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人事项

    小时候特幼稚，时时犯诸如央求稍有岁数的人讲谈做人体会之类的恶心事。现
在有时猛然还能想起来，直觉得面上发烧，剧烈难为情。
    现在想起来，那时候找人托问这类事情，固然有行为上的幼稚，更而且从现在
我也一把岁数的角度看，多半也算是在所托非人。因为，岁数这个尺码差不多是最
不能和品行成正比的，如果听到的全是惨淡人生的仇恨经验谈，倒不如存留少年无
知的纯净，这样，虽然看着浑浑噩噩，终不至于早早地就对人世抱怀深仇大恨。
    事实上当年在中国做人之艰难的确也不是我当年的年纪所能包涵。文革十年，
中国人的人性实在是曾经被很展露过一阵的。我在这里特意使用“展露”二字，绝
对是因为我坚持认为，文革十年，我们是在展露，而不是“被扭曲”。
    “扭曲”二字，其实是我们后来自己给自己找到的一个说起来还算过得去的借
口。
    我们很多人性深层的其它东西，比如，彼此告发、彼此排挤、彼此打压之类，
也都是在那时被发扬光大的。有时候，和曾经从红卫兵时代过来的当年青年人谈起
他们当年的疯狂，几乎所有过来人都觉得当时自己的作为不可思议。但是，尽管如
今觉得不能理解， 当年却仍旧做得酣畅淋漓， 有几个那时的过来人说自己实在是
“被人利用”。但是我还是不能觉得为他们说服了自己，回顾过去的那些年月，多
少年轻人对老年人施以激烈暴打，而且打法已经非平常叙述能够涵盖，做出这种出
乎人类良知的恶事如果还单单用“被人利用”来解释，让人费解。
    常听见那个年龄层的人说，如果换了你，你在那个时候也会冲上前去跟着打人
的。
    这该算是历史的交错了，没法对接，我想我也不能代自己做任何事后假设，怎
么着，都是假话，假话就不多说了。有时候静静地想一想，代那一代人分析起来，
我想，对他人曾为人上人的恼怒和妒忌，绝对是在那个年代里“被人利用”殴打他
人的成因之一。最简单的一个例子就是，比如，参与殴打当年的一个了不得的高官
就比参与殴打一个掏粪老工人觉得鲜活刺激。
    时至今日，很多人分析起当年红卫兵疯狂的年代，几乎都得到一个相对一致的
回忆，那就是：那时候，打人最狠的人，其实正是平素在人前性情最柔软的女生，
人性中最本质的东西一旦可以毫无顾忌地展现，她们就展现了。
    派系之间的打杀，就更是以自我实现为核心的“后动”。
    那时的一些中国人活得兴奋或者辛酸，好像转瞬之间就能改变，上天入地阴晴
无常。最近曾经重新翻看我所崇敬的女学者杨绛的著名散文《干校六记》，她那里
说了自己很多苦难得挺不应该的例子，看着看着就又有很多叹息。
    十年文革的锤炼，让我们已经不复再是过去的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我们中国人的内心其实是挺善良和丑恶的，我们通常活得会很有骨气，也多半
不会去主动触犯别人，但是我们却实实在在不爱容忍别人在哪怕任何方面比自己的
优越。还是那句活，当年文革中的各种骇人听闻，神化了某人的指示只是原因的一
个触发方面，另外的主要方面恐怕就应该是来自我们自身多年的压抑了。比如我们
的个性压抑乃至性压抑，当然，性压抑根本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个性压抑之
类的爆发就全靠当年的那个时代了。
    这种压抑一旦爆发很快， 也很容易就会转化为“虐他” 。所以，看到杨绛的
“六记”，更兼看见她风雨飘泊多年花白了的头发，会隐隐地心痛。
    今年回国，曾经到清华大学做过讲话，曾有学生提出问题问到：“当初究竟是
什么原因促使你出国的？”对这问，真的有些感慨，在我觉得，人际气氛不良的原
因，其实不算理由之一，也算理由之二。
    现在，我们中国人已经活得比较“金钱”了，这其实反倒平和了，反倒不狭窄
了。在金钱这个硬指标下，人也因此可以只遵循同一种标准说话了，而不是被硬逼
着去一阅尽人间各种嘴脸。
    中国人多派系。在国内，哪怕是在只有三五个人的传达室，如果关起门来算是
一个“单位”了，就有“不忿”了，就有大把曲折故事好有一说了。人彼此一走近，
就有了解了；有了解了，就有攀比了；有攀比了，就有不服了；有不服了，就有谁
都别想比谁好的想法了；有谁都别想比谁好的想法了，就出现很多阴暗的规划了；
出现很多阴暗的规划了，有的规划就悄悄地被实施了，有的规划悄悄地被实施了，
谁就真的都别好了。
    我们中国人一直是相当难于在社会中做全自己的，这种秉性的流露，实在无分
海内外。在海外的中国人中，相互之间拆台捣乱者有之；一个侨团协会甫告成立，
在第一趟票选过程中就分成鲜明各派者有之；一个同乡会一旦办得有声有色能够得
到某类官方利益时立即会裂变生成两个到三个相同性质的同乡会者有之；当然，比
起分裂社团之类小事更加变本加厉的比如到移民局告发自己强大生意对手雇佣了无
工作身份的员工、让对手为此付出数万罚款者也有之。即便是在美国的中资公司里，
偷偷往国内上峰案头猛传告发同事传真的，更是每天都可能发生多少回的事情。
    对应国内的“八分钱，查半年”的私告实践，美国这里也相应地有各种好看。
    美国人的社会构成是礼貌而没有什么是非的，当然这也要归功于他们的生活中
没有我们中国人的那种枝蔓相缠、盘根错节的粘连关系，不存在“你如果涨工资我
也必须得涨”的道理。他们此时此刻和五年或者十年之后彼时彼刻的大多数走动朋
友往往是依照生意的关系来确定，不存在太持久和丈惊天动地的友谊。而且和身边
的周遭人等，美国人并不那么有耐心。美国人之间一旦有所不苟同，一定是即刻诉
诸法律解决。比如如果看不惯你家院内的布置，他们一告就告上市政府，摆明了要
市政府下令让你布置得让他高兴；看不惯你家晚上聚众吵闹，他们一告就告到警察
局，叫人将你“拿走”。美国人之不讲情面就像“孩儿脸”一样一无定规，他们的
底线你是不能逾越的，一旦逾越，他们就会反逾越。他们平素尽管相当礼貌，但是
一旦认为受到侵害则不怕任何人下不来台，他们做给你看，逼着你下不来台。而你
一旦有过下不来台的时候，下次你就不敢了。
    人和人的关系，也在“下不来台”中变得简单了。
    和他们相比，我们一些中国人的性格算很“特色”了。我们的处事习惯是凡事
多不爱和当事人明讲，但往往又积极地热衷于去和唯除当事人在外的任何人讲，一
来二去，中国人之间就有了很多细小的仇恨。
    中国早年间就出不了“追星族”，而非得等到其成为一种流传海外的时髦时才
被做为接受一种行为而接受进国内，并做下去。我一直无可救药地认为：中国哪怕
是在现在，也没有一位年在25岁以上、纯正意义上的追星族。甚至在模仿的风气之
下，哪怕是在20岁以下、在还不大懂得嫉妒的人中“追星族”也越来越成为并非发
自真心的事情。确切地说，追星族之类之所以能轰轰烈烈其实不过是一种时时尚的
追随，就好像当年我们很多人在还对“共产主义”是水是气搞不清楚的年纪时，却
都抢着加入共青团一样。
    我这么说可能多少有些伤众，但是仔细地剥去我们思维之外的糖衣，我们其实
比较而言算是非常善妒的一群。如果和美国人比，美国人多爱将最不能忍耐的想法
转化为简单到家的愤怒，中国则多半不。
    中国有一句古老的说法，叫做“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牵强一比，美国人
的做法如果是一恶就会恶得径直来“偷”，中国人一恶，则会悄悄地惦记着。
    因此，在中国人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年人在内心深处盼望看到明星们失足跌倒，
盼望看到他们离婚、盼望看到他们生活中最阴暗的角落，盼望看到他们的偷税漏税
新闻被揭出。而在海外真正的追星族中就少见这种心态，他们的崇拜往往会达到一
无保留的地步，不少人只要一看到自己生命的支柱对自己展开微笑，非痛哭即昏倒。
    中国人一般对他人不会那么狂热，很多原因是出于我们一直对自己强调要做最
好的那一个。但是多少年间，中国倒也有一个人例外，这人在国人坚强的自强“国
粹”上还是吸引了全中国绝大多数人的真实崇拜和真实敬畏，这人则是毛泽东。
    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人际间的“金钱关系”是让社会关系尽早走上人性轨道
的一个心经之路。虽然生冷孤寒，但自有其内里间的交叠和更换的原理在。我自然
也怀念父母嘴里所说的我们中国人在50年代形成的那种人际关系，那时我们和我们
邻居们的家门听说竟然都是没有锁的，家家的大门大敞给大家，柔和而亲善，但是，
物质的逐渐丰富，一定是这种亲善的蛀虫。
    现在，这种亲善早没有了，家家户户的防盗铁门一经安装完毕，对和外界的所
有信心即告烟逝。和目下的美国人相比，中国人之间除了还存在着亲戚间可以相互
借钱之外，其他的，早已经向着各自固有的目标一路狂奔而去不再回头了。
    我们中的一些中国人这么着就一直存在着无边无际的大喜大悲，除非不可操纵
的外力所致，我们的生活曲调陷于千日一辙的外表安详和内里的高度不平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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