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左青石》数易其稿了。此前,我曾为书稿征求过多位师友的意见,一方面, 他们给予了作者充分的鼓励,另一方面,所幸都没有吝惜指教。可以说,作者对作 品的信心也来自师友们的评判,这一稿是作者在消化吸收了他们的许多宝贵意见之 后确定下来的。师友们的意见当然不可能完全一致,所谓见仁见智,其中还出现了 一些有趣的现象。为便于有心的朋友赐教,并予以援手,现将有关情况简要介绍如 下。 (一)思想性。 意见之一 作品通过一个山乡小镇的故事,演绎了49年发生的那一场革命,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题材,却也是一个十分沉重的题材,惟其重大而又沉重,才具 有思想的价值。作者站在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高度上,以今天的目光,全方位审察了 49年那场革命发生的背景以及它具有的性质,并且,在回放民风民俗,乡土人情 的生活图景时,深刻地揭示出历史与环境加于人们心理上的精神负荷,以及沉积于 我们民族性格之中而形成的种种弱点与缺陷,这较之以往同类题材的作品,对我们 当前深入研究“极左路线”的根源,以及“中国特色”道路的探索具有现实的意义。 从总体上来说,作品的思想倾向性还是比较鲜明的,但是尚有不足,比如,作者对 “极左”人物所持的暧昧态度大大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对待龚叔瑶这个人物就 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什么时候了,还得如此顾虑重重么? 意见之二 《左青石》选择49年的革命作为故事背景不是很容易弄的,那一 类题材,其政治敏感性都会很强。然而,文学作品却没有责任去评判政治事件,本 来,用作品去图解政策是艺术创作最大的忌讳,那结果往往会败坏了作品。在这部 作品中,好在作者的笔墨着重在人物命运的描写上,虽然写的全是些凡人小事,却 动了真情,还足以让人震撼。原来,当作品写出了人物心路的复杂与曲折,表现了 生命的存在与发展形态,可读而又有人爱读的时候,这就从根本上体现了它的艺术 价值,《左青石》最大的成功只在这里。现在作者表示仍有意进行修改,特提出两 点建议,以供参考:一是可以将书中一些多余的议论删掉,不必可惜;二是去掉某 些过于沉重的场面也无妨。不是说有人提出了“作品过于沉重,卖点不好”的看法 吗?也许现在人们真是在寻找轻松,适当作些迁就也是可以的,如果有利出版的话。 感想 这里涉及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很值得深入探讨。 所谓思想性,仅是指作品的政治倾向。对这个问题,上述两种意见相互对立, 听起来,还有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可左右为难的只是小媳妇,因为她不能 当家作主。但今天的作者不应该是“小媳妇”,改革开放的环境完全允许他表明自 己的主见。作者肯定会有自己的思想,而且,对重大的政治事件也并非没有他的看 法,这些看法还很可能在作品中有所流露。本书作者对49年革命的看法是非常明 确的,那是一段历史,历史都具有其必然性,谁都无法否定它,也无须否定。49 年的革命属于中国人,中国人也就属于了它。中国人今天仍然生活在这场革命延续 的时代中,他们只有责任走好今后的路,有时回顾一下过去,也仅仅因为这一点。 比如说,阶级斗争这个理论,作者认为它是革命的理论,是马上打天下必不可少的 理论,但革命胜利以后,就不应该再用这个理论去坐天下,过去却那样作了,而且 级度地强化了它,曾经给我们带来了不少的麻烦与困惑,这是事实。然而,作者同 时应该明白地表示:写作本书并不是为了去阐述这些政治观点,如果要那样,他就 不应该写小说,而应该去写政治专论。世界这么大,生活这么丰富,难道除了政治 就没有其他的事情好作?试想,黄大香情愿不嫁人,彭石贤不听从管教,吴枣秀恨 透了姜圣初,吴国芬爱张炳卿不要命,却偏不喜欢讨好她的姜信和,所有这一切, 与作者上述政治观点有什么关系呢?几乎没有。而且,书中大部分人物的政治思想 也很模糊,他们对政治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一点也不“高大全”,那作者写出他们 来可以表达什么样的政治思想呢?说这是为了深掘“极左”路线的根源,别人当然 可以这样看,作者却没有这么想,因为作品根本没有创造出一个能代表正确路线的 人物来,而且,他也没有给人指点一条正确的革命路线的自信,并不自以为可以给 人充当得了什么导师。 说到“沉重”,那是题材决定了的,面对那段历史,面对那些人物,沉重是作 者的真实感受,除非不写,否则,无可避免。在这里,他仅是告诉人们曾经见到, 听到过的一些“沉重”的故事。写下这些有什么不好?剧院里不仅上演喜剧,而且 上演悲剧,享受轻松与领会沉重都是阅读的需要,试想,删掉《梁山伯与祝英台》 化蝶一场,还能找到别的什么好“卖点”? (二)形象性。 意见之一 有位女士认为,《左青石》中的女性形象塑造得十分成功,尤其是 黄大香与吴枣秀,那种鲜明的个性,可谓光彩照人,黄大香的宽厚仁慈令人感慨, 也令人折服,吴枣秀的勇敢与挚爱同样撼人心魂。相对而言,这种夺目的光辉,男 性形象似乎少了一点。比如田伯林,作者把他写得太窝囊废了,他全无一点做人的 尊严,简直连条狗都不如。也许作者是想借他反衬吴枣秀,实际上却损害了吴枣秀, 老实说,这种人真不值得她去爱。另外,田伯林与吴枣秀由开始的尖锐对立到后来 的生死相爱,这个转变过程也写得有些仓促,有些突然,虽然,这并非完全不可理 解,但还是应该交代得更清楚一些,那才会令人信服。 意见之二 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成功,在于它有没有生活深度,光彩夺目只算 一种,让人扼腕叹息,如田伯林,这也算得一种。田伯林的窝囊是他尴尬的社会处 境和婚姻状况的反映,而他的个性心理则是他,乃至他们田家好几代人处世经验的 积累。人生百态,世界并不多余田伯林这样一种生存状态。他与吴枣秀之所以能够 作成夫妻,除了客观方面的原因之外,既得益于吴枣秀的泼辣,也得益于田伯林的 窝囊,不是吴枣秀骂得痛快淋漓,田伯林振作不起来,同样,不是田伯林的窝囊, 吴枣秀的锋芒早就给挫折了,正是因为他们这泼辣,这窝囊之中有恨、有怨、有情 又有爱,戏才有声有色。他们两人之间交流感情的方式就是如此的特别,书中表现 的主要是人性的沟通,而非立场观点的转变。 如果论及人物的个性化,书中的男性并不比女性逊色,不仅是田伯林,姜圣初 更可以算得上一个性格特色十分突出的艺术形象。读他,就如读一部中国近代史, 他处在极端贫困、落后的历史重压之下,性情被严重扭曲变形,他愚昧而又暴戾, 麻木不仁而又自鸣得意,趋炎附势而又心安理得,不愧阿Q 的传人。 如果真是一个对国家民族具有忧患意识的人,面对着这种可哀可痛,可笑可怜 的人想一想的话,也许会要寝食难安呢! 感想:通过形象传达感情是艺术的本质特征,形象是指动态的人物和场景,创 造形象是艺术家的主要责任,作品的成败得失只在这里。如果一部长篇小说能够写 活几个人物就算不错,如果能够创作出十多个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来,那是很值得 作者骄傲的了。师友们显然是过分地夸赞了作者。 对于文学作品的领会和感受,性别的差异不会太大,出现上述情况,我想只能 是个人感受事物的角度不同。大概,每一个人阅读文学作品时都会有自己偏爱的人 物,有时还难免为之激动。无论是特别关心作品中女性形象的描写,或者尤其着眼 于男性人物的刻画,都有其理由,因为,读书是为了享受,完全可以各有所好,各 取所需。往往,读者是在找到了贴近自己生活体会和感情需求的切入点之后,才进 而把握住整个作品的,这也是一种常见的读书方法。而且,阅读也是有创造性的, 有时候,读者的想象能使书中的形象更为丰满,还会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渗入其中, 可以说,阅读也会是作者与读者情感的双向交流。 看来,艺术应该或不应该创作什么,这恐怕由不得读者(市场),也由不得作 者(导向),而是由生活所决定,首先是生活启示了作者什么,作者感受到了些什 么。艺术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三)真实性。 意见之一 对于经过了那个年代的人来说,都会相信作品中的人物和事件会是 的绝对的真实,惟有真实才具有说服力,所谓事实胜于雄辩。真实是艺术的责任, 虚假的东西早已经让人厌倦了。 意见之二 能真实于生活是好的,但还很不够,因为艺术的真实应该比生活的 真实更高、更集中、更典型,不然就不叫创作,顶多只能叫“照相”。比如黄大香 这个人物,我想她很可能是实有其人,并为作者特别熟悉,所以能写得如此生动。 但是,由于作者采取了自然主义的写法,取材没有选择,写她逆来顺受,委屈求全 的事太多了,以至损害了这个主要人物的形象。创作必须有作者的主观意图,它不 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 感想 难怪有一次作者与人谈到创作黄大香这个人物形象时,承认借鉴了自己 母亲的言行心态,并说,如果没有母亲就很可能写不出黄大香这个人物,甚至写不 出这本书来。听者立即感到了失望,肯定作者会因为受真人真事的局限而使艺术形 象丧失光辉。其实,他当时还没有看这本书,那只是一种理论造成的成见。文艺理 论家们创造出“真实性”这个词来,反倒把本来清楚的事情给弄糊涂了。真实是一 种存在,是不虚假的意思,现在却要说,银幕上的彭德怀比生活中的彭德怀更真实, 纸上的虾子集中了无数虾子的本质属性,它比虾子更虾子。可同时又得让人说,艺 术是创作,是虚构,要体现作者的主观意图(还好,不是别人的),说主观虚构的 东西硬是比客观存在事物更真实,那该如何面对持唯物主义的读者?说艺术家“不 可能,也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这话没有错得太远,首先是“不可 能”,而后才是“不应该去追求完全客观的生活真实”,确实,任何艺术手段都不 可能复活生活中的人物和场景,包括不叫艺术的照相,也许未来的科学能叫时光倒 流,目前却不可能。 正是因为这一点,作者才需要借助某种(语言、声音、颜色、形体等)“形象” 来重演自己的生活感受,也因此才有了艺术。艺术形象只是个“载体”,它只有作 为“载体”的真实,相对生活中的人和事则不可能更真实。创作能说的真实只有作 者表达的感情与体验,而这一点并也不容易做到,因为它不仅涉及艺术功力,更关 系作者的人品。所以说,强调创作的真实还不如强调作家的诚实。 这当然不是说艺术形象与社会生活就没有联系了,艺术家的体验与感情是从社 会中得来的。艺术形象不过是对生存状态进行的模拟,生活中有什么,艺术就可以 模拟什么,一滴水可以见太阳,一粒沙便是一个世界,一个细胞能够克隆出一个生 物体来。对于作者,从认知的意义上讲,生活中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都是一条观 察与了解世界的通道,它们为作者提供审视世界的角度都是独一无二的,因此,从 生命的意义着眼,也可以说它们都同等重要。这种艺术模拟或形似,或神似。而且, 如果是以生活为根本,以作者的体验为依据,光是假托与象征也无不可,象有些现 代派画家的作品。艺术无论是叫“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还是 别的什么,只要能够借此为生命运动的行进提供某种借鉴,它就具有了价值。 生活太伟大了,人们只可以认识和感受它,艺术能够这样也就是一件神圣而永 无止境的事了,如果以为艺术形象可以平空臆造与虚构,那只不过是对生活的亵玩。 所以,作者不肯糊乱地装饰黄大香。不写她的逆来顺受,委屈求全能写些什么 呢?她只是一个弱者,而作者却认为,未见得弱者都不伟大,强者就一定伟大。一 棵从岩石的缝隙之间生长起来的古树,它只可能逆来顺受,委屈求全,于当时当地, 这是它得以生存的唯一可行的方式,而它的这种方式让人们见到的正是生命力的顽 强,即使是盘根错节,瘢痕累累,它一点也不羞愧。黄大香生活得普通而又平凡, 却始终保持着为人处世的良心和信念,只要艺术作品能够表现得出来,那形象同样 会不乏夺目的光辉。如果把她写成个双枪老太婆,那当然痛快,后来,我们也就可 以免除“反右”、“文革”之苦了,面对亿万“双枪”,谁敢放肆?谁还能够放肆! 然而,这并不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这样写不仅违反了生活的真实,同时也违背了 作者的良知。艺术没有造假的权利,定要讲艺术可以“虚构”,那也不该是这个意 思。 还一种关于典型的理论,说画一只虾子就必须观察一百只虾子,这话也许不错, 但因此说,只有在把握住这些虾子的共性之后,才有可能创造出一只典型的虾子来, 这就玄乎了。什么叫典型?哪只虾子不典型?应该说每一只虾子都是上帝创造的, 都是典型。其实,你拿观察一百只虾的工夫去观察一只虾子,也同样可以画出虾子 来,而且,这虾子一样尽得天下虾子的共性。只是,这共性体现在“这一个”虾子 的个性之中。典型的创造并不是东拼西凑,你把一百只虾子最好的东西合在一起决 不会是一只“活”虾子,顶多算个虾饼。由于它不是“一个”,就不会是有机的, 就不会显现出生气来。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共性是一种概括,一种抽象,是不可 见的。所以,我们可以说,越是个性化的艺术形象就越具有共性。文学的典型创作 是在反复构思的写作过程中不断地整理、深化作者获得的人生体验,并借助语言从 作者积累的生活素材中选择并构建起具体生动的形象来。艺术只为表达作者自己的 感情和心得并奉献于人。 5/2001 -------- 黄金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