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年我若为青帝 作者:逸鸿 在一些人对当官趋之若骛而另一些人对当官怒目而视之际,真不敢发出如此的 豪言壮语。特别是在当今人们都欲“远仕而行”,去寻求人性的复出,品格的重铸 的时候,想去政坛上有所作为,是不是太俗?一谈到“仕”,人们就会想到“出有 车,食有鱼”,想到贪,想到腐败,想到献媚而卑躬屈膝。于是对著名的隐士陶渊 明推崇备至,欲脱离喧嚣的尘世,而进入美妙的桃花源,生出“今是而昨非”的感 觉。是啊,摆脱了心灵的压抑,辞去了责任的重负当然轻松愉快,无怪乎“世人都 晓神仙好”。 入仕之说,传统的观念都是为了以图升达,光宗耀祖,这是不争的事实。当然, 人们也表现宽容,也允许有一些儿私心,很体谅孔夫子当年周游列国的苦心,很感 慨李太白终年不得志的不幸,似乎有一种定论:入仕是为了做官,做官是为了名利, 而远仕而行,做一个文人或老百姓却是摆脱这种庸俗的唯一途径。我不知道古今中 外一些曾经厕身于仕途中的人们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当年白居易在杭州做官,在 西湖上曾修一道堤,后称“白堤”,苏东坡在杭州做官也在西湖修过一道堤,后称 “苏堤”,以名利观视之,他们是为了显示其政绩,放一颗小“卫星”呢?还是兴 修水利,造福当地人民呢?这事恐怕值得有关人员考究。唐朝韩愈官至“副部级”, 因为上疏除弊而几乎被送掉性命,结果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是拍错了马屁吗?王安石因变法而碰壁,岳鹏举为抗金而遇难,图的什么?难道宰 相和元帅之衔还不够富贵吗?如何理解“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孙 中山、林肯不至于为了过过大总统的瘾而呕心沥血吧。我国当代的基层干部焦裕禄、 孔繁森,高层领导周恩来、邓小平不能说是“仕途”以外的人物吧,他们何以光彩 照人呢。做官为了名利是一种庸俗,那么“远仕而行”去捞取名利是不是另一种庸 俗呢。至于在仕途中,尽力揣摩上司的意图,而决定自己是哭是笑,是悲是喜,那 完全是个人素质问题,与是否为“仕”并无直接联系。 这里我想起一个熟人,他在仕途上可谓“春风得意马蹄疾”,一路顺风官至副 厅级。可是他感到非常压抑,可能是在“清水衙门”,他眼谗富豪们的挥金如土, 大概常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他垂涎美色而不敢放纵,有了情妇却不敢公开,那种难 受劲啊,真是“不得开心颜”。终于,出现了一个机遇,他靠着某个背景决然下海 了,当上某大公司的总经理。形势为之一变,心态也为之一变。他自由了,他敢大 声说话了,不再是林黛玉进贾府的那模样,而是西门庆傲视群贾的神情。短短数月, “旧貌变新颜”,身上着的是以千元为单位的名牌服装,喝的吃的自然是名酒佳肴, 挥金如土何等的好啊,老婆离婚自不待言,情人感激零涕:“他为我而牺牲了仕途!” 只是这感叹声未落,却已被弃之若履,又一个年轻的新欢拥入怀中……这个例子正 如幽灵摩斯菲特向浮士德们呼唤:离开束缚人的仕途吧,离开众目睽睽的仕途吧, 你将获得金钱、美女以及人间的享受,并且不会受到民众的监督。一个贪婪的人无 论在哪里都经不起诱惑。 其实, 从现代的意义上看,入仕需要各方面的高素质, “仕途”中的位置,用一句老话来说是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位置。由于“公仆” 和“主人”的错位,人们失望寒心了。难道,不应当去扭转这种现状吗? 身在“仕途”之中,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去做,这是个根本的问题关键的问题。 若就此展开论述,大约会变成一种令人生厌的说教。黄巢的《题菊花》诗中道:他 年我若为青帝,报与桃花一处开。无穷涵意尽在其中。“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作 为朴素的入仕情怀应该说并未完全过时。人们痛恨腐败,而又充满期望,是因为逃 避不了社会,也逃避不了现实。每个人肩上都有责任,入仕者的责任更具有社会意 义。值得强调的是,在民主和法制健全的进程中,个人的作用日益融汇于社会机制 之中,这不单要求入仕者的文化素质,更要求他们的思想素质。古今中外真正有为 的政治家永远是后人的楷模,不仅因为他们当时的政绩,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人格力 量。当然,如果有人说历史上曾出了袁世凯、希特勒式的人物而视仕如虎,那就可 怀疑他是否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