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画记

    为画题词，是我近年来干的杂活之一，也是我养病期间的一种较轻松的活动。
我不善书法，更谈不上鉴赏画，说实在的，我没有资格干这种活。题画得用毛笔。
我的毛笔字还是小时在村中私塾里练的。14  岁以后我离开村子，到外面大城市去
奔前程，从此用钢笔，与毛笔再也无缘了。在画上题字，而且是在宣纸上中国画上
题词，对我来说，真有点硬打鸭子上架的味道。但这个架不得不上，因为作画的人
是我的老伴，她希望我在她的画上写几个字。

    这既是道义、也是感情问题，不好推辞。

    老伴作画是半路出家，是到了老年才发展起来的一种意外爱好。她和我一样，
出身寒微，十四五岁就离开故乡农村去大城市奔生活和学习知识。也就在这个时候，
灾难降临了，日本法西斯侵略军（他们自己美其名曰“皇军”），在中国横冲直撞，
播散“王道”，即奸掳烧杀，无所不为。我们在长年的大灾难中，也参与斗争，即
抗日救国。后来日本加入德意法西斯的阵营，把对中国的侵略扩大到整个东南亚，
直到他们被打得五体投地，他们的头子下“诏书”求降。在漫长的动乱中，我们经
历了数不完的坎坷，所幸活下来了——我们同时代的人不到中年就离开人世的不少！
现在国家安定，孩子也成家立业，我们的人生和社会责任算是基本上完成了，忙乱
了一生，我们也相对的清闲下来。虽然我们剩下的日子不多，但说来也怪，这有限
的日子倒成了累赘：如何打发它们？

    1950  年，我在文化部门做外事工作时，业余创办了文学丛刊《中国文学》。
用英文（后来又加了法文）出版，因为它的读者在国外。1953  年它成为正式期刊，
我成了它的专职编辑。它的内容除了古典、现代和当代的文学作品外，还发表不同
时期的美术代表作。因此，我得以“涉猎”绘画。故宫博物院和中国美术馆成了我
常去的地方，除了“精选”美术作品外，还请教那里有关的专家。有时我的老伴也
随我同去。渐渐地我们对绘画发生了感情。

    有时老伴兴之所至，自己也画几笔。同样渐渐地，作画成她的业余爱好了。

    但她已经没有条件成为画家，所以她也没有勇气去找名师指点，甚至还对朋友保
密，怕闹笑话。她只是闭门造车，一有空就画。

    熟能生巧。我注意到她的涂鸦逐渐变得有层次，甚至还有点“意境”了。

    她自己似乎也有这种感觉，开始参考我收集的一些画册，包括我在欧洲收集的
一些著名画家的画册。虽然她所涂的是中国文人写意式的画，但她也从这些西方大
师的作品中得到不少启发，特别是1988  年我们在伦敦住了三个多月，空余时间我
们去参观那儿几个著名的画廊，如“国家美术绘画馆”和“塔特画廊”。虽然中国
画与西洋画是两码事，但西方画——特别是印象派的画——色彩运用有独到之处，
为我们所不及，我们也可以从中借鉴。色彩与地域和气候有关。法国的画家或在法
国居住的外国画家用的色彩明快，而英国画家如著名的康斯特堡的作品则色调阴暗。
这方面的差别，对我的老伴也大有启发。她回国以后，她的画风，如果说她有什么
“画风”的话，也为之一变，她的那些涂鸦——主要是写意小品——的色彩变得明
快和鲜艳起来。一位英国老朋友访华，来我家做客，无意中发现她书房中张挂着一
些画稿。他得知她是作者后，就要求她赠送他一张。她谦虚了一番，无效，只好同
意。

    不料这位朋友忽然灵机一动，要我题词，并与老伴共同在画上签名。他说：

    “这样，这件纪念品的价值就可以翻几番了！”他很诚恳，我也就大笔一挥，
题诗“半首”——因为只有两句，并签名盖上红章。这位朋友非常高兴，我们重逢
的快乐达到了顶点。

    朋友走后，我灵机一动，想出一个绝招。我不时出国访问，见到老朋友，总得
带点礼物。我常为此事发愁。现在这位老外朋友既然喜欢老伴的画——由于他不懂
行，还珍视我们的签名，我今后出国，何不带这种家乡的“土产”作“礼品”？它
们既轻便，又没有什么价值，过海关不会有问题。这对我来说是再轻松不过的事。
老伴也认为这个主意好，问题只是我的题词：我的字与她的画一样，谈不上什么价
值。我只需大笔一挥，几分钟就了事，没什么麻烦。没有想到这种做法渐渐成了习
惯势力。老伴每画完一张，就要我题几个字。为了不使她感到“遗憾”，我也只好
这样做了。

    最近她画了一幅盛开的牡丹，非常得意，一停笔就喊我题词，我那时正在写一
篇散文，正要到得意之笔处，她这一喊，把我的文思打断了。我不无“遗憾”地停
笔，到她的画桌旁“题词”。但我的脑子仍然惦记我那未完成的得意之笔。我心不
在焉地题了几个字就回到了我的书桌旁来，完成那得意之笔。忽然老伴怒斥的声音
打破了室内的沉寂。

    “你干的好事！”她气冲冲地说：“你自己看看！”她拿着那张画，手指着我
的题词。



    我仔细一看，发现我的题字写到画的反面去了。我的心往下沉，只好站着呆若
木鸡。老伴看到我这副傻样儿，似乎气消了一点。我脑子临时一转，找了一个理由，
先是推脱责任，说：“在过去动乱的年月我们穷得发酸，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你还
舍不得花钱，买最廉价的薄宣纸作画，弄得正面的画印到反面上去了。我哪有那么
锐利的眼睛来分辨？”接着我把话头一转，说：

    “苏绣能把画面绣得正反面一样——你看过苏绣中的猫吗？正反的形象效果一
样。你的画也一样，应该说是中国画的新创造——如果不是新发明的话。

    这对国画的发展是个贡献。再说，你不要认为你的作品没有市场价值。当年梵
高的《向日葵》，连30  块钱都卖不到。现在怎样？几千万美金！说不定千百万年
以后，你的这幅牡丹也价值连城呢——特别是有我的题词！它的鲜艳色彩，居然也
在反面放光辉！不亚于梵高的《向日葵》，他还没人题词！这幅画的价值，千百年
以后说不定要超过《向日葵》好几倍！”我的这番议论引发了老伴的幽默感，她微
笑说：“至今还没有人对我的画作出如此高的评价！我太满意了！”“只要高兴就
好！”我说。

    我们之间的一场平地风波就这样不了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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