有去劝架,也没有进行丝毫的“扶贫济弱”, 而是由两个同学抓住我的手臂,另一个同学则“庄严”地解下我颈上的红领巾。 我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受到了极大的侮辱,因为神圣的红领巾在我心中至高无 上,你们怎么有权力解下我的红领巾?对他们来说,下掉我的红领巾不外乎是想 说明:思想先进的少年是不能打架的,至于被打还是要打并不重要。以此同时, 被他们捆住双手的我招来了恶势力更大的打击。邻班那几个家伙见我不能还手了, 便疯狂向我扑来。可以说,是我的班干部们神圣的红色尊严帮助了恶势力。在我 的红领巾没被解下之前,我还可以有点还手的机会,但这个时候我可是在众人眼 睁睁的观战中,活活被别人打得死去活来。 这说明了什么呢?这说明我丧失了一种权力,一种被别人认为更高的荣誉所 不容的权力——个人最基本的自卫权力。 我还想起一桩事来,那就是自己的班里有一位十分令人讨厌的同学叫张志新, 他不仅身有残疾,不爱个人卫生,而且成绩不好,还经常打架。就是这样一个人 人恨他的一位同学,在一次扫墓的时候,我们还是看到了他可亲的一面。扫墓对 每一个同学来说无疑就一次有吃有玩的春游。当同学们把自己饭盒里美味的饭菜, 或是糕点泡饼拿出来享用的时候,我们则看见平常最招人厌的张志新躲在一边不 说话。班主见此情况,便走过去问他怎么不吃饭,难道是没有带吃的东西吗?如 果没有带吃的东西,就先吃老师的这一份吧? 全班同学都把头转了过去,张志新更加胆怯,平时的勇气早就不见了。在老 师的一再追问下他才小心翼翼地说:我有吃的东西,就是有点不太好看。边说他 就从自己怀里取出两个白白的饭团——没有菜,没有盐,甚至连一颗下饭的辣椒 都没有。班主任说光吃这个怎么能行,张志新则说他们家吃只有这个了。就在他 独自一人开始吃自己的饭团时,过去总是口头上喊自己是无产阶级的同学们全都 低下头傻了眼,因为每一个“无产阶级”同学碗里的饭菜都比这位同学的要丰盛 得多,“资产阶级”得多。那次扫墓我们的那顿饭吃得很慢,吃得很慢,甚至谁 也没有把自己饭盒里的饭菜吃完。 在这里,我们对张志新产生的是一种悲悯之情,觉得他可怜,连最基本的生 存权力都成了问题,更不说要求他有更高的人类其他方面的情感享受了,所以他 有那么多顽劣的习气。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一个人对弱者不能生出悲悯之心, 这样的人获得最大权力之后,他不仅不会回报这个社会,回报这个养育他的世界, 相反还会给世界带来灾难。 讲了这么些有关权力的故事,不外乎是想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在做当 事者的时候,一定要有点责任心,我们在做旁观者的时候,则要多一些宽容。谈 长征谈文革都是这个道理。当然,如果你是要更加要求自己的话,那就应该在做 当事者的时候最大限度地去宽容别人,宽容社会,宽容一切有情众生,进而宽容 这个世界。 要做到这一点,那可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2001年7月2日于秋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