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居 在新年旧年之间,不免有许许多多尘封已久的回忆;也许这正是步人迟暮岁月 的自然现象。 生逢乱离之世,不断迁徙,搬过无数次的家。但在我心目中的“故居”,要算 在北京的那一处印象最为深刻。 北京话早经定为国语(大陆上称之为普通话),其实北京话里有许多土语和许 多微妙成分,外来的人很难体会。 像我家故居原址,在西长安街上的大栅栏。这条胡同的名字叫起来大有“学问”。 前门外最繁华的市区也有大栅栏,读音是“大沙腊”,我家门前的大栅栏,却 读作“大札乐儿”,重音都在第二个字。如果你按国语正音班的读法“大山蓝”, 保管找不到。 故居是旧日中上家庭典型的四合院,北面是五开间两进的正房,是家人起居活 动的中心。西面一排三间是祖父会见宾客之所。东边则是外来亲友的客房、厨房, 以及佣人们的住处。东部小跨院里有一间小小的佛堂。还有一间空屋里停放着一辆 废置了的汽车,除了驾驶盘以外甚么都不会动了。 我最喜欢的是正房里祖父的书房,许多老书和新书,许多碑帖。那间屋子阴阴 的,可能因为四壁图书柜子都排得太高的缘故。老书新书我都看不懂,最喜欢坐在 地上翻阅那一本本的“三希堂法帖”。也试读过“唐人小说六种”,线装书,木刻 字,没有标点的文言,一边摸索一边断句;我喜欢那幽幽的书香。 炎炎夏日,祖父午睡起来教我写大字,在九宫格纸上临写欧阳询的“龙藏寺碑”, 祖父收集了一二十种不同的拓本,他说,“最好的应是张元礼拓本,可惜还没有找 到。”我不知道张元礼是何许人,更不懂他的拓本有甚么好;但我说等我长大了会 挣钱的时候,一定买来送给他。祖父掀髯而笑——祖父的长髯在胸前飘拂,好像有 一尺长。他是从五十岁开始蓄须,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 房屋前面都有走廊,漆了绿色的柱子。中庭的北半部有四棵海棠树,春天偶尔 开一些粉红色的花,后来也结下海棠果,酸涩不堪。只有一棵是西府海棠,结实不 多而颇为甜美,但每年都会招来虫蛀,所以也吃不得了。 南半部是花坛、金鱼缸,很白很大的玉管花,和据说是有毒的夹竹桃。还有两 棵笨重的棕榈树,种在很大的木盆里,冬天要搬到屋里去避寒。 祖父去世的那一年,金鱼缸里的金鱼和大部分花木都死掉了。我生平的苦难— —一个十来岁孩子不应该受的苦难,从此开始。回想那一段岁月,好像一场灰濛濛 的梦,不忍思量,而又刻骨难忘。 离开北京是在抗战中期,重回北京则是五十个年头之后。三弟陪我去凭吊旧时 庭院。因为西长安街拓宽,两旁的胡同步步退缩,老屋仍在,但大栅栏没有了,新 名是“钟声胡同”。 原来的大门没有了,门洞改成住房,住着不同的单位。北屋是交通大队的宿舍, 我们进去时,有一二十个年轻人围观电视节目。四棵海棠树没有了,改种的槐树已 长得很高大。 可以利用的空间都加盖了房屋,走廊部分也增加了台北所谓的违章建筑,分住 若干人家,各家门前有一个煤球炉。我坐在石阶上,没想甚么,往事已无从想起。 这是个“大断裂的时代”。 北京是历史的城,老屋也各有故事。我家这房屋原属卢小嘉先生所有。卢是与 袁寒云、张汉卿等同称“四大公子”之一。他的父亲卢永祥据说是北洋军阀最开明 的一个。祖父买下这旧宅作晚年憩息之所,最后就在他的卧房长眠不起。过了许多 年,听说卢小嘉也在台北,但我没有机会认识他,想必很老很老了。 从世界到个人,变化何其大。宛平县和大栅栏都没有了,海棠树换了别的树, 童年的欢声笑影永不可得。我庆幸今生竟有重访故居的机缘。虽然一切都变了,变 不了的,是心田深处的温馨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