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与忏悔 “两余之争”所激起的文坛之波绵延不绝,从争论中又引发出一些新的思考和 观点,这些新的思考和观点又将引起人们的探讨。至于余秋雨本人是否作忏悔,争 论的双方似乎失去了特别的兴致,尽管余秋雨的历史是否清白也曾是一个话题。 在争论中直接涉及到“文革”问题,不少人义愤填膺地认为,文革之祸为什么 要一个文人忏悔?“他们忏悔有什么用,能解决什么问题?”按他们的想法,即使 不敢去找那个亲自发动和领导“文革”的伟大领袖,矛头至少也应对准“四人帮” 等政界人物,或是某种政治体制。应该说,这些人在谈论这个问题时的出发点是有 深度的,也希望在论辩中寻求一个高度,而不纠缠于某个人的经历。然而,他们还 是“搔错了大腿”,把论争的问题稿混淆了。余杰对余秋雨提出忏悔问题,只是将 “文革”作为一个历史背景。并不是去清算“文革”。他试图通过余秋雨的个案, 分析中国知识分子的局限性,企望在中国让人们对忏悔这样“一个缺失的人文传统” 给以正视。这无可非议。政治是政治,思想是思想,政治思想虽然有联系,但不能 等同。这里谈到的是在政治上误入歧途,如何在思想上廓清的问题,也就是如何从 荒谬回归到良知。许多有良知有勇气的文化人对自己的文革经历做了忏悔,甚至对 有关被伤害的人主动道歉,无论在当时是被迫的、违心的,还是盲从的都作深刻反 省。人们理解他们,更敬重他们,因为他们以灵魂之真面对世界,这与硬着头皮顶 住的人们在精神上自有霄壤之别。 对于“文革”的清算岂是用“忏悔”可以解决的吗?这点谁也不信,但也无须 为不忏悔开脱。“文革”的发动由其政治、历史、思想等诸多因素促成,很多秘事 发生于高层及“宫廷”之内,决不是某人“振臂一呼”,群众即“揭竿而起”,其 中多少反复,多少较量,最终以舆论的绝对的“话语霸权”和血淋林的镇压而告一 段落。如果对“文革”的清算就是找几个罪魁祸首,那不太简单了吗?“文革”不 是二战,是有中国特色的“窝里斗”,除去当时人们的虔诚和盲从外,是不是还有 一些贪得无厌的“打砸抢”,冷酷无情的背叛,丧失良知的出卖和功利十足的攀附 呢?人性之恶也趁机大大展示了一番。我们难道可以平心静气地听任割断张志新喉 咙的家伙振振有词地辩解:“找‘四人帮’去!”而无动于衷吗?且不说法律的制 裁,他就不能自我忏悔一下吗?这个要求还高吗?当然,“石一歌”不至于此,不 过是思想的攀附者而已,他们都是“奉旨办事”。 我以为“两余之争”中的所涉及的“忏悔”,并非是指对“文革”的忏悔,让 余先生背负“文革”沉重的十字架,而是指余秋雨自身思想灵魂的忏悔,使这位高 调文化人在谈论“文化的构架”时多一份审慎和自省。忏悔不应只是西方人的专利, 当年鲁迅为了一件损坏弟弟风筝的小事,而心如铅块般的沉重,专门写下《风筝》 一文以诉心中的忏悔,令人感慨。余秋雨先生曾积极致力于“四人帮”控制的写作 班子,作为文人以文章清洗一下自己的灵魂有何不可,何必一网撒下去,以己度人, 声称怕陷入人人自危的局面,好像人人都是“石一歌”似的。总归有些不自然。 至于对“文革”的清算,那是一个集政治、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 系统工程,绝不是“两余之争”所能解决的命题,这里只是点到为止而已。还有人 在文中叫嚷:要余秋雨忏悔,那末为什么不要陈希同忏悔?不要成克杰忏悔?足以 见他们对秋雨先生的厚爱,但却有些瞎起哄之嫌。真是不知所云,大街上找不着北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